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战蚩尤是平息叛乱


  

 

 

 

黄帝战蚩尤是平息叛乱

 

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在利用历史人物、事件、遗址、文物进行造势宣传,以为经济服务。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人们一旦双眼只盯上了金钱,就会只顾地方利益,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顾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以至于将学术研究当招牌,不惜歪曲历史、编造历史,制造假遗址、假文物。金钱一旦介入了学术研究,也就会有些“学者”、“专家”胡说八道。于是乎,就凭空冒出了不少“敢于向《史记》叫板”的所谓“学者”、“专家”。对黄帝战蚩尤史事、性质的肆意歪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河南省依皇甫谧飘“或”不定的附会,说“中华文明始祖黄帝轩辕氏,出生、建都、发迹在新郑”,就否定众多古籍关于“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记载:“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豪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进而,便毫无凭据地

接将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涿鹿”,硬说成是“浊陆”:“所谓‘涿鹿’,其实就是‘浊陆’,即两条‘浊河’边的‘陆地’。换言之,涿鹿也在巩义境内河洛相汇处的岸旁。

而真正黄帝战蚩尤遗址所在地的涿鹿县,为了在依托黄帝史事、遗址上搞甚么“拢断”,就也歪曲史事,将炎帝、蚩尤也要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而提出个“炎帝、黄帝、蚩尤三祖文化”口号,为此就大肆宣扬“历史无是非”论,大搞“为蚩尤平反、昭雪”的活动。说黄帝战蚩尤是“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无所谓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谁尊谁卑,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并无谁是正统该歌颂,谁是叛逆该贬责的问题。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封建正统史观、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过去对蚩尤的定性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历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凡此种种,都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为了附会与胡说,而反对历史事实的一切记载,更丝毫不顾考古发现的历史真实与一切科学研究成果。

那么,黄帝战蚩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只要是认识汉字的人,稍微读一读史书的记载,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是有熊国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平息了一场反文明、反进步的武装叛乱。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对此有着明确无误的证明。

 

一、历史记载

《逸周书·尝麦解》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西)方,司□□上天未成之庆……”

这一段文字中,依今习惯用语而言,既存在着主语之省,存在着错字、缺字。按照我对这段文字结合史事考证后的理解,在加上主语、改正错字、补齐缺字后,这段文字实际上应该是这样: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黄帝请赤帝分正、副二卿,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西方,司少典上天未成之庆……

我们知道在部落方国中,行政领袖称“后”,军事领袖称“帝”,故其时的事实是,炎帝姜榆罔之职称曰“后”,黄帝姬轩辕之职谓“帝”,黄、炎共称之辞用“二后”或“二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二卿”之实际所指,即特指从国都青丘派到“太昊”、“少昊”两地的正、副二卿;有熊部落方国之都是青丘,其后称“轩辕之丘”,这就是现在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六十华里处的“黄帝城”遗址。“少昊”指今山东北部地方。所以,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西方之谓,就是以临近于少昊之西有熊国都青丘之控制;黄、炎二帝之父“少典”不是真实的姓名,而是在其死后,按其生前主政有熊部落方国,将国家建设得“小有典章制度”之功,所上的一个谥号。同今称刘恒曰“汉文帝”、刘彻为“汉武帝”一样;“上天”者,犹后世“大行”、“龙驭宾天”之义,非有学者所释的“天神上帝”。唯其如此,对黄、炎二帝派官到地方司职而治的行动,才称之为“以成少典上天未成之庆”。

发布命令者,和受命执行者,自然为上下级关系,如此,黄帝为君,蚩尤为臣,是再明白不过的一种表述。同样,《管子·五行》载:“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此说,同样证明了蚩尤是黄帝的臣属。

《逸周书》,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周书》,也就是西周的“史记”。因其曾经长期散失,故晋太康二年,汲郡人得于魏安王冢中后,便称之为《逸周书》。其中,《尝麦解》篇,是记载周成王亲政元年(公元前1042年)到太庙以新麦祭祀周文王之际,对大司寇说的一番话。亦就是说,这是周成王根据历史记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对黄帝战蚩尤原委的转述。《管子》一书,是管仲的著述,也就是距今两千六百五十多年前的史料。而《尚书·周书·吕刑》一文,对蚩尤借放以外任到少昊(今山东北部)九黎人聚居之地,用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之经过,就更加详细:“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

《吕刑》之文,是周穆王即王位后,命司寇制定其时的刑法,引古史而说的一段话,它同样是距今二千九百八十多年前的帝王依据古史而说的话。

蚩尤逼九黎人随其叛乱的消息,传到了赴太昊(今河南)地方筑空桑邑施治的炎帝耳中,炎帝就北上山东,在今相当于曲阜之南的地方,筑邑屯兵,进行监视。其邑名,亦命之曰“空桑”。但是,恃强行暴的蚩尤,此时根本不会把炎帝放在眼里。于是,便如《归藏》所述,“登九淖,伐空桑”。向南攻伐炎帝。炎帝大败,就一路逃回了涿鹿,蚩尤则一路追赶,亦回到了涿鹿,这才有了黄帝平息叛乱的“涿鹿之战”。关于涿鹿之战,以及蚩尤战败被杀,《山海经》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山海经》应当是商代之书,《归藏》是夏代以前的书。这些夏、商、周以及春秋时期的古籍之载,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黄帝战蚩尤,是有熊部落方国内部发生叛乱和镇压叛乱的一场重大军事斗争。这些史料,最早的,要早于《史记》一两千年,最晚的也早于《史记》五百多年,有谁能够空口无凭地推得翻呢?

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写下的《祭黄帝》文就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批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是很早的。这一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业已有了相当肯定的认识。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萌生和社会发展,是推动人类定居、发展制陶业生产、产生社会生产分工、催生产品交换、集市贸易,以及社会分级管理、礼仪制度产生等的重要因素。现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农业生产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已经普遍开始了,这由农业生产的标志性器物陶器的生产所证明,而在桑干河流域,陶器的出现,则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位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西南约500的于家沟遗址发掘,除了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烧骨、鸵鸟蛋皮、蚌片、锥形石核、楔形石核、磨光石斧等。在其中下部发现了两片陶片,一件是夹砂灰陶,另一件为夹砂夹云母片的黄褐陶,胎厚约0.64厘米,表面饰有刻划纹,经测定年代在距今11700年左右。而城市亦在仰韶文化晚其出现,属于大溪文化的城头山古城址,年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苏秉琦先生说:“1992年,我在为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80周年题词中,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郑光先生说:“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国家社会跟文明时代呢?我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就是在仰韶文化末期,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之间的这段时间进入的。也就是说,如果黄帝时代是在公元前28002600年,那么早于黄帝时代就进入国家了。有什么根据呢?进入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必须要形成一个等级社会,就是说一个金字塔形式的等级结构的社会。……比如从距今5500年的牛河梁祭祀遗址和祭祀种物看,不只是两层等级,而是有多层的等级结构。”

进入了文明时代,实行了多层次的等级社会管理,它就有了典章、制度、官员、礼仪、是非观念与是非标准。说黄帝战蚩尤是“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无所谓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谁尊谁卑,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并无谁是正统该歌颂,谁是叛逆该贬责的问题”,就是一种无知的妄说!

数千年来中国史籍记载的黄帝战蚩尤,是平息叛乱的战争,是推不翻的。故意篡改历史,别有用心地为叛乱贼子翻案,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光彩的。

 

 

参考文献:

  赵国鼎:《炎黄子孙根在新郑》,载《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马世之:《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载《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马世之:《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载《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动态》,第59页。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4月版,第152页。

⑥ 郑 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动态》总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