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几年前，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Paul Heyne（1931~2000）等人写了一本名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的书风靡全球学界，受到1993年经济学诺奖得主道格拉斯·斯诺大力推荐。经陈宇翻译后在中国发行出版时中国学者梁小民张维迎熊秉元等都为之鼎力宣传。但钱皮注意到推荐者对此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斯诺认为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但张维迎认为这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但是写给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看的，希望普通民众也来读一读。梁小民也认为它更适合一般民众阅读，更有利于大家《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我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书，除了其讲述方式与之前的经济学教材有所不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这只是一本讲述方式不同的教科书罢了，而内容还是老的一套。无非是保罗用了新的方式来讲述旧故事而已，是换一批演员翻拍旧电影，是一个历史事实被不同的人用来作为小说题材，故事依旧表演方式讲述角度不同。所以，看过保罗教授的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荐书者甚至是作者本人，都在做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作者书中“没有理论是更糟糕的理论”一节里讲到，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回答任何有趣和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重大的问题，这个可以原谅理解，但有娱乐精神和娱乐效果也行啊，可是作者说它连有趣的问题也回答不了。这让我非常吃惊，首先的问题就是：作者究竟为何要写这本书？为何要普及这种百无一用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呢？让普通民众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可是连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有趣的或者重大的，这是为何？莫非是因为“没有理论是更糟糕的理论”而非要创造出明知无用的理论？纯粹就是为了“有理论”？

中国有个成语，学以致用。不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某个方面的坏处的事物，人们不会觉得它是问题，不会去思虑它，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的。没有人会为思考而思考，去思考不是问题的问题，更不会去学习不能解决问题的什么纯粹的思维方式。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性，但人类还具有独到的一面，即本性之物的理性。没有人会把一个趋害避利者看做正常人（理性人）。而做无用功就是害，就是入不敷出。

《经》书风靡全球，除了名人推荐之功，我相信读者不是读来做文学欣赏的，而都是冲着知识冲着学以致用来的。所以，作者说经济学理论无用，自相矛盾之中还透出了几分象牙塔内学人的矫情。

从荐书者的序文就可以看出，其实张梁两位并不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没有用的，反而是有大用的，所以不仅仅推荐给学生，还希望官员和普通民众都能读一读。他们都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人们判断一项政策的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权衡利弊做出选择。所以我怀疑几位荐书人并没有通读过此书，因为作为“导论”，对于梁张熊汪这些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们来说，这是门儿清的事，可能根本不用去通篇阅读，看一眼其目录就知道全部内涵了。

但张维迎更明显的荐书用意并不在于此书如何优秀有何价值，而是用来力推市场经济和反对计划经济。通篇序文里都是在讲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缺点。张维迎在序文的最后声明了对国家干预的强烈反对。但梁小民教授则在序文里声明国家的干预在非完全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是可以接受的。但两人似乎都回避了在标称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里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种事实。

理性人的假定是不可抛弃的，因为这个假定认定了人的行为的理性——也就是利弊权衡的能力。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的行为都是不可捉摸的不确定行为，则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有结论。法律也不会对缺乏合理动机的行为进行制裁，只会将之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人来看待。所以才有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精神病人的监管、激情犯罪等等。近代经济学推出的“有限理性”理论，几乎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次自宫。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讲述方式的确是独到的。开篇是以“秩序”“合作”切入的，具体例子就是关于交通拥堵的看法。作者从堵车现象当中看到了与众不同的秩序与合作精神。大概是因为这是开篇精彩，所以梁小民张维迎两教授的序文也都以交通秩序问题开始（他们都只看了个开头？）。

在汽车世纪里，堵车问题可谓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堵车开篇，对这个问题用所谓的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进行分析，目的应该在于着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起码是对此抛砖引玉，并非作者后面所说的经济学理论百无一用。张维迎则用交通规则的指定这种案例来阐明市场经济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弊端；梁小民教授则盛赞作者的见解独到并附和将这种所谓的混乱中的秩序归功于市场经济。殊途同归——为市场经济三呼万岁。

