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大时代，难免期待雁过留名，何况是出发点本是经世济国的经济学呢。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海外经济学进入反思阶段，中国经济学潮流也随之变化。最近我参加了当代经济学基金成立大会，这一组织由经济学者夏斌、韦森发起，会间讨论立意在于探讨当代经济学“痛点难点”。

细究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反思与不满，有其国际国内两重背景。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公众对于主流经济学届未能预测甚至解释这次危机怀有不满，从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到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均遭遇压力，甚至有各国经济学学生不满经济学授课内容脱离实际成立“反思经济学联盟”。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主流模式的局限自然也会有失望，主流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之际的无力感也会加深这种失望。夏斌即表示成立基金会考量之一在于经济学困境，“现在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很多情况变了，有些经济理论满足不了情况的变化。需要创新新思想、新理论来解释”。

其次，当昔日的榜样出现危机之际，中国经济却在危机之后继续走高，社会转型的需求也迫使精英阶层对于现实理论做出更多回应。中国国际地位的相对提升，由经济的优势衍生到理论领域的自信提升——这是社会心态的微妙转化，中国在不少领域开始不再满足于作为规则与价值观的接受者与追随者，试图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力图改写规则成为重要玩家。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对学生角色不再满意，也在寻求一种可能，即中国经济学能否如同中国经济一样，作为后发者后来居上，在理论创新领域“弯道超车”？

坚信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潜力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沉下心来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谬尔森把数学引进到经济学当中去，但是慢慢的变成了为了工具的严谨性，忽略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大部分人追求一些看起来严谨但是不然的问题。”至于近年多以公共发言为人熟知的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则谈中国经济学应该独立，独立于权力与国内外民粹思想潮流。

与此同时，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强调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中国经济学还需要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可参见钱颖一在FT中文网审阅发言稿《中国特色与中国经济研究》）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亦言，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职业化、更单纯，经济系老师还必须变得更加天真，非常简单地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寻找更好的理论。

这些讨论无疑颇具价值，不仅涉及经济学，也涉及中国精英阶层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思考与彷徨。 中国经济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谈独立？经济学如何与中国现实更好结合？当下中国经济学在学术和思想之间，如何侧重？中国经济学，意味着中国化的经济学还是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些思考当下不可能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却能够借此引发更多反思。任何个体的努力都应该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之中考察，或许是时候重新回顾一下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历史。

我在《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一书中，曾援引青年学者赵晓对中国经济学人不同阶段分类，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第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于光远、厉以宁、董辅礽等；第三代经济学家有财经官员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有 “海归”代表林毅夫、张维迎、易纲等人；第四代活跃于上个世纪末，多是第三代学生，主要活跃于业界。

上述分类较为简洁地勾勒最近三十年经济学集体形貌，当然也不乏疏漏之处。细究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离不开时代大背景。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均收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GDP增速也曾维持多年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经济学也因此地位特殊，成为显学，期间学人也频繁出入庙堂，布道政商巨子。正是因为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化公共化，民间在对著名经济学家只言片语追捧之际，也不乏对于经济学的误读与误解，经济学家的公众形象似乎也与在良知与权贵、真相与谎言之间徘徊不已。

大概而言，目前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以50后和60后为主，70后甚至80后不乏后起之秀，但总体影响仍在形成之中，他们的研究即使关于中国，也往往被国内读者认为过于细节。经济学家白重恩在发言中，举一个数据说明学术研究中的偏向。他援引一位康奈尔大学金融教授的研究结论，即14篇顶尖的金融期刊文章中，少于23%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77%的文章是用美国的数据——这显然超过美国占据经济的比例，也间接意味着，研究美国问题获得发表的比例显然更高。

如今思考中国经济学的痛点与难点，可以将视角放得更为深远，寻找经济学中国化的先驱。暂不论严复翻译《国富论》的久远历史，我觉得可以谈谈民国经济学家何廉。他1919年赴美留学，师从欧文·费雪等人，获耶鲁大学博士，不仅是南开经济学院的奠基人，也曾在当时国民政府担任经济要职，对于战时国民经济建设与复苏着力颇多，后来他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可谓从理论到实务都有深度介入的学者。何廉成就之一就是推动经济学的中国化，他回国20年代之后曾经考察北京与上海等地大学经济学教育情况，结论是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十分惨淡”。

