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攀高处
十三岁那年的那一天，我和同我一样大小的刘慈忠及陈毛子去石灰窑沟挑石头买给正在建设中的巧家县糖厂，路程也就是三四来公里。石灰窑沟通向金沙江，沟里全是大大小小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的石头，大人们拣了挑着就走，每趟不管能挑得了多少，一天最少也要挑十多趟。而我们这些从家里跑来找零化钱的小人，就不一定了，一天只挑二趟也是常有的事。我嘛，一天最多也就是挑四趟。倒不是懒，在那个年代的人，主要是因为饿，加上我们又不是像那些要靠这个讨生活的人们。所以，我挣多挣少无所谓。还有必定是贪玩的年龄。加上从沟里往糖厂，单上沟那弯弯曲曲的路就有一里还多，我挑四五十斤左右，不休息七八次，是上不了沟的，上了沟也是一路的上坡。
那天十点，我和刘慈忠和陈毛子挑了一趟石头，刚下到沟里，刘慈忠就指着对面沟崖说：“你们两个敢不敢去爬那悬崖？”
陈毛子说：“才是去爬嘛。”
我扬头看着崖说：“太高了。”
陈毛子说：“爬低的，几步就上去了，有什么意思吗？！”
刘慈忠说：“是高了点，但要爬比这低点的，还得往下走二里多。”
陈毛子说：“那干脆从金沙江边走上去算了。”
我看看陈毛子说：“你敢爬？”
陈毛子手指着最高的那段悬崖说：“当然。而且还要从那里爬。”
刘慈忠说：“好。谁不爬到顶，谁就是狗杂种。”
于是，三人来到最高的那段悬崖边。
陈毛子抬头看着崖的高处说：“谁挡头？”
刘慈忠说：“你挡头。”
陈毛子对着刘慈忠说：“又不是我提出来的。”
我说：“我挡头。”
刘慈忠说：“我第二。”
于是，我们抓着毛草朝上攀登，才上崖四五米，陈毛子停住了说：“我休息一下。”
当我和刘慈忠又爬了四五米，见陈毛子才开始又向上爬。
刘慈忠说“你快点。”
陈毛子干脆停止不动了，并说：“算了，越上去越危险，连抓扯着往上爬的草也越来越少。太危险了。我们下去吧？”
刘慈忠说：“你要当狗杂种呀？！”
陈毛子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刘慈忠说：“不爬到顶就是狗杂种！狗杂种！”
陈毛子边说：“狗杂种就狗杂种，总比摔死的好。”边退着朝下爬。
我说：“你下去把我们两个的扁担和绳子看好，等着我们。”
陈毛子说：“好。我下去了。”
越来越难爬了。有时连脚踩的地方也难找到了，手抓扯向上的草坨也越来越稀，并越来越少了。突出来或凹进去能手抓或能落脚的地方也越来越小了。我们爬了三分之一，像壁虎一样贴着崖壁朝下看，肯本分不清下面谁是谁了。连那几个能在上坐二十来人的大石头看着也是很小很小了。
刘慈忠说：“还在高得很。我们怕爬不到顶呀？”
我说：“下崖更比上崖难。我们只能上了。”
刘慈忠看看下面，又试着退了一下，说：“真的是下不去了，连脚刚才踩的地方也找不到。是下比上更难。还有我爬上来的时候，有几坨草也被我扯松了，有些草完全被我扯掉了。下去，看样子是更危险。就是看着下面有点怕。”
我说：“不要看下面。只看头上，跟着我，顺着我踩的地方上。”
于是，我们又往上爬。当爬到崖中段，沟里传来了喊叫声。我朝下看，只见沟里的人，对面在地里、田里干农活的人都面向了我们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们在观望我们。他们惊呼，多数是为我们担惊受怕。
我们终于爬上了悬崖顶，当我伸手把刘慈忠拉上顶，见沟下面的人，对面地里、田里干农活的人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动的点。当我们两个高举了双手摇着向他们“啊——啊——”的欢叫。他们才开始移动起来。
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一坦平坝伸向遥远的大山边，平坝中沟壑纵横之上都是泛着银光的水田；攀枝花、黄葛树、万年青如伞散落其中，大路小道交叉着伸向炊烟袅袅的人家。奔腾的金沙江流进大山中……这一切当时就给了我无限的遐想，给了我要去远方探索的冲动。
过了四十六年，又专门去过那里，但那沟中大大小小的石头少了，沟中的水也被一块又一块的甘蔗地、红苕地、苞谷地挤压成了一条浑浊的小溪，而且，也没有小鱼在其中游了，那崖成了一道十多步就能走上去的高坎。上了坎，见有的沟壑不见了，有的更深了，当年沟两岸的水田也很少很少了。房屋倒是修了很多很多，外地来的芒果成遍成林的占领了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占领了田边地角，占领了房前屋后或园子。原来以本地为主的黄葛树、攀枝花、万年青等乘凉用的高大乔木，虽古老的都被打上了名木古树被保护起来了，但那样的树总是少之又少了。几乎所有平顶水泥房顶的人家都栽种着或花草、或瓜果树木，或农作物了。当时还发现一户人家水泥房顶一遍波光闪动。想又是在楼顶种稻谷的人家。但通过仔细辨认，虽是冬末，但那还残留在水里的茎杆，也认出了那是藕田。说不定我吃过的藕中，就有来自房顶的莲田之中。更想那盛夏之时，这一房顶的莲叶、莲花、莲果，使整幢楼都浸透在清香之中了。又想：一壶清茶，在那房顶田地角边的树荫下，那一家人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从这一切的一切当中，使我想起了刘慈忠和陈毛子来：同我攀登到顶的刘慈忠几十年来，只知道他子承父业，当了医生。每年过春节回家，见着打打招呼，也没有坐在一起谈过话。今年回家又遇着他，交谈中，知道他已同我一样退休了，悠哉悠哉过上了清闲的日子。陈毛子和我同在一九七零七月同时被昆明铁路局招工来了昆明，成了好朋友。但他却在六年前去世了。他的死，是因当了一个副科级的小官，才会因抽烟喝酒过度而得了肺癌，才活了五十二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