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11月16日,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二十三讲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本期论坛主题是:“实体与金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石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辩起”,在辩论环节,金岩石老师指出,{1}张林辩,两个人都说市场,但是在张维迎的眼里是企业家,林毅夫的眼里是政府,两个人都忽视了产业政策真正的推手是投资人,所以张维迎不懂金融,林毅夫不懂经济,我是要把林毅夫钉在经济学的耻辱柱上,因为这样的人在上书堂行走可能构成中国宏观政策的灾难。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这个职业至少不要说谎。但是林毅夫的谎言在哪里?到今天很多仍然在重复着一个理论叫三驾马车理论,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请问各位初级班的大学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三驾马车理论吗?没有。“三驾马车”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翻译出来的,英文没有。这就是英文和中文的差别。那么三驾马车如果从数字的含义上讲,是统计学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而经济增长真正的源头是三大要素,劳动力投入,全要素驱动和制度性变革,林毅夫不可能不懂,但是他装傻,为什么?是因为三驾马车理论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让他可以去拍马屁,拍了马,马没放屁,他放了屁。{2}政府可以引导,但当市场选择了,政府必须服从。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产业态度,而不存在政府决定着产业政策由市场和企业来执行。林毅夫最大的缺点在于让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让政府凌驾于企业之上,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企业家,我不否认投资一个基础研究对国家创新无比重要,但这是你的责任,不叫风经验,因为你没有风险。当我们去定义企业家的时候,英国人讲实话,说英语里没有这个词,所以借用了法语,不承担风险的任何投资都不叫投资,那是你的责任。{3}当他(林毅夫)说,中国35年的高成长证明了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这一句话就把他钉上了经济学家的耻辱柱。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量来源于巿场对旧制度的矫正!
我不赞成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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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林毅夫老师曾经说过,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我苗实先说一下,我们的政府脱胎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现在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中政府的某些惯性,这样的话,对政府自身进行改革的空间相当大,而且在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阶段,这个问题更为迫切,越是拖延,问题越是严重,所以政府不可能是绝大多数正确的。但是,政府自身需要改革的空间相当大,并不代表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都是错误的,譬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还是做对了,所以才有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第二,金岩石老师关于三驾马车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需要强调的是,三驾马车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理论,是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救急的短期分析。但是,长期持续增长,尤其是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不能依赖于三驾马车,而要从经济增长理论给出的三大源头来分析,特别是制度的变革,包括对政府自身进行的改革,还有技术创新,太重要了。第三,金岩石老师对产业的态度或分析,我是认同的。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家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市场和企业家选择并决定了的,政府必须服从,然后做好自己分内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而且,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政府千万不要干预产业,一会儿扶持这个产业,一会儿扶持那个产业,这样厚此薄彼,毫无道理。
下来,重点讲一下,我为什么不赞成把林毅夫老师钉在耻辱柱上?其一,学术本质上讲,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自由而平等,没有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讲,即便谁有时候讲错了,也要给予解释甚至改正的机会,不能一棍子打死。也就是说,学术上,要让人说话,也允许说错话,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天塌不下来。毕竟,学人,自始至终秉持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其二,古人云,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那么,在学术方面,有对立面,有交锋争鸣,很正常。也就是说,林老师可以讲,金岩石老师也可以讲,大家切磋交流,探讨提高,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没有必要谁把谁钉在什么耻辱柱上。其三,通过对林毅夫老师的长期学习研究,我认为他并不是一无是处,而且确有可取之处。可以说,除了为人处事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外,至少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给人许多启发,包括让我或许有机会成为新结构经济学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当然,林老师,包括他的学术,并不完美,还不断在完善,或者存在严重的缺陷,期待他壮士断腕,毅然决然去跨越。在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中,相当强调有为政府。其实,有为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有限政府就是民主法治政府,否则这个有为政府的风险无以复加,往往会招致灾难性后果,譬如就不可能出现林毅夫老师一贯主张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个组合。毕竟,正如田国强老师所言,有效市场的前提同样是有限政府。否则,不是有限的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有有效市场。当然,林毅夫老师的有为政府,主要表现在产业扶持上。但是,他的这个有为政府的边界和内涵究竟如何,目前不确定性很大,不得而知。另外,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确实是脱胎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成功的实践经验,那么其中的有为政府就不是有限政府,而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与林毅夫老师争论也好,张维迎老师和田国强老师与林毅夫老师争论也好,还是其他更多人与林毅夫老师争论也好,焦点集中在政府的界定或内涵,如果林毅夫老师明确承认,有为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的话,那么许多争论自然会退去,共识就会远远大于分歧。不过老实讲,要得到林毅夫老师这个明确承认,极有可能相当渺茫,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有一篇2007-06-29发布的文章,即曹昭明先生的《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文中指出,从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职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职能范围无限,它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事情,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凡事找政府”的深刻印象。二是管理方式无限,动用了各种能用来管理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行政、法律、经济、道德约束等一切手段,而且行政命令成了一种最主要的管理手段。这种全能型的政府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该由政府机关办的事情,干预了市场;二是“缺位”,该由政府机关管理的事情,如服务、监管等方面的事务、政府做得还不够;三是“错位”,本来属于某一政府机关管理的事情却被另一政府机关所管理,以致造成事权不清、相互扯皮。这样,一个无所不为的无限政府最终只能是一个无所作为瘫痪的病态政府。在百度百科有限政府词条中,还可以看到,有限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并不对立,相反,有限的政府是有效的政府的前提。不是有限的政府,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无限而有效的政府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政府。大跃进、文革之类的“伟业”,就是这类政府的最典型的注脚。在有限政府之下,要使国家和政府有所作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加以必要的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国家的能力。一个合理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有限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