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与儒商文化渊源
张运毅
儒商文化是以儒家道德思想和价值理念为基础构建的，用来指导商业经营行为的商业文化。顾名思义，儒商文化姓儒。但是否说，儒商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只来自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或者说儒商文化思想像董仲舒提出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从字面上进行推断。而应该走进历史的隧道中，从其所诞生的那一时期去挖掘考察。因此，断定儒商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应该从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历史的客观存在中，从这个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成果、特定历史人物及其经济哲学思想对儒商文化思想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中去寻找结论,基于这一观点,笔者通过对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和商业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研讨,发现中国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经济发展是产生诸子经济思想的土壤;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争鸣与相融使儒家经济思想在扬弃中不断发展,成为孕育儒商文化的思想基础;先秦诸子及同期人们的商业实践经验是产生儒商文化的最早渊源。
一、先秦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是产生诸子经济思想的土壤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100余万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繁衍生息。从漫长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期间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商业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一）夏商朝代的商业经济
据史载，由于夏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逐渐发展，可用于交换的物品逐步增多，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些，人们将除了纳贡和自身消费以外的物品，通过交换来取得自己不生产或生产不足的物品。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夏代产生了作为等价物交换的货币（牲畜、贝、铜等）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后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市场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出现了有城墙围绕的原始城市，如夏邑、安邑、纶邑、阳城、帚邱、斟灌等早期的城市。交换活动在城市里进行。但那时的交换主要为贵族们所控制，尚没有出现私人经营这一专门行业的自由商人。
公元前1 7世纪，中国进入了商代。由于剩余生产物的进一步增多，促使商代的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都邑里都有常设的特定交易场所——市。据古籍记载，商代的城市大者面积百里，中设9市，市中有肉肆、酒肆等各种各样的肆，市肆成为进行商品交换和往来做买卖的人聚集之处。相传商的祖先王亥，就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作为交换媒介，在各部落之间经商做买卖。适应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商代的货币制度已开始较为完备，在交换中已普遍将海贝作为货币。商代非常重视贝，盘庚称贝玉为好货、货宝，贝和玉同为货币。后来又出现了仿制的骨贝和铜贝（1953年大司空村晚商墓葬中曾发现铜贝），商代晚期的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金属货币。商代由于重商，于是人们往往把经营商业的商同商朝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商地之人。
（二）周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经济
自周武王伐纣灭商到周幽壬统治崩溃(公元前1046～前771年)，史称西周。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哺盛时期，但在其后期奴隶社会内部已开始产生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向封建社会进行演变。西周时期已经有遍及于全国的市场．因有都鄙之分，市场也可分两种类型．即王都和诸侯国都的市场，以及郊野鄙县的市场。据《周礼》所载，国都的营建以王宫为中心，王宫的左侧是祭礼、典礼活动的区域，右侧是生产和生活的区域，前面是议政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区域，而王宫后面则规定作为市场活动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市场中还按不同交易对象在时间上划分成早、中、晚三市。早上是朝市，进行交易主要是行商坐贾，一般是比较大宗的批发交易；午后是大市，也是最主要的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供贵族和奴隶主所需的奴隶、牛马和珍异等物，傍晚是夕市．交易的主要是小商贩，即从农村赶来的人，因路远赶到城内时间已晚，故在傍晚进行。不同的市，为不同等级的需要服务。在郊野鄙县，规定每隔50里距离即要有市场的存在。这种市场是一种小型的集市，与国都的市场情况完全不同，但成为贫民百姓不可缺少的必要部分。
西周由于商业操纵在官府之手，商品变换主要是在官府允许的范国内进行活动，让私人经营的余地比较小。周人重农，周武王灭殷纣后，因歧视被征服的商族人，曾规定他们生活困难者必须以经商跑买卖来作为谋生手段，驱使商人后裔从事商品贩运活动。于是做买卖几乎成了商遗民以及原先商族奴隶的主要职业，社会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多数是商族人，进行商业交换活动成为他们的专职，于是商人也就成了买卖人的通称。商人、商品和商业等名称词，都和古代的商朝和商人后裔经商有着历史的渊源。
西周时的一般平民经商者即自由商人，在初期力量不大，其地位也不高。作为平民的自由商人社会地位·一般在庶人之下。同时，官府对自由商人的管理也很严格，规定自由商人不能自由转变职业，也不能任为官吏。西周中期随着商业的日趋发展，不仅自由商人经营活动颇繁，规模逐渐扩大，人数逐渐增多，而且连当时官府设立管理工商业的官员工正、贾正们，也逐渐利用职权经营起手工业和商业。成为非贵族出身的工商业主利用私人经营商业致富后成了富子或富人。周厉王时曾实行“专蒯”政策加强对工商业和山泽之利的垄断，企图抑制工商业主的势力。但是，这种限制政策却激起了庶族工商业主们的反抗，都城中的庶人和工商业者进行暴动，将周厉王驱逐出都城。于是周王朝不得不放松对工商业者的限制。到西周末年．自由商人不仅经济力量遥渐强大，政治势力也有所抬头。如周幽王时所立的三卿便全是有大量财富积蓄的富人。
1、春秋时期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史称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作为固定交易场所的市不仅比以前更加繁荣，而且形成了一批商业发达的城市。城市不仅是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许多城市就是在商业繁荣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新郑是郑国的都城，定陶地处齐、朱、鲁、卫之交，为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作为货物交易集中的地方，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春秋时期的市场在国都内仍设在城市中心，其规模的大小则根据各国的大小而不等。市设官管理，主管市场的官吏鲁国叫贾正，宋、郑、卫叫褚师，齐叫市掾，楚叫市令，周仍称司市。卿大夫的领邑，其大者也有市和市官，如鲁国叔孙氏的都邑中就有管理商业的贾正，凡邑居之地，除很小的邑只有定期市集外，一般都有常设的市。城外农村的地方性市集也很活跃。这时商业已有进一步的分工，分别设有不同的肆。西周时严禁上市的商品这时也可作为市场交易的商品，连兵器民间也有制造出售。市上贩卖的货物既有珠玉象牙等贵重物，也有普遍用品．如酒脯冠履以及受刖刑人用的踊等。政府对商业活动征收商税与关税，山泽盐铁等也征货物税。关税最初仅限于边关．但在商业发展后一些国家在内地也设起关来．关税的税率一般为1％或2％。
春秋早期，商人地位低下不得仕进上升为士。春秋末年随着商人地位日趋提高，大商人的势力更加扩大，他们积蓄了大量财富，也逐渐有了政治地位，甚至可做官受爵分享政权。譬如，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和穿着华丽的衣服，能与诸侯卿大夫晤面结交。郑国大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入侵，可以假托君命犒师，而使秦兵不敢袭郑。孔子的弟子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发了大财，带了礼物聘问各国诸侯受到国君的礼遇，各国闻名。这一时期，商业得到各国统治者普遍的重视，已成为与农、工并重的一个经济部门。由于社会上商人的众多，当时的统治者将人们分成士、农、工、商四民。已经承认商人作为一个平民阶层存在，并与士、农、工一起成为社会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商人大多集中居住在城市，他们成为市区的基本居民．也即所谓市人。随着大商人势力的更加扩大，他们不仅积蓄了大量的财富和，而且逐渐有了政治上的地位。商人不仅可做官受爵分享政权（如管仲、白圭等），也可与国君贵族谈论国计时政。如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和穿着毕丽的衣服，能与诸侯卿大夫晤面结交。郑国大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入侵，可以假托君命犒师，使秦兵不敢袭。孔子的弟子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发了大财，带了礼物游说各国诸侯受到国君的礼遇，各国闻名。
2、战国时期
