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六年五月七日，北京发生了雷洋事件。二十九岁的雷洋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这天晚上八点半，他离家去机场接亲戚，凌晨一点半，家人收到了他死亡的消息。警方说，雷洋涉嫌嫖娼，在抓获中，暴力抗法，企图逃跑，押送途中，身体不适，送医时死亡。这件事掀起舆论大波。由于官方的发布落后于舆情，警方的通告疑点太多，人们要求公正调查死亡原因，拿出可信证据，甚至有人认为，若不回答清楚，人人有可能遭遇“嫖娼死”，生命随时会不明不白消失。
对雷洋事件的“过度反应”，可能反映了中国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不放心”，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安全焦虑，在“法治国家”，并不能免除日常的恐惧。
“不放心”的情况时常能遇到。有次我坐机场班车去首都国际机场，上车时买了票，也查验了，车到二号航站楼，又有人上来查票。全车人都乖乖接受了检查，唯有一名男乘客抱怨，说这样查来查去，会误了他登机时间，“中国人为什么对别人这么不放心呢？明明买了票，还要查几遍。我在国外，根本没看到这样做的。还有坐高铁也是。用身份证买票，进站查票，验身份证，上车时还要查，上车之后还要查，下车还要检一遍票。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有住宾馆，进了客房，服务员就进来查点毛巾，几条几条，怕被偷走了。我一气之下，不住了。服务员说，哎，你钱已交了，不退的啊。我说，不退也不住了。”看来，这位的确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回来不适应了。
再比如小区里，有牌子写着，“倒垃圾请倒进垃圾箱”。在公共场合的自动扶梯上，亦有标志，提醒你靠右边站。在地铁口，很多安检员伺候，最多时，我数过一个口有八个安检员，还加上两个武警，用疑虑重重的眼神打量你。虽然国外恐怖袭击频发，但纽约也好，伦敦也好，东京也好，都不这样。外国人太放心了？在北京的公交车站，也总有一些穿黄衣的老头老太，摇着红旗维持秩序，车进站时，就挥旗指引，好像不这样，公共汽车就不知道停下来似的，而乘客也不晓得该如何上车。过马路，常常也有人负责管理，吹哨子，打小旗，指挥行人过斑马线，好像红绿灯都是摆设。男厕所里也写着“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似乎不这样大家都不清楚怎样把小便射入池内。自助餐厅里也有“请适量取用，不要浪费”的指示。还有的地方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本来，“喧哗”就是大声了，还要加上一个“大声”，可见是多么的让人不放心。
制定的法律，常常遵守不了，也执行不了。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于二一三年十月实行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出境、乘坐飞机、贷款置业等联合信用惩戒。到二一六年二月底，民航限制购票三百八十八万余人次，铁路限制购票七十八万人次，合计四百六十六万人次。这个数量很大，正说明那么多的人根本没有把法庭裁决当回事。他们只服别样的管束。
官员对普通人不放心，什么都要管。有次我看到，搞一个迎接外宾的仪式，有一个文艺节目，反复排练，一位高级官员坐在椅子上，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对自己不懂的文艺，也随口纠正，一会儿帽子的样子不对，一会儿衣服的颜色不好，女导演低三下四跑过来，连连称是，并立即改正。后来这个官员因为贪腐违纪下台了。
网上的东西让人不放心。百度竞价排名，疑虑丛生。另外有的官员，因为有人在网上批评了他，就动用强力部门把人抓起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老百姓对官员和他们代表的公权力不放心。雷洋事件即一例。
上级领导对下属官员也不放心。于是增发文件规定，加强巡视监察。但仍有“十八大以来不收手”。二一五年九月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一件事：环保部一个副司长到地方开会，一到就与手下的处长等人打牌，从下午五点打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然后接着开会。打牌的房间费和茶水费两千元公款报销了。此事听上去跟玩闹似的，与那些动辄几亿元的大贪官不能比，但也是无法让人放心。
