人流不息的城市充满了拥挤的景象，快速穿梭的车流带来的快节奏、噪声都加重了人们生活的疲惫，另一方面则是交通堵塞增加了时间成本。为此改进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出行方式多样性成为立足点，而因为人口规模庞大，增加的公路、地铁等很快又出现负荷严重。投资的费用与获得的收益存在很大的缺口，需要财政补贴，这种现象在城市交通运营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城市建设与市场化固有的偏差正契合发展经济学一些理论的原则，竞争与价格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因为不存在完善的市场，而且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它依赖于市政建设上的投资，越多的投入带来的改善水平越高，即使造成的拥堵现象有增无减，交通疏导的理想预期始终被庞大的人流基数冲淡，但整体上确实提高了城市居民生活的质量。但是这种单一的模式必然造成瓶颈，城市规划如大宗商品一样其期货的性质注定并不一定理想，试图从城市布局、产业调整、从业人员的疏导成为一种选择。

依靠市场机制发展多样性交通方式固然不错，但也因城市的具体方位和格局不同而形成一定的限制，比如自行车在紧凑的路况和逼仄的环境下就无法展开。而且通勤高峰时段，交通方式往往趋于集中，这就导致需要提高某种通勤方式比如地铁的运力，并与其它方式有效衔接补充。但是，如果地铁的展开促使周边地价上涨，致使通勤人员的生活成本上升则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抑制人们交通条件改善的因素也由此始终相随，这种多元因素对交通的影响使之复杂化。

论及城市公害，比如垃圾处理、噪声污染等，虽然每个人带来的危害很小但基于人口聚集的规模就变得难以处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要么人们自行投资进行处理以免增加危害，要么增加对应的税收项目，这是基于普遍的现象而言的，而且可行性基于居民的认知会有程度不同但目标一致的反响。从这一点而言，公害是可控的，但是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冲突会让公害变得无法忍受，而且易于造成连续的反应致使防治的努力大打折扣。

上述现象一如发展经济学中倡导的原则，即公害如果不能走上持续减少或者改善的路径，任何举措均存在得而复失的可能性。也唯有此才会在费用和收益上获得一定的满足，当然费用增加的规模效应不会由此消失，但显然已存在一定的经济。从另一方面看，对处理公害的投资带来的效果应持续得到加强而非一时之间获得收效，这其中人们在制度约束下的行动将发挥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