可能是经济学的霸权习惯给了《经》书作者以经济学家身份关注秩序问题的自信。但经济学形成理论和市场经济形成制度的历史要落后于其它社会学科很久很久，充其量也不过是“新贵”。而其它学科对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的关注由来已久，各门宗教的“圣经”，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等先哲的论述，中国的孔孟之道等等，无一不是关于社会秩序的。

作者将堵车当中的秩序归功于市场经济，这种思路钱皮猜想或许是因为美语当中economy一词包含了管理和秩序的含义。但就中文来说，问题就是问题，是trouble，是problem，而不是值得称赞的order。堵车如果算得上社会问题的话，一定是在人们心中它是和秩序一词有相悖之处的，没有人会觉得表现了秩序和合作的现象是一个“问题”，就像不能把一个守法好人放到监管罪犯的监室里一样，不能自相矛盾。

秩序，其实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尤其是生物界，更不要说人类当中了，这用不着经济学的理论去解读。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本身就是要解读人类行为当中的规律和秩序的。如果想用堵车现象来导出经济学的伟大和市场经济的神奇，实则是用心过度了。

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而在人类创造出工具之前，本来就是自带工具的。我们的手脚五官，都是工具，现在还是，如果父母给的坏了现在还可以换上一个人造的。过去我们用双脚奔走，完成从一地到达另一地的交通，后来是骑马骑驴，天子驾六，现在是汽车。但是显然，汽车也不过是人类使用的交通工具当中的一个阶段性工具，早晚会被更快捷更安全的工具替代。凡是动物，都会“动”，都会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点。鳞潜羽翔虎奔，蛇虫无胫而走，都是自然现象。

如果对人类的堵车问题感兴趣，不如先考虑一下，为何密密麻麻的蜜蜂从天空汇集到小小的蜂巢时不会发生飞行事故；为何遮天蔽日的鱼群为何没有发生撞船沉船；为何数以万计的角马迁徙的狂奔没有发生人类集会时的踩踏。难道莫非其它动物有着比我们人类更先进的一套经济学理论不成？所以，解释这些显示了惊人秩序的现象，对生物学行为学的兴趣与研究足矣，用不着往经济学的怀里揽功和脸上贴金。

秩序就是规律，规律统治着整个宇宙。宇宙从诞生之日起，秩序就在进化和建立之中。《幼学琼林》开篇即说：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者上升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为地。直至演变成星系有序和生命的出现。《千字文》有曰。海咸河淡，羽翔鳞潜。自然界处处都是神工鬼斧的天设地造，几十上百亿年过去了，宇宙不是出现熵理论所预言的一切都走向高熵的混沌，而是从混沌到有序，连漫天飞舞的雪花也是一个个美得惊人的水分子结晶体，以致人类颂呼之为“花”。

对于混沌之中的秩序的考虑，科学家要比经济学家要深入得多。数学家几十年前都在研究混沌数学了。在这个IT时代，计算机专家们也开始用混沌理论（chaos）的思路研究算法的更新。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有人开始提出“涌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就是对类似蚂蚁行为这类混沌现象研究得到的启发——一个个小蚂蚁在貌似混乱的各行其是当中实现了很好的社会性存在。混沌的思路在气象学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上的气象卫星和地面的巨型计算机处理着极其庞大的气象数据。