单位出国人员护照的管理也十分严格，从百度上即能查到很多这方面的规定，比如实行统一办理集中管理，要持领导批准的出国审查报告，才能“借”到护照，归国后，要马上交回人事部门。下次要用的话还要打报告申请。这是担心人跑到国外不回来了。
大家自己对自己也不放心。不敢把孩子生在国内，要跑到国外去生。在国内生了孩子，也要跑到国外去抢购奶粉。还有扶摔倒街头的老太太，要先拍下照片，再去扶。安装行车记录仪也很普遍，怕被“碰瓷”。
吃的也让人不放心。有次由熟人带到北京郊区，在农家屋里买玉米，农民说，那个看上去很丑的，是自家吃的，稍微丑的，是喂牲口的，外表光鲜的，是卖给城里人吃的。这是根据洒多少农药来分类的。最后一种毒性较大。二一五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食品药品打假“利剑”行动，共侦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一万五千起、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一万一千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万七千名。其中有案值八千余万元的重庆垫江制售“地沟油”案、山西晋城制售三千七百公斤病死猪肉案、陕西渭南制售三十四万公斤“毒面粉”案、上海虹口制售案值一千余万元假牛肉案等等。
据说中国算得上全球治安比较好的国家了，但还是不放心。比如小孩上下学，都要父母接送，常常怕被拐走了。最近电信网络诈骗比较厉害。我及我家里每个人都接到过诈骗电话，而且每天都有。二一六年四月十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十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通缉令发出后，一名叫谭敦辉的在逃三年的嫌犯很快自首。他曾用一条短信一次诈骗了一名公司女会计五百万元。电信网络诈骗中，很多受害者是老人，一生积蓄都被骗走了。
二一六年三月，两会刚结束，“十三五”初起步，就爆出非法疫苗案，涉事药企十三家，五点七亿元非法疫苗流入十八省，造成全国性恐慌。人们质疑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
四月初，又发生了北京和颐酒店“女客遇袭事件”。该女客自称在酒店走廊遭到陌生男人绑架，但在即时监控下，又有酒店保安和其他客人在她身边来来往往，竟然无人出手助她逃离困境。
几乎同时，上海公安机关又宣布侦破一万七千余罐婴幼儿假奶粉案。四月六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披露，在此案中，除雅培品牌被假冒外，国内知名品牌贝因美奶粉也被造假者假冒。该案是违法犯罪分子通过收购廉价乳粉、包装变形的乳粉加工罐装冒牌乳粉的案件。伪劣产品主要销往郑州、徐州等地。这么多年了，假奶粉一直屡禁不绝。而查处过的官员，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升职。
医院乃以生命为本。但五月的魏则西事件，让人太不放心。那么多的部队医院的科室，被承包给了缺乏从医资质、唯利是图的“游医”。实际上，医患关系近来愈发紧张。有的医生让人不放心。据媒体报道，有病人来看病时几米长的小肠被误剪，有病人的正常小脑被当作肿瘤切掉，有的麻醉师滥竽充数动手术致病人终身残疾，还有庸医给病人开膛直接把人杀死了。有一则新闻说，一个农妇到医院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钳刮引产手术，医生操作失误把她子宫刮穿，又嫌麻烦不愿修补，干脆一刀把子宫全切了，谁知手术过程中又把输尿管弄破，做修补时竟又找不到输尿管，只好把病人的一个肾割掉。医院的管理也有问题，在正规公立医院，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你手术住院后去取病历复印，说好十个工作日后可以，但有的就是拿不到，耽误了报销，那些外地来的病人很着急，跟医生护士吵起来。癌症病人的放射治疗，人都坐到了放射的座位上了，才被告知，医生忘了在病患部位划一个东西。说好开的药，有的也忘记了开。
不过，医生护士对病人及其家属也是很不放心，后者中的一些人无理取闹，围攻医院，殴打医生，乃至杀害医生。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发。医生觉得很无辜很受伤。现在，在不少医院的门诊大厅，安排了警察或保安执勤，还布放了盾牌和警棍。魏则西事件后不到一周，五月五日，就发生了广东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精神病人砍杀数十刀不治身亡的事件。总之，医院成了这种奇怪的样子。
