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坡一角
党坡，是我的家乡。作为自然村，它位于河南省唐河县城北，记得当年父亲与外地书信来往，落款地址是“唐河县城北十八里前党坡”。在人民公社早期，这里归唐河县张监庄公社管辖，后来张监庄公社撤销，归唐河县源潭公社（现改为镇）管辖至今。党坡在方圆几十里内算是一个大村，共5个生产队，上千人。我家所在的这个第15生产队，22户人家，全部姓党。下决心走出党坡，到外面去工作和生活，是我在少年时期的一个志向，用现在流行的语言，其实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党坡既不是山地，也非绝对的平原，属于岗地，丘陵地，地质地貌上应属黄淮平原到大别山、伏牛山的过渡地带。这里土质不是很肥沃，那个年代以种植小麦、红薯、棉花、豆类为主，粮食单亩产量不是很高。1969年前后，10多岁的我正在村办中学里读初中，属于初中“老三届”。源潭街（当时公社所在地）有高中，全社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高校、高中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初中生也就无法正常升学。学生们除了参加学校例行政治性的活动外，回到村里、家里，参加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就越来越多了。
夏天割麦，冬天兴修水利；春天犁地、往地里送粪，秋天刨红薯、摘棉花、种麦子等等。一年到头老里少里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到了年终分配，生产队收获的粮食缴完公粮后所剩无几，尤其是小麦，除去来年的种子，能够作为口粮的微乎其微。没有小麦，就没有白面，没有白面，就吃不上白馍。
为解决乡亲们的口粮问题，生产队要种许多红薯，这东西产量高，一亩地能产千把斤，人吃、牲畜吃均可，依靠红薯方能填饱社员们的肚子。到了秋天，家家户户都要挖很深的红薯井，将红薯藏在窖里，依靠地温防止冻坏，保证一家人冬春不会缺粮断顿。还把“接子红薯”礤成红薯干，晒干后存放室内作为口粮充饥。
由于红薯是主食，家里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红薯：早饭是红薯稀饭、红薯面馍，中午蒸红薯、红薯面汤，晚餐，我们家乡土话叫“喝汤”，碗里是煮红薯干勾点红薯面，稀一点的算汤，稠一些就是饭。尽管母亲想方设法把红薯做出花样让我们吃，如炒红薯丝、红薯面掺和点盐外加一点葱花做成面片、蒸红薯面馍时尽可能再往里面掺和点高粱面等等，这样虽然花样出新，口感也好一些，终归改变不了这些食品仍然是红薯的本质。
红薯虽然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吃多了容易产生胃酸，常常流口水，我后来在读高中时经常胃痛，检查发现是患上胃溃疡病，应该就是长期大量食用红薯的后果。不想再吃红薯，是我当时立志走出党坡的原因之一。
常言说，“农家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农活简单易学，但功夫在体力、耐力和吃苦精神。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劳计酬制度，计酬的计量单位是工分。谁家累积的工分多，谁家在年终分配时就会多得一些。
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我也主动为家里分忧，尽快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多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劳动。生产队规定成年劳动力干一天得10分，学生们劳动干一天给7分。多数农活儿我试着干，都能愉快地干好。唯独夏季割麦，令我十分恼火。割麦时右手持镰，左手拢麦，镰起麦倒，左手要即时将麦子抓住整齐的放好，以方便后面的人捆扎。期间需要左右手默契配合，否则，要么割掉的麦子洒落一地，要么你抓住的麦子还有一些没有割掉，需要回镰补割。
对于我来说，最难受的不是双手默契地配合，而是整个割麦过程一直要弯着腰。一般情况下，割麦时每人一次负责三茏，从地这头割到地那头。人家高手“刷刷刷”地割着走了，你如果割不快，落在后面，别人不说，自己脸上也挂不住。最难受的是你要一直弯着腰，机械性地重复着一个动作。我个头稍高，弯腰时比别人可能要弯的多一些，时间长了就很难受。割一会儿，就想直起腰舒服一会，这样就往往跟不上趟，时不时落在后边。
好在当队长的四伯老是照顾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说：“万顺（我的乳名）），你去那边装车”！装车是站在牛车上，将捆好的麦子一捆一捆的摆好，一直摆到很高很高，再用绳索捆扎牢固，从地里拉回村里，卸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不想在农村割麦子，也是我下决心走出党坡的另一个原因。
老党家把繁衍后代之事看得很重。我还没有成年，父亲就开始为我的婚事操心。希望我早日成婚，早日得子。遗憾的是那时农村女孩出嫁流行要彩礼，谁家的姑娘出嫁男方出的彩礼多，就意味着谁家的姑娘有能耐，有本事，女方家里人就显得很风光。
当时流行的标配是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东西很紧缺，全部需要凭票购买。掌握这些紧缺物品者，是县一级的商贸物资供应机关，哪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想要就能够要到的。我家父母是农民，亲戚也是清一色平民百姓，几乎不可能弄来这些东西。再说，我知道家里穷，即便有了购物票，也没有钱购买。
父母一年到头在农田里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他们再在我的婚事上作难，受这些熬煎。所以就下决心走出党坡，只要能到外地工作，娶个不要彩礼的老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整个初中、高中读书期间，有不少女同学很是漂亮，我也一定会看上一眼。不过，也就是一眼，不会再看第二眼。因为，在我的心中，此生我不计划在党坡生活，我要到外面去，寻求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1972年底源潭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想外出，走国家招工之路，没戏；参军，“林彪事件”后又暂停征兵，这条路也没戏。上大学，国家办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实施推荐制，这条路距我十分遥远，似乎远在苍穹，肯定也没戏。