民国学术总被过分夸张神化，何廉所见，则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容易。从老师角度而言，政治动乱使得教师收入难以保证，不少老师为了谋生不得不辗转于不同学校授课，结果不仅没有时间备课，更无资金与功夫去从事研究、更新教材、考虑学生。当时老师不少是英美留学生，教材也是英文教材，教学内容几乎全是关于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状况，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及农村经济的课程，有不少老师对于国外某一领域往往有深入研究而对于中国对应领域则毫无了解；从学生角度而言，由于缺乏对应社会经济环境，对于西方内容为主的教材接受起来也有困难，而且课程设置太多，“每门都是高度专业化”，如此导致经济学学生看不懂当时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甚至不能胜任其日后的对应职业。

何廉的结论是中国大学课堂制度“有一种非常脱离实际的矫揉造作的气氛”，课堂气氛完全是在“温室”，更不用说图书馆资料以及专业中文期刊的奇缺。于是他带着改良的态度进行经济学“中国化”教学。由于他的海外背景，他将这一过程首先视为自我教育，并且尝试为教学收集大量资料，培养了过学生对于理论与实地研究的兴趣，创办《世纪评论》与《经济评论》等具有公共影响的杂志，为经济学在中国的落地做出不少贡献。

对应当年的情况，今天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几乎是当时的镜像。随着北大、清华、上财等陆续引入海归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在最近二十年进入规范化道路，教师待遇也高于其他学科，资深经济学家中不少更是活跃公共领域，观点备受各方关注。一派欣欣向荣之下，经济学在中国的规范在形成，总体趋势就是西化，不仅一流经济院校教材大量采用原版，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更将英文论文作为首选——如此氛围之下，甚至有人担忧中国经济学离现实太近，言中国本土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关注实际太多，应该改名叫《经济问题研究》。

经济学在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而短板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之内，这是学术突破与中国问题纠缠并生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经济学学术主流道路构成规范路径的可能，中国最好的经济学院基本建立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整体水准以及规范化程度在社会科学可谓领先；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日益精细化专业化数理化的道路，当中国问题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多重转型考验时刻，也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凭借主流经济学在研究、解释（更不用说解决）中国问题时，时不时遭遇无力感。

何廉认为一个老师如果不能探讨探讨执教本国的经济问题，那么他不过是在“空谈”。在他的年代，在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面前，他做出自己的探索与贡献，他的“经济学中国化”并不是否认经济学的西方背景，而是为经济学在本土的真正落地开花做出嫁接，这种中国化思路对于今天反思经济学仍旧有启发意义。一代有一代人的工作与贡献，如今青年学者起步阶段研究，不得不更多侧重具体学术问题，而资深学者其实在不受学术体制的约束之下可以研究一些宏大问题，可以在思想领域有更多创设。

对照今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痛点，既在于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的落地，也在于对精细化研究范式做出拓展。后一类问题是全球经济学者面临的共同挑战，即如何在放松某些过分理想化假设的情况下，不失严谨性地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解释。正如经济学家田国强在为FT中文网《经济学》专题撰稿中指出，强调经济学应来自现实与服务现实，“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科学，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来自于现实。不过，经济学既然不能够做实验，那么它的依据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分析。”其次，中国急剧变化的制度环境与经济表现之间的互动，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或许能够鼓励他们强化对更现实的前提假设的关注。毕竟，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每一次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都是理论创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错误的学术最多是象牙塔中空谈与无用，而思想则可能使社会滑入危险的境地，多少危机的起源之一正是哲人国思想作祟。回看历史，最终使人谦卑。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是中国故事的主要戏码，未来三十年，关于中国故事的旋律更多是法治之路，经济学在过去已经做出不菲贡献，或许未来转型需要政治、法律等其他学科的更多努力。

理论的有限性在于，其实施存在各类现实约束条件，“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的遭遇不应该仅仅看做新古典主义的失败，也是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失败。最终一项社会变革的成功推动，不仅在于学者政治家等精英阶层理念，也维系于公众观念的更新与社会共识，还在于天时地利推动。无论学界还是民众，都应该学会不要任何神话任何学科，分工决定了社会职责的不同，未来经济学的“去魅”难以避免，正如宏观鼻祖凯恩斯的一句俏皮话，“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作牺牲。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