对媒体，人们也不放心，现在不知道它们说的，哪些是真的。经常都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不实新闻。有的记者为一己私利，搞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有关事实真相的信息，往往扑朔迷离。这经常成为舆论危机的诱因。
外国人对中国人也不放心。在旅游点，有的只用中文写着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随地吐痰。在超市，中国食品专门分开标注。还有外国人担心，中国人你暴富了，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要把我的几百年的地标性建筑物买过去，推倒重建呢？但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才是真不放心呢，因为有大量的“敌对势力”在搞颠覆。这看看《环球时报》就一清二楚了。
中国人对自己身边的人也“不放心”，由此催生了“朝阳群众”这样的卧底组织。朝阳是北京城区中面积最大一区，有全国闻名的CBD，聚集着绝大多数外国驻华大使馆。无论是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明星涉毒案件，还是小到路边“猜瓜子”诈骗的治安警情，因被“朝阳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打击惩治的案件不胜枚举。还在二一三年，“朝阳群众”便举报微博红人薛蛮子嫖娼（北京的好多新闻都跟嫖娼有关），致使其被警方抓获。此后“朝阳群众”的出镜频率与蹿红速度直线飙升。有热心网友列出了世界五大王牌情报组织：CIA—中情局，KGB—克格勃，MOSSAD—摩萨德，MI6—军情六处和BJCYQZ—北京朝阳群众。“朝阳群众”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可能是商场超市里身穿制服的保安，可能是身穿志愿者服装戴着红袖标的“小脚侦缉队”，又或者仅仅是晨练遛弯买菜时所见的一个个平凡毫无特点的芸芸路人。他们把警惕的目光扫向每一个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耀扬、高虎、尹相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王全安、房祖名、柯震东、毛宁、傅艺伟等名星，均遭“朝阳群众”举报，被警方查处。
以上很多例子，都像是针对小孩子，在做无微不至的“关照”。给人印象，仿佛来到一个“小人国”，不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是小孩子吗？以前倒有“少年中国”一说。那么作为现代国家，中华文明史是多长呢？如果说真正起飞，只有三十多年吧，而且作为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奥运会世博会之后的事吧。这短短一瞬，充斥少年人的不谙世事和无知懵懂，大概需要好好照看和管教吗？
有香港人写文章，说内地很多做派，并非中国独有。中国传统中的，不是这些，因此，现在是“用大陆化去中国化”。也就是说，礼崩乐坏了。但礼崩乐坏不是从孔子那时候就开始了吗？
最近，不放心的事情还在增加。比如小区里由派出所贴出入门盗窃案件数量上升的告示，要求住户换锁。随即来了“公安局认证”的换锁流动站，吆喝生意。看着那两个衣衫不整鬼头鬼脑的锁匠，心想，到底要不要换呢？
科幻作家把不放心推至了宇宙范畴。王晋康的《天父地母》讲宇宙发生大灾难，中国造出大飞船，帮助人类的精英分子逃到外星球。在那儿，中国老师教会各国逃亡者讲汉语，用中国方式思考问题，但后来这些人变得很坏，他们回到地球后，把没来得及逃的七十亿人杀了个干干净净（除了留下一个女的）。
对自己不放心，对他人不放心，对世界不放心，对未来不放心。为什么会这样？科幻作家不知道。有人说，这跟信息不透明、官员太任性、法制不健全、市场无保障有关，但也可能缘于生存本能。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或有一种“怕被讹基因”或“怕被整基因”，也有一种“讹诈基因”和“整人基因”。所以雷洋一见警察就本能地逃跑了。因此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更需有高度敌情意识。非法疫苗和假奶粉什么的，乃至百度搜索和医院承包，搞不好就是为了锤炼敌情观念而在做强化演习吧。
不放心的事情多了，就要进一步加大管束力度，包括采取强制措施，不仅仅信息和思想的流通速度会放慢下来，有时连性命都哆嗦着不知往哪儿安放。这种具有传染性的安全焦虑感才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最可怕的，比经济下行更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