直到1974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冬季征兵开始了。报名，体检，家访，一切顺利，当年12月26日，唐河县武装部给我下发了入伍通知书。28日开始在唐河县政府招待所集合，由部队接兵干部带领，组成新兵连，向着部队驻地河南安阳出发。
1992年在部队
部队驻地在安阳县水冶镇以西10多公里的太行山区。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步兵第486团七连一班。半年后被抽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学习新闻报道工作，吃住和各项军事活动，与团里司政机关干部一道。参军离开党坡，并不能排除就不会再度回到党坡。
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服役期满，战士是要复原回乡的。如果在部队期间提升为干部，按照国家政策，就要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了，就不用再回到党坡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提干。
党家后代一定继承了先祖“善学勤耕”的传统基因。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老干事和军队新闻工作者们的指导下，很快在新闻报道这一行入门。自己采写的反映部队军事、政工、后勤训练的新闻稿件，陆续开始在武汉军区《战斗报》、《解放军报》见报，引起部队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在部队也引起巨大反响。
1976年入党，1977年11月被任命为八连三排长，1978年9月调回机关，任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负责全团新闻报道工作。1979年春季随部队赴广西参加中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后，11月调入162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负责全师的新闻报道工作。1981年8月又被调入54军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依然是负责全军的新闻报道工作。1986年底调入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仍然负责河南省军区系统的新闻报道工作，直到1994年底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期间采写和组织了众多先进个人、先进经验的新闻稿件，为部队新闻宣传工作出了应有的力，流了应该流的汗，受到部队首长、新闻单位和战友们的好评及肯定。
走出党坡，其实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坡。那里是我的家，是我此生不能忘怀的地方。我的军旅生涯20年，几乎全部是在河南，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豫北。我虽然在新乡部队驻地娶妻生子，最后把落脚点放在黄河以南的郑州，既不是豫北的安阳，也不是新乡，为什么？就是为了回唐河方便一些，距离党坡更近一点。
转业地方工作后，我仍然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分别担任河南省工商局报刊社记者部主任、副主编、主编、《中国工商报》记者等职，期间多次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党坡。每次回去，见到乡亲，见到族人，都是问寒问暖，激情万千。
1981年春天父亲去世后，母亲跟随我到了军营。两个姐姐早已出嫁，弟弟在县里中学教书并成家，我家在党坡已无人居住。后来母亲去世，党坡给我的牵挂，渐渐地转移到坟地上，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去上坟，跪拜祖先，凝望故土。
我虽然走出了党坡，但党坡的岗，党坡的河，党坡的地，党坡的人，党坡的一草一木，都让我终生难忘。有时候甚至突发奇想，可否在党坡的小河边上盖个房，弄个小院，院里栽几棵树，种点蔬菜，深情休闲的体会一下儿时的田园生活，直到永久的闭上双眼，深深埋入党坡的土地。
党中选近照
作者简介：党中选，男，1955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河南省唐河县人。1974年底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排长、干事、文化工作站站长(副团、中校)等职。期间主要从事部队新闻报道工作，组织采写各类新闻稿件近千篇，所在单位和个人多次获奖和被评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受到武汉军区宣传部、《战斗报》社、济南军区政治、《前卫报》社、《解放军报》社的表彰奖励，在军内外有着一定的影响。曾经两次立功，其中一次战功。转业地方工作后主办工商报纸刊物，受到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优秀出版工作者”，连续两年被《中国工商报》评为“优秀记者”。近年编篡出版反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丛书《虎啸南陲》、《魂系南陲》、《魂牵梦萦钢七连》，受到参战老兵的喜爱和好评。现为处级退休干部，兼任中华党氏宗亲联谊会河南分会会长。电话：13703860886,18530990577；邮箱：[email protected]；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125号院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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