现在，涌现计算的思路以及成功地变成了“云计算”——用一套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实现了一个稳定的存在。貌似混乱不堪的海量数据现在叫做“大数据”，已经在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服务当中。现在，有人又尝试将涌现算法用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面——用众多的简单思维来实现高级的智能，而不是过去那种要设计出一个高级智能的程序的思路了，真正实现了中国成语所谓的“大智若愚”。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文版发行不久之后的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让“监管”一词成为热词。那么，监管和干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经济学家对此持什么立场？是zf不要以监管之名行干预之实？还是经济学家不要以干预的指责去否定监管？疯狂的QE究竟有没有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应当？个人认为，两种没有本质区别，干预是软性的监管，而监管是硬性的干预，不是要不要，而是软硬程度和方法刚柔之别。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导论”而不是正式的教科书，但作者却还是宿命地陷于对诸如“需求”和“需求量”的甄别这种“教导”之中。既然是导论，既然不从基本概念定义讲起，这种甄别也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没有入门的读者会在以后的正式学习当中有所了解（实际上是无从了解，因为没有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对价格、需求量这些基本概念有过严密和科学的定义）。

说回去“堵车”、计划、秩序和合作。

三国里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古典经济学成形一来，经济学都一直在谈论“分工”，谈论分工对人类进步的好处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现在，保罗开始逆向思维了，不同分工，开始谈合作了。

然而，如同天下分合一样，分或者和，都是策略，不是目标。天下或分或合是为了江山万代。同样，经济上分合也只是谋求更大发展目的的手段。经济策略的原则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管是分还是合，怎么做有利自己就怎样做。

张维迎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序文当中总结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再说白一点就是说人人都在考虑着得失利弊。但是，得失利弊这种事实际和经济学、市场这些人类发明无关，这是生物的本能，角马大雁大马哈鱼都知道迁徙，连细菌和病毒都会趋利避害进化出抗药性。任何一个不会趋利避害而是趋害避利的物种或者个体都是自取灭亡，是自杀，不可能存在下去。

所以，保罗所惊叹的堵车现象中的合作和秩序，没有可以和市场和经济学挂钩的地方，如果强行挂钩，也只能解读为秩序、合作这种自然的东西无处不在地反映在了市场当中，而不是自由的市场创造了秩序。鱼儿游在鱼缸里，不等于是鱼缸创造了鱼儿。

如果非要在秩序和市场之间建立人为拉扯，实际上，更快更安全的交通系统，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而是相反，是以更具计划经济特征的方式运行的。公共交通日益突出自不必言，呼之欲出的自动驾驶交通系统，表现的不再是让保罗惊讶的各自为政的个人在驾驶过程中的合作和秩序，而是完全可以交给一个实际上具有公共属性和计划经济属性的中央计算机系统，开车之前设定好目的地，系统以总体最优（最省时最节能）为原则自动分配道路资源，人类从司乘一体变成了纯粹的乘客，无须通过个人驾驶来表现堵车当中的秩序与合作了，保罗寄于市场机制创建了秩序和合作的功劳也不复存在了。

没有免费午餐，也同样不能因此导出市场经济是必须的这个结论。任何生物都为生存支付着代价，不等于它们都得在市场机制下生存。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午餐也是产品，农民的种植，厨师的烹饪，都是代价和费用，午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公有制下也是讲多劳多得，午餐也没有免费。

其实，经济学家中少有懂得市场经济这个词语的。经济、市场的核心含义就是交易二字。交易之外的生产和消费，每个物种每个生物个体都会，但是我们不会说它们有交易，更不会认为它们有我们人类尚不能理解的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理论，尽管它们有有秩序的种内合作和种间合作存在。但只有人类有交易行为，并且形成了以交易为核心的市场制度。所以说市场就是交易，而把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理论用于解读其它现象，如所谓的秩序、合作、制度等等，都是学术霸权和自不量力（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学科交叉发展）。

经济学如一贯之反对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但自身在理论研究领域就一直扩展着垄断和霸权，抢夺不属于自己也不熟悉的专业领域里的话语权，不是以身作则反垄断，而是以霸制霸。

社会的运作规则和市场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政策的合理性完全取决于决策权的合法性和决策过程的合法性，而不是市场机制下的利益取向。社会政策包含的价值概念要远远宽泛于市场机制下的价值概念。社会政策面对公众，所以，必须讲公平和民主；但市场机制是个人逐利，准确地说就是追逐金钱之利，所以它讲效率，讲金钱的投入产出比，讲财大气粗的财权，而不是公平和民主。因此，以市场思维去考量社会政策，思路有问题，原则有问题，方法也有问题。

