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省份取消农业户口这一新闻，让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再次成为话题。
早于2011年，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博士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他所基于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就无法生存”，在他看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此外，于他看来贫困也是困扰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大问题，他说“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
只是这位被美国媒体视之为“影子CIA”的，政治、经济、外交智库——“战略预测”的老板的论据和结论，不免让人匪夷所思。他的结论是“中国当前处于的位置，应如大崩溃之前的1989年的日本”，他说“日本在耀眼的增长背后，金融系统陷于崩溃”，“这是中国的增长周期达到极限的信号。每个国家都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日本放缓了增长率”。只是，他认为中国必然会像1989年的日本那样崩溃的一个重要依据就不免有点牵强，“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非洲式的贫苦构成了1989年日本的崩溃，这种神逻辑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确道出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落后的非洲在中国，富裕的日本、甚至美国也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的矛盾混合体。也正是这种矛盾所在，在中国既面临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也面临着世界史最不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尚待开发的这一问题。
基于此，我于《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里指出：“正是这种矛盾性、二元性、落后性，反倒决定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以日本为例，在经济上该国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中国相比。其次，其社保体系早已在19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问题，如城市与乡村、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得到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已是饱和的投无可投、刺无可刺了。这也就决定了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
而反观中国，我们不仅有14亿人口，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经济体面对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固然也面对着这一问题，譬如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同时更面对着如非洲穷国般等待发展的问题。两国国情的差异（虽然这种国情是由于政府一手强化的），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也会不同。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辩证的认识到的是，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何尝又不是机遇呢。如果应对得当，哪一件处理好了，都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再次出现质的飞跃。那么《淮南子·人间训》里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将于现实中会找到最新、最好的诠释。
当然，也正是这种明显的人为强化的二元差异，如果应对失当（无需改变，只需继续延续既定的政策就可实现），中国的问题也将较之今日欧美的麻烦，要大出不知多少倍。整个国家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和东西部间极端失衡的矛盾。而是整个国家将沿着目前的这条即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而为之撕裂，国家也将彻底的陷入混乱之中。”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呢？日本经验或可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借鉴。
诚如《下》书提到的，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也曾一度困扰着日本，甚至也一度成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根源：战后，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必然被吸引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人口开始向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在内的三大都市圈迁徙。根据有关统计显示，1955-1975年20年间，日本年均有72.5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业部门就业。伴随着这种人口迁徙而来的是——无论是从工资还是保险乃至各种社会福利，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根本就是一个次等群体——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但日本却只用了20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转型问题。这些举措大致如下：
1、人口迁徙的制度方面：在日本不存在户口性质问题，一个农村居民一旦准备长期出外就业，他只需将有关自己身份信息的“誊本（とうほん）”（类似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但不是机器复印，而是根据原本纯粹手工誊写副本，故称之为誊本）从原居住地登记迁出，在14日内到新居住地登记即可；
2、住房问题方面：在日本，许多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会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
3、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都要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雇佣保险等；
4、日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三日内到新的居住地的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
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日本是在1950年代中期尤其是1960年全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开始出台上述举措的。也就是说，这些政策都是在其还是穷屌丝之时就开始全面实施的。
就日本而言，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而来的是日本农村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前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徙，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就这方面而言，日本的态度是：非常重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对于征用地，他们大多采取高价赎买的政策。也正是得益于此，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并未形成像中国这样发生的“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相反，出售土地后的农民，依靠售地所得的原始资金，或投资于城市房地产，或经营中小企业，这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成为了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地缘因素，一些偏远农村显然无法享受到征地这一红利，那日本政府又是如何来保障他们的权益的呢？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将粮食价格直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进行联动，如果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为10%，那么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粮食价格也随之上涨10%。此外，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也向农村倾斜，不仅给农民提供了便利，大量的工程还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日本农户收入增长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基本保持了一致。
正是得益于这些制度安排，不仅妥善的解决了原来困扰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城乡和地区二元结构问题，还有利的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日本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80年代日本连连昏招，招致失去了25年，甚至还会更久，这是后话。
参考文献：
徐平.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韩和元.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韩和元.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M」.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