从公元前403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诸侯起，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全统一中国止，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过长期的兼并，在战国时期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7雄对峙和混乱的局面。战国时期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取代奴隶主阶级，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变革时代。战国时期的粮食产量比春秋时期更高，由于粮食产量增多，转化为商品的部分也就增加，这使战国时的粮食贸易也较以前发达。在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这时手工业奴隶陆续获得解放，成为独立手工业者。同时，山泽之利也陆续开放，在缴税的条件下让工商业者私人去经营，从而兴起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这样．独立手工业者、私营手工业，再加上广大农民副业生产性质的家庭手工业，就构成了当时进入市场手工业商品3个大小不同的来源，这使战国时期投入市场的手工业品大大超过了过去。由于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战国时期的商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
一是出现了不少比较固定的市场和大的商业城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和濮阳、韩国的宜羊和阳翟、宋国的定陶、燕国的都城蓟、秦国的咸阳等，都是著名的大商业城市。如齐国的临淄有大小两城组成，大城周围约14公里，小城周围约7公里，城内有冶铁、冶铜、铸钱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商业店铺林立，市场极其繁荣。进入市场的商品日益增多，农副产品中的粮食、丝、麻、葛、橘、柚、漆等，都是较大宗的商品，盐铁更是普遍需要的商品。至于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珠宝、玉器、山珍海味、珍禽异兽等，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
二是商品的交换在固定的场合交易。每个较大的城市中．都在规定的地点设置有进行商品买卖的市，并设有官吏对市进行管理并征收市税。城市里的市场非常热闹，市中列肆成行，店铺林立。商店按商品品种类别分设店铺经营。设有金铺、珠宝玉器铺、粮食铺、绸布铺、鞋铺、粮食铺、盐铺、皮货铺、药铺等。上自卖金玉珍宝奢侈品和剑、矛、盾兵器．下至卖各种粮食和卖鱼、卖肉等。同时还有卖洒为业的酒店或供人宴饮于市的酒馆，以及买卖牛马等大牲畜的交易。市中经商的人都有市籍。除进行大宗买卖外，从事贩卖的都是一些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有的兼作小商人在市上推销自己的货，有的在自己的住所接待顾客接受订货和出售产品。当时市的营业时间有一定的限制，在市的周围设有市门，朝开夕闭，在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有市。如韩国上党地区，其中就有17个邑设有市。魏国小县也有市30多处，在不设正规市的小邑内，则有定期的集市，不少商贩和购买者来往于接近农村的集市，沟通着城乡间的商品有无。
三是圜钱（圆形方孔的钱币）已逐渐代替刀币、布币，黄金也已逐渐地成为重要的称量货币，同时成为各国之间的通用货币。伴随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的商品化已经盛行。由于土地的不断买卖，铲除了井田制的遗迹，不少商人大量购买土地，成为兼有地主身份的商人，而很多农民变的一无所有，开始租佃土地，标志着封建制的雏形已悄然生成。
历史唯物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一种经济文化思想的形成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愈来愈多。特别是由于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商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经济的相对兴盛发展，必然在社会意识这一上层建筑产生必然的影响，在文化思想方面结出丰硕的果实。因此，先秦诸子及其经济思想的产生也就是瓜熟蒂落、势所必然的了。
二、百家争鸣与借鉴相融的先秦诸子经济思想。
先秦诸子，是对春秋战国时各学术派别的总称。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将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称“九流十家”。这里主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诸子中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
——儒家的经济思想
1、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曾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去官后曾以长达14年之久的时间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文化主张和治国学说，晚年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文化古籍。编订《易》、《诗.》、《书》、《礼》、《春秋》等书，其重要言论，由门徒编为《论语》。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
（1）义利观。孔子认为，一般人都有求富的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 述而篇》）。但不是任何求富的行为都是可取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因此，为政治国，做人行事，必须使人见利思义，求利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孔子在义利关系上要求遵循以义制利的原则。同时他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职业分工的观点，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与礼的关系上，他把礼作为义的基础，并把利、义、礼三者统一起来，提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礼以平民的观点，把求利的活动纳入“义”和“礼”的规范之下，为后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健康的思想理论基础。
（2）物质生产观。孔子认识到物质生产是政治教化的基础，因而提出富而后教的思想。他注意到物质生产的社会意义，针对当时徭役繁重、影响社会生产的状况，提出使民以时、不滥用民力，以保证农时，客观上适应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孔子还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开放山泽之禁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打破贵族对山泽的垄断，要求统治者不要与民争利。虽然他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但他对其弟子子贡经商的行为给予肯定和赞许，这表明了孔子对待商业活动的态度。
（3）节用可俭的消费观。对国家的财政，孔子主张量入为出和节用。对个人，他认为应承认差别的存在，贫者要贫而无怨，安贫乐贫；富者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不妄贪求，从而做到人人知足，上下相安。他认为奢则不孙（逊），俭则固。
（4）薄敛赋的思想。孔子倡导“节用而爱人”（《论语 述而》）、敛以其薄，反对苛政，主张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认为租赋要轻重适度，但不是愈轻愈好。具体以什一税率为宜。其弟子有若提出的“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论点，反映了孔子重视培养税源的理财思想。
（5）富民思想。孔子认为，治国之道，要在安民，民贫则怨，富则安。因此，统治者应采用保障农时，节用薄敛的惠民政策，发展经济，以增加人民的财富，藏富于民，把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一思想是他仁政思想在经济上的重要表现，也是他治国平天下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6）富而后教，启智化愚。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或者根本动力是人。人的素质是人之为人的灵魂。教育是提升人的后天素质的重要社会手段。教育的本能就是启智化愚，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篇》）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朱子语类》）人，只有经受一定的社会教育，才能够成为自觉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人！
2、孟子
孟子，名珂，（约公元前372——前289），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鲁国（今山东邹县）人，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以宣扬和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有《孟子》七篇传世。
其经济思想主要是：
（1）仁政、重民思想。在政治上首倡民贵君轻之说，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不符合仁义原则的相互征伐，他认为只有靠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实现统一，怎样取得人民的拥护，孟子主张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离娄上》）。就是说，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使得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主旨，就在于对人民推恩施惠，以达到稳定民心、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实现统一的目的。
（2）财利和发展生产的思想。首先，孟子积极肯定人皆有物利需求，认为这种物利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必然的，合理的。他认为，对于生存着和需要生存着的人来说，有些需求是不可或缺的，有些是人所共同的，因而当政者要顺着民众的需求，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其次，实行仁政施惠于民，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温暖富足，这就要大力发展生产，严格按季节安排生产，促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兴旺，物产达到极大丰富。孟子在赋税上主张发展生产、轻征税赋，使民富裕。
（3）物利道德观。孟子认识到人的物质生活并不等于人的全部生活，人的社会生活除了根本意义上的经济性外，还有道德性；没有道德性，也就失缺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差异性。孟子认为，物利和道德是相关相联的、相生相长的。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用作为生存的保障，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没有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放辟邪侈”，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他虽然肯定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物质利益的增长，但他并不认为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一定自然地提高。所以，孟子指出，在尽量使物质享受达到一定水平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务必加强教育，提高人伦道德素养，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4）井田思想。孟子认为，（1）实行仁政必须先正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2）实行什一之税。（3）通过实行规范的井田制，将农民长期固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5）社会分工、价格和交换的思想。他认为，每个人不可能对任何事都事必躬亲，都靠自身的劳动去满足生活的需要。劳心者和劳力者都是通过自身所从事的某项工作的社会功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事食功而不是食志，由此引申出通功易事（及社会产品交换）的必要性。他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滕文公下》）并且认为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交换活动之外是不公平的，因为用文化知识教育后代，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功。在他看来，物之不齐是物之情，或相倍徙，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孟子主张国家应该用减少税收的办法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一是在市场上, 划出空地来储藏货物, 却不征收货物税; 如果滞销, 依法征购, 不让它长久积压, 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 愿意把货物存放在市场上。二是关卡上, 只稽查而不征税, 不乱设卡, 乱收费, 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 愿意从那里的道路通过。三是对于城市的手工业者, 只抽什一税。孟子的保护工商的主张, 对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需要、保障社会进步,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实用价值。
3、荀况
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战国后期思想家，赵国人。曾“三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后至楚国兰陵令。它以儒家的礼治思想为中心，综合吸取了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成果，创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荀学，被人尊称为荀子。其学说对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有较大影响。
其经济思想主要有：
（1）欲求论。荀况从性恶的观点出发，对人的欲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一，承认人类具有欲望是客观事实，批评寡欲、去欲、绝欲等观点，不仅违反事实，不可能做到，而且会招致纷乱。其二，把欲和求区分开来，认为欲受乎天，受有人本身的生理欲望所决定的，每人皆有；求爱乎心，是有人经过思维考虑所决定的物质要求，凡是符合各自社会等级地位的要求，是有可能而且必须满足的。其三，提出导欲的观点。主张以礼仪制度和引导和制约欲求，避免因放任人们性情而导致的争夺。由此，他认为义和利二者，是人人都同时具有的，绝不是某些人好义而某些人只欲利。他由此将义和利统一起来。
（2）分工论。荀况很重视分工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认为，一个人生活所需的用品是由许多不同技能的人所生产的，任何一个能者也不能兼善各种技能，如离群索居必至贫穷。通过分工，不仅能提高技艺，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而且能使人的能力和品质各向不通的方向发展，形成职业世袭。因而，他把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看作是符合礼治的万世不变的根本性分工。
（3）分配有等差的思想。荀况主张财富的分配要有贫富不同的等级差别：“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只有按等级差别分配财富才能避免争乱，从理论上肯定了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他又认为，个人的贫富贵贱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贫穷者可以转化为富有，富有的公子王孙也可转化为贫穷庶人。他强调要以礼为标准实行节用，以备荒、裕民和强国。认为贫富不是靠天施与，而是取决于人们强本节用的奋斗。
（4）富国论。荀况兼取了法家的强国思想和儒家的富民思想，主张在富民的基础上达到强国的目的，实现强国富民。他倡导开源节流，裕民以政，强调国家采取富民的财政政策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重要。他主张取消国内关市征税，使社会得到足够的商品。同时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由此获得本国所不出产的珍奇物品，以满足国内上下的物质需求。这个开源节流的财政政策，对后世的财政思想有深远影响。但荀况存在重农抑工商的思想，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本源，工商业者众多则会导致国贫，因而要强本抑末。
（5）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开明的治国之君，必然坚持既要开发财源，又要节约费用：“名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富国》）
——法家的经济思想。
1、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16—前645年）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后人称之为齐法家。颍上（今安徽颖上）人。早年经营过商业。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齐四十年，使齐国空前强盛，成为春秋时首先称霸中原的大国。
管仲当政以后，提出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施政纲领，采取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政策，其富国经济思想是他的治国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1）重视经济，发展物质生产的思想。管仲重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指出这是政治教化的基础。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思想出发，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认为令顺民心直接关系着物质丰富与否。他指出不滥用民力，不夺民时，则百姓富。提出不要侵夺生产者的家畜私产，按耕地的土质等差征税，使租赋负担趋于合理，以便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更加稳定。
（2）四民分业论。管仲主张士民工商四民分职分业，同业者聚居一地，世代相传，以加强职业传授，便于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
（3）通货积财思想。根据齐国的地理环境和通商工之业的历史传统，他认识到工商业在国家富强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主张实行“观市几而不征”的无税制。为了发展渔盐，保卫国防，他鼓励发展手工制造业和商业，认为商业不仅能沟通有无，促进财富发展，而且本身就是齐国积累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些措施都有力的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4）国家控制资源的思想。管仲认为，山泽等资源是国家的财富来源，必须设官管理。开发利用山泽应当合乎时令，否则将会造成资源浪费，破坏生产，而国家管制则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盐铁一类的重要资源，管仲主张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即由国家运用轻重之术，发展渔盐等生产，调剂盈虚，牟利聚财。
（5）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为政一方，必须使那里的人民生活温饱无忧：“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篇》）
管仲讲求功利，注重物质生产和主张资源管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自此以后，历代谈论经济政策的人，大多祖述管仲。
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后代崇尚管仲思想的学者们编著的《管子》一书中。
2、李悝
李悝（公元前455—前395），魏国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他曾任魏文侯的丞相，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他十分注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提出尽地力之教说，指出，妨害农时是饥之本，损伤女工是寒之源。他的这种重农思想有利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他认为生产工艺技巧会妨害农时，败坏社会风气。李悝从富国安民的要求出发，认为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同时又不损害粮食消费者的利益，必须实行平粜政策。即由政府根据年景的丰欠，以适当的价格，丰年收购粮食，荒年抛售粮食，收购和抛售的数量，根据丰欠程度、饥荒程度分别确定，做到使民适足，价平则止。这样做的理由，是谷价太贵对消费者不利则使人民离散，太贱对农民不利则使国家贫穷。因此，善于治国者应按照适度的原则，通过实施平粜政策调剂余缺来稳定谷价，使价格保持在一定的平价上，以实现社会的稳定。这种平粜思想一直在现代也照样有其重要的影响。
3、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战国时候思想家、政治家。他反对贵族保守派因循守旧的思想，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只要可以富国利民，就可变更就的法度礼制，创立新的治国方式。在经济上他主张实行开阡陌封疆和辕田制，打破原有世袭的土地分封界限，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按亩征税。奖励农耕，重农抑工商。在国家治理上，他提出国富贫治的思想，即富国也要当贫国来治，就会富上加富，就会强盛。但他不崇尚民富，认为治国之举就在于使贫者富、富者贫，通过由贫致富，由富转贫的不断反复，使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源，已达到强国目的。
4、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末年思想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其著作由后人编纂为《韩非子》一书。他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提出自为论，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人们的利害关系，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基础，因此，统治者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刑赏为手段，趋民耕战，达到国富民强、兼并天下的目的。韩非持耕战论和农本工商末的观点。他认为富国靠农业，战争靠兵卒，一切无益于耕战的人都对社会有害。对于工商之民，他认为是末作，主张使其少而名卑。但他一方面抨击工商之民，另一方面又提到商业有利于互通有无，手工机械具有更大功效的社会功能。在人口概念上，韩非指出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之间存在的矛盾。认为人口增长过快过多使财货相对不足，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对待社会贫富差异的问题上，他认为个别人的贫富差异取决于以个人的力俭还是奢惰，既然人们的社会财富来自于自己的勤劳与节俭，而贫穷是由于自己奢侈和懒惰，那么，政府征敛于富者布施于贫者的做法，就是剥夺力俭者而鼓励懒惰者，是使无功者得赏，无助于发展生产。另外，韩非还主张办任何事业都要考虑投入和产出，只有出大于入才可以兴办，体现了他重视经济效益的观点。
——墨家的经济思想。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战国时期思想家，宋国人，后居鲁。他自称贱人，属于社会下层人士，具有较丰富的手工业生产经验。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他奔波于各诸侯国，积极推行自己的主张。其学术主要记载在现存53篇的《墨子》一书中。
墨翟的经济思想主要有：
（1）兼相爱、交相利观。墨翟曾尚儒学，后弃儒自创学派，他根据自己“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的观点。要求上至国君、下至众民，都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事，以出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太平盛世。做事时要首先考虑他人之利，而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
（2）劳动与生产思想。墨翟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合理利用。反对兼并战争和奢侈浪费。提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子、节用中》）的观点。提倡节制蓄私、短丧薄葬、兼爱非攻、轻徭薄赋等办法，要求人人从事劳动，以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3）分工论。墨翟认为，各行各业都要量其力所能而从事。在职业分工上，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
（5）节制浪费与财政思想。墨翟主张去无用之费，反对奢侈浪费。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在财政上，反对厚敛，提倡适度征税。提出应根据年岁歉收的程度，按比例紧缩官吏的俸禄开支，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5）商品流通的概念。《墨子》中的《墨经》四篇中，对商品、货币、价格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其所谓的“为屦（鞋）以买不为屦”（《墨子、经说下》）之说，已开始认识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谓“买无贵，说在仮（反）其贾（价）”，指物价的贵贱，与市场货币的币值及社会购买力有直接关系。所谓的“贾宜则售” （《墨子、经说下》），则指价格适中物品就好卖。价格是否适当，主要看商品是否卖得出。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经济贸易无疑会有一定的影响，也必然的沉淀在商业文化之中。
——道家的经济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道家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是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老子道德经、五十四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老子道德经、三章》） 等等。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道家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
道家尖锐批判了以天下为根本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恶表现；在社会制度上主张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大同”。
这跟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有制度有所不一样，道家的观点是以私有来促公有。道家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整个国家才能是真正的繁荣。道家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范蠡、计然与白圭的商业经济思想。
1、范蠡
范蠡，生于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公元前494年吴越决战勾践大败，范蠡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 向其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之策。被拜为上大夫后，陪同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归国后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终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后被尊为上将军。在举国欢庆之时，他激流勇退，与西施隐姓埋名经商为业，取得巨大成功，被后世称为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范蠡的经济思想：
（1）农业经济循环论与平粜论。范蠡认为农业收成的丰歉与天时的变化有关，以十二年作为一个周期，往复循环。丰年谷价低，歉年谷价高。谷价得过高过低都会对生产和流通产生不良影响。他指出必须使谷价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只有使物价稳定在一定幅度，才能使“农末并利”。为此范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平粜的主张。即国家在市场谷价过高时出售粮食，过低时收购粮食，以使物价平稳，平抑物价，短收不短缺，并认为这是治国之道。
（2）积著之理。即通过商业经营积累财富：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因此，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范蠡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四是薄利多销，不敢居贵。范蠡主张“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他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扩大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即天旱时预先购进船只，天涝时预先购进车辆。大水年预做车子的生意，因为这时用船，车子没人买而价贱，水灾过后，车子将成为市场上特别需要的抢手货而涨价，可以赚钱。反之亦然。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范蠡主张在增加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周转，要求“无息币”。他信奉计然“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该像流水似的畅顺，快速周转。切勿保守惜售，观望吝购而阻碍“货币——商品——货币”在流通中顺畅进行。
范蠡的经济思想中，充满着“万事预则立”和“有备无患”的观念。在重农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大胆的向传统的“贱商”、“抑商”观念提出挑战，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经商理论与实践。故世人对范蠡评价为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
2、计然
计然又称计见、计然，辛姓，名文子，上蔡邱濮上人，其先为晋国公子。据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越国最负盛名的经济专家。越王兵败会稽之后，用范蠡、计然之谋略，重农耕，通有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一举灭吴，称霸中原。范蠡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旋于国，吾欲用之家（见《史记·货殖列传》）。” 《唐书·艺文志》说范子《计然》十五卷。计然的经济思想今多见于范蠡所著的《计然》一书，因范蠡是计然的弟子，由于师承的关系，范蠡与计然两人的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相通或相同的。
根据《计然》一书的记载，计然的经济思想，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1）重视农耕的基本经济思想。计然继承了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提出：“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作为国君，“必先省赋敛，劝农桑，”注重农业生产的四生、四死。这些观点，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农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2）经济循环说。计然认为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之一，受自然变化的影响，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天下六岁一种，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尽管这种以天文学为基础的经济循环理论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计然能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承认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为后人认识、掌握这一规律提供了依据。
（3）贸易理论。计然认为贸易的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有利可图，因此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并将它具体化：“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计然将经济循环说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将某些社会不急需、从而价格也比较便宜的商品，预行大量购存，待价格上涨时售出。这种办法固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这种作法有效地阻止了物价的过低或过高。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无敢居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即不贪求过分的高价，从商品周转次数的增多中增加商业利润。显然，这些理论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
（4）价格政策。尽管计然生活的时代，价格体系还远远未形成，但他仍然能从商品流通的高度提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剂物，开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种国家领导价格和平粜的政策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指明了物价与生产者、商品经营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谷贱伤农、农末俱利的主张，对于调节市场供需关系，合理安排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的利益，从而达到“开市不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都有重大作用。
（5）积蓄理论。计然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是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克敌制胜，乃至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计然说，为了治国，圣人要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为了出师胜利，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与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宝其金银，满其府库。为了经济贸易，必先搞好收储以待时机。即使在家庭方面，“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故无论是国家、个人，战争还是生产，都离不开积蓄储备。当然，积蓄储备必须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生产积蓄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这个生产，不是要“君自耕，夫人自织”那样去亲身操作，而是要君主通悉财货的源流，任贤使能，这样千里之外的财货也可招致，故《计然》说：“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形干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矣。”
综上所述，计然认为天时有规律的变动，使农业有规律的丰歉循环，这个循环又影响到贸易的发展和物价的涨落。物价反过来又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当然，这种建立在天文学基础上的经济思想，不免有许多局限及不足，但在先秦时期，它就打破了传统的经济观念，建立了以贸易为核心，以价格为纽带的经济理论，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基础和商业贸易理论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
3、白圭
（1）关于商品价格 白圭认为：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商品供给多少是由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
（2）关于商业经营策略 白圭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同时，要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 “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3、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 “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通观上述诸子经济思想，由于先秦诸子分布于各个诸侯国，师承或分属于各个学术流派，因此，不同的学术争鸣或激烈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各家学说的产生以及各家学说的争鸣对抗，打破了奴隶社会万马齐黯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现象。纵观这一局面形成的客观原因，除先秦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的经济因素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社会大变革和诸侯争霸的局面促成了思想自由的政治环境。
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以后，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一方面，西周礼制的崩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出现了“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在对人、事及社会的探讨中，由于对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观点各异。又因为他们基本宗旨大都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往往针对一些问题展开争辩，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或著书立说，大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另一方面，因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便对“士”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甚至有些王公大臣，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扩充门人队伍，招贤养士。这时期，“士”就像自由的鸟儿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和各学派思想的交流争论，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的现象。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春秋战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较为良好的条件。
2、文化教育尤其是私学的兴盛，造就了有知识且身份自由的“士”阶层。
西周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但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或流落民间，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致使私学勃兴。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
3、“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形成“百家争鸣”局面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在这些“士”中，有许多优秀人物通过推荐与自荐，受到朝廷的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李斯等。“士”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中起到的重大作用，进一步促进了诸侯、大夫的“养士”之风，学术活动受到鼓励和资助。同时“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与重用，也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争鸣。由于各派观点向左，主张各异，诸子各家在国君身侧、庙堂之上，或私学塾里，围绕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施展自己的思辨才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正是这些激烈的辩论，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至诸子各派的对抗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的出现与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三、儒家经济思想在与诸子百家的对抗与相融中不断丰富发展，并最终构成儒商文化的价值思想之源
有人说，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但我认为，儒家文化是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整个学说体系的形成也是在各种学派观念对撞中，或者在同一学派内的否定之否定中，通过相互借鉴吸收、相互扬弃而不断丰富发展的。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经济思想是在与诸子百家的对抗争鸣中，不断借鉴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用以丰富自己，在不断扬弃中不断发展自己，并最终成为中国儒商文化的价值思想之源。
（一）诸子各派的思想对撞，为儒家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营养，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纵观诸子百家，不论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道家，他们虽然治国安民的主张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在某些大的方面，又具有相同的特点。这种既矛盾又同一的特征，为儒家学说的创建发展乃至中国各学派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譬如与孔子同时代的法家先驱管仲，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为此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在齐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实践。在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齐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利用齐国经济上的特点和自己从商的经验，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通过指定山海官营政策，鼓励人们发展盐铁生产，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盐铁，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来取代向人民加重税赋。盐铁的民间生产和制造政策，促进了齐国盐业与铁器生产的发展，使齐国不仅是鱼盐之国，而且成了盐铁之国。当时，由于粮食生产的丰歉不同，经常引起价格的上涨和下落。于是管仲根据商品供求关系，运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来干涉市场活动。通过不断购买和出售以平衡粮食的市场价格，既保持了市场物价相对的稳定，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鼓励外来商人将齐国生产的鱼盐和手工业品等销往别国，管仲实行了让商人自由出口而不纳税的政策。30里即置有驿站，积蓄食物以供来往客商。为促进齐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管仲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规定从事商业的人数与其他职业人员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既保持了一定数量的从事商业者，又避免了社会上商人数量不适当的增多，使齐国日趋强盛，首先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对此，孔子在评价管仲的时候，力排众议，站在客观的角度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利也。如其仁，如其仁。”可见虽然学术门派不同，但在怎样富民治国平天下这方面，孔子与管仲的经济思想是相融相通的。
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是与儒、道齐名的显学之一。作为墨家创始人的墨翟，弟子众多，遍布各地，是当时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并取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冯友兰先生说过，“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为墨子足以当之”。
由于与儒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理想也背道而驰。墨家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提出了兼爱（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的爱一切人）、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为民兴利除弊）、天志（尊重自然规律）、非命（人们通过努力可掌握自己命运）明鬼（尊重前人智慧）、节用（节约以扩大再生产，反对奢侈浪费）等十大主张，与儒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虽然由于墨家学说不为统治者所推崇而败于儒学，最后成为绝学，但其合理精神仍然被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借鉴所吸收。在荀子的欲求论、分工论和消费思想中均可看到这些思想的光辉。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 “无为”的思想。唯有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是很公平的正确主张。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此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此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思想，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主张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强盛。这些都是与儒家尊古复礼的主张严重相悖的。为此，儒法两家进行了激烈的博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都不妨碍相互的借鉴与吸收。
（二）借鉴各家思想，儒家学说在不断扬弃中不断丰富发展。
作为儒家学说的先驱，孔子建立了以 “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制订了以“克己复礼”为主要内容的行为准则。并以首创私人教学的亲身实践，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并在“为政以德”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思想从而奠定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但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了分裂。一直到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后，儒家学说才产生了第二次大的飞跃。作为孔子嫡孙子思的弟子——孟子，提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义”之学。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都是向善的，都具有善的本性。主张以修心为重点，以“仁义”引导教化，化善心为善行，从而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社会。他“主张“仁政”，在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民主性精华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认为如何对待人民，对于国家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反复阐明民心向背是关乎天下得与失的关键问题。他主张当政者要顺着民众的需求，发展生产，严格按季节安排生产，促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兴旺，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赋税上主张轻征税赋，使民富裕。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孟子突破了孔子“君子谋道不谋利”的思想羁绊。战国后期的另一个儒学大师——荀子，虽然与孟子同属儒家，却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继承孔子“仁爱”的伦理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与孟子截然不同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向恶”本性。因此，应该用“利”来加以规范引导，通过学习礼仪、实行法治手段，使小人变为君子，使普通人变为圣人。在政治方面，他主张“隆礼”、“重法”，并在孟子“民贵”“君轻”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的辩证观点。可以说，在儒学这棵大树上，孔子是基干，而孟子和荀子则是枝繁叶茂的两大树杈。从孔子、孟子到荀子，既是一个继承弘扬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而儒学内部“性善”与“性恶”论之辨，不仅丰富了儒学的深刻内涵，而且创建了“仁治”与“礼治”相结合治国学说，进一步促进了儒家学说的纵向发展。
在自身扬弃发展的同时，儒家先贤以包容的态度，宽阔的胸怀，不断借鉴诸子百家有益的思想营养，来滋养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譬如，虽然法家与儒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派，但孔子对管仲的治国思想不仅是赞成的，而且大加赞扬的。对管仲的这些思想理念，讲求“三人行必有吾师”的孔子，势必会被吸收到儒家学说里边去。这在儒家的“节俭”、“薄敛赋”、““富而后教”思想中都可看到充分的体现。再如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兼取了法家的强国思想和儒家的富民思想，主张在富民的基础上达到强国的目的，实现强国富民。同时吸取了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性恶论”。而他的弟子韩非子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有很大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
上述情况说明，流传至今的儒家思想，不仅来自于儒家自己的学说，而且也涵盖了先秦法、道、墨、兵等诸子各家的所有思想精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不仅有力的推动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业经济的发达，使他们的经济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璀璨的光辉和深深的印记。而且也滋养丰富了儒家经济思想，使其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最终成为主导中国几千年的主流社会意识，潜移默化的沉淀在中华民族尤其是历代儒商的思想之中。可以说，儒商文化从它萌芽的时候起，就深深的植根于深厚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就具备了仁爱为上、德法并举、民主开放、兼容并包的遗传基因。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商文化，究其根源，其实就是源自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根植于不断扬弃发展的儒家文化，来自于几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
四、早期儒商的商业实践与经营之道，构成了儒商文化的雏形
（一）早期儒商的商业实践及经营之道。
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在商业经济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业经营实践的精英人物。他们中既包括纵横列国、运筹帷幄的先秦诸子，也包括许多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能驰骋商场的奇才。他们中的许多人，既能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审时度势，决胜千里，又能熟练掌握自然与经济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与商品交换中，通过“以义取予”、“知机舍得”等方式，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经营业绩和成功经验。
——范蠡以正经商、识人知机，遂成儒商鼻祖。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平吴之后，范蠡就立即“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返。”《勾践世家》中还说：范蠡到齐国后，改姓名叫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几经迁徙至陶，经商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故当地民众尊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也可能是后人整理)。主要有：
（1）《陶朱公理财十二则》：
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2）《陶朱公商训》：
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价格要定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费用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货物要百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货价减；
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端生；
临事要尽责，切勿妄托，妄托则受害大；
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
谈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用人要公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优劣要细分，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货物要修正，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期限要约定，切勿马虎，马虎则失信用；
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失良机。
（3）经商理财致富十二戒：
勿鄙陋，勿虚华，勿优柔，勿强辨，勿懒惰，勿固执， 勿轻出，勿贪赊，勿争趣，勿薄育，勿昧时，勿痴赁。
世人曾誉范蠡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并被后人称为儒商鼻祖。范蠡的这些经商思想与智慧，即使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与弘扬。
（二）白圭遵循商业经营规律理财富国。
魏国时的白圭通过亲自参加商业经营实践，熟练掌握了商业经营规律，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知进知守”、“乐观时变”的经营思想，主张根据收成丰歉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当时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准确掌握市场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又大量抛出。通过低进高出，从中取利，积累财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一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对秦汉以后各代的商业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白圭既能在为国理财时，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又能在经营时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商业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经营生财，又有利于生产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他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因为白圭具有智能应变、勇能立断、仁能取予、强能守业的能力，所以在经商和治国中均取得重大成功。所以被后人成为商圣。
——管仲用“两只手”管理盐业强盛齐国。
齐国名相管仲本是商人出身，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为相后为国家强盛，加强了齐国的盐业管理，主要措施是：国家直接专卖，即在盐的生产上，实行官民并煮，以官煮为主，并定时禁止民制。在盐的运销体制上，不管是官制盐还是民制盐，都必须官收官运。总的原则无论官制盐还是民制盐，一律官销，但销售的具体做法两者有所区别。对官制盐，销售对象主要是不产盐的邻国，为了统一对外，控制盐价，获取垄断的外贸利润，采取的是官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完全专卖制。对民制盐，主要满足国内百姓食用需要，国家将民间自制盐低价收购起来，按"计口加价配盐法"售给百姓。具体做法是：政府严格算定全国男女老少人均食盐量，然后编制全国食盐人口定额簿册，国家低价收购民间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按簿册所载人口定量分配给百姓。管子认为，实行盐业专卖的做法，一可满足国用的需要；二可增加财政收入，比强征老百姓的税要好得多。他说国家用征房屋税、建筑税、林木税、六畜税、人头税的办法获取财政收入不好，唯一的好办法是控制利用好国家的自然资源。为了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对没有盐资源的国家，管仲也设计了一套管理办法。即一国虽无山海资源，但可以利用别国的资源，彼国销盐于我，每釜十五个钱，我买来而官卖出则每釜卖百来个钱，我并未参与彼国的产盐运盐活动，只接受了彼国的盐，就每釜赚了八十五个钱，通过贸易，无盐的国家也可以获取丰厚的盐利收入。
从管子的盐业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首先，他认为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有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也符合管子的“利出一孔”封建财政原则。其次，表明管子充分认识到重要商品的市场属性和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与其向民众强征赋税，不如实行盐铁专卖，对国家重要资源通过垄断权来获取垄断利润。第三，管子意识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的特点，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通过扬长避短，兴利祛弊来奠定雄厚的经济实力。并认为对本国拥有的优势资源，需要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专门法规来管理利用，方能发挥最大效用。最后，管子认为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律为我所用，对本国的资源要坚守不让别国掠夺，同时还要利用本国资源来控制列国贸易朝有利本国的方向发展。管子的这些管理思想及决策，不仅有力地保证了齐国的富强，同时也牢固地树立了他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更从国家经贸的层面，展现出一代儒商的光辉形象。