而谈论交易，就不得不谈论交易的基础，包括其政治制度基础和所有制制度基础。交易行为，形成制度和体系，其所有制基础就是私有制，是私有权。因为没有私有权就没有参与交易让渡所有物占有换取物的资格。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一直抓住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不放的。而现在马克思已经不再吃香了，当今的经济学人对此则是避而不谈或含而混之，一切所谓的经济学研究和市场经济研究都是在默认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前提下展开的。

如果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核心含义就是“交易”二字，如果认识到交易的政治制度基础就是私有制，那么很多问题的看法就会不同。比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事，和市场经济本无关联，狮子捕猎还要奋起狂奔一番呢。猴子为摘取桃子需要费力攀爬或摇动树木，为午餐付出了代价，但不需要像其它的猴子支付什么代价。但若要将之和“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挂钩，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问：为何午餐在他人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他向我收取代价的权利是从何而来的？

所以，问题并不是要不要为需求付出代价，而是代价付给了谁以及为何要付给他，为何付出代价的是你而收取代价的是他。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老生常谈但常谈常新的敏感话题——原罪。也就是为何有些人手里有那么多午餐的问题。有人会和保罗一样，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保罗从混乱的堵车当中看到的是秩序和合作，这些人则把原罪问题解读为“禀赋”。既然很多人不喜欢谈论原罪这个话题，这里也先就此打住。

经济就是市场交易，交易者肯定关心如何交易，也就是交易比例如何，一个换取几个。所以交易比例也就是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知道交易者除了关心交易比例之外还要关心价格干吗？

既然交易比例就是价格，价格概念就必然涉及到两个交易者和两种交易物。不是每个交易者手中的交易物都一样，也不是每一个交易者都愿意按照同一的比例交易。所以，才会有“自由市场”这个说法。所谓自由，就是自由地取舍交易对象，自由地决定是否同意成交。

按照何种比例交易，也就是以何种价格交易，是交易双方自由讨价还价的结果，也就是说，“价格”是一个因变量，是一个交易双方根据其自身需求和支付能力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自变量。

但全世界的经济学都是把价格当做是自变量来分析，经济学家一天到晚都在分析人们如何根据市场价格决定需要购买多少，而不是需求决定价格。保罗《经》书也是这个价格自变量套路，了无新意。而这个决定一切的价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没有人愿意谈起，似乎在默认价格是天然生成和天然存在的，交易者只需要被动接受就可以了。早年Walras认为价格是拍卖师决定的。现在拍卖行的拍卖师和交易所的交易员们还在承担着所谓的价格发现和价格决定的角色，交易者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并且不知道自己愿意为之付出多少，一切听交易员和拍卖师的。

真的不知道这个比例天定、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只能被动接受下的交易制度和市场规则是怎么又被经济学家称作为自由的完全市场经济的。

而反过来，一旦确认价格就是交易的量比这个价格概念，现有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会瞬间垮塌，因为没有一条涉及到价格概念的经济学理论采用的是这个价格定义。

既然按何种比例（价格）进行交易是由交易双方自己决定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经济学家思考价格问题以及价格如何影响需求是出于什么立场。理论上，经济学当然应该持中立立场，因为经济学家只是交易双方之外的中立观察着，没有对交易如何进行指手画脚的权力和理由。以往的经济学都没有做到中立，不是站到厂商角度讲利润讲发展，就是站在居民一边讲收入讲消费权益，离中立的科学地位相去甚远。

但民众不同，民众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参与者，他们只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不违法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原则考量自己的得失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和立场去考量经济学理论也无能为力的公众和公平问题。所以，不知道梁小民教授要求民众也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有什么用处，别人如何交易，和自己无关，自己也无权干涉，总是做太监之急状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