——子贡见利思义、为人向善，助推儒学普及。
再如孔子的学生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更可贵的是，在取得巨额财富以后，他能见利思义，为仁向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取得巨额财富以后干什么？子贡不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且还拿出大量钱财，积极帮助老师孔子推行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 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郑国商人弦高诚心爱国英名世代流传。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行商,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一次他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他的祖国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情，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4张熟牛皮和12头牛作为礼物稿劳秦军。秦军将领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便打消袭击郑国的念头，撤军回国。郑国因此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说“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因此可见，忠君爱国、以产业报国，从古以来就是中国儒商的优良品质。
（二）以儒家经济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孕育出早期儒商，构成了儒商文化的基本框架。
上述人物中，有许多是与孔子同时期的先人，有许多是孔子的弟子，有许多不属于儒家学派，为什么他们都体现出我们后人所说的中华儒商的基本特征？究其原因，一是他们虽然分属不同学派，但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内涵是相通与相融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不但不妨碍先进文化的形成，而且会使其更加丰富完善。儒家经济思想正是在相互争鸣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各派的精华，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三是早期儒商传承的价值理念与经营艺术，不仅是明德明道、以道生财的正确途径，更是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意义。
正是由于这批精英人物及其经营实践、经营理念和经营艺术的出现，标志着儒商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产生，借鉴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经济思想，中国儒商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基本构架：
1、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在先秦诸子中，尤以儒家的伦理价值对儒商文化形成的影响最大，乃至儒家“仁者爱人”的价值理念成为儒商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儒家把仁当作最高道德原则，主旨是“爱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要求爱护他人、同情他人，关心和帮助他人。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记·王言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儒家把“发展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则是为了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为此，儒家从“仁爱”出发，提出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政治主张。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说，要依据老百姓谋生取财的本性和客观条件，使他们得到利益。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货木材；滨海之民，利在渔盐水产；平原之民，利在粮棉五谷等。孔子还提出要惠民而不费。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谈论“敛从其薄”，说“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孔子的“惠民”而不“费民”，就是要减轻人民负担，减轻企业负担，通过适当的减税让利发展经济。同时，孔子还主张藏富于民，均富于民，开发财源，节用爱民。“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春秋繁露·度制》）明清之际的唐甄也曾明确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这些主张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提出“仁者爱人”的同时，孔子还提出“修德”的问题，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能在这方面，儒家借鉴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把富民作为道德教化的基础，提出了富而后教的观点，并把管仲的治国业绩成为最大的仁倍加赞赏。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君轻民贵、财利和发展生产、社会分工和通功易事的思想。荀子则在兼取法家富国思想和儒家富民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在富民的基础上实现富国，实现上下俱富的主张。这些既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策略，也充分体现了其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为历代发展经济、促进商业经济繁荣提供了先进思想，也成为历代儒商的思想理论基础。
2、勇于社会担当，治国平天下、强国富民的理想追求。
在先秦诸子中，不论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中都有敢于担当大任、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有为国家甘愿奉献聪明才智，使国家不断强盛，最后统一中国的理想追求。
商鞅、韩非，曾先后在秦国被封侯拜相，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虽然他们主张重农抑商，推行农战、耕战思想，并将经商放在最末位置，但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抑商却不禁商，正当和必要的商业仍然允许存在。当时，在咸阳等大城市中设有市，市内设有列肆，市容繁荣可观。为了组织正常的商品流通，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管理，如规定市场价格，实行明码标价，并严格遵守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如盐、铁、粮食等，由官府专营或实行严格控制，但也允许其他商品如酒的生产和销售，仍允许私商经营。与此同时，秦国对诸国间的商业贸易采取鼓励和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运来的珍珠奇宝、四方特产、军需物资等，不但不加限制，而且加以鼓励，不收关税。使贩运贸易在秦国商贸中居于领先地位。他们的这些治国方略，无疑为秦国统一中国、兼并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墨家，虽然出身于下层，但同样根据其“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提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主张。要求上至国君、下至众民，都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太平盛世。
孔子的学生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取得巨额财富以后干什么？子贡不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且还拿出大量钱财，积极帮助老师孔子推行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这种敢于担当，治世强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当时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也潜移默化的沉淀在历代儒商思想之中，对此，现代企业家们也应该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弘扬。
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济伦理。
在先秦诸子中，不管是在国家管理岗位上的政府官吏，还是急流勇退的商人隐士，还是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先哲，他们都懂得遵道而行，持经而变。首先，他们都强调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强国必先发展经济。并深谙物质丰富是政治教化的前提。不论是在管仲、商鞅、韩非的治国实践，还是在孔孟的义利观中，都充分的体现出这一思想。其次，他们都认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因此，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普遍提到了发展农业必须不误农时、不滥用财力的观点，管仲、孔子、孟子、范蠡、荀子、李悝等人，更是提出了“四民分业”、“通货集财”和“平粜论”的思想。
白圭更是在亲自参加商业经营实践的基础上，熟练掌握了商业经营规律，提出了 “知进知守”、“乐观时变”的经营思想，其基本原则是，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市场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通过低进高出，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对秦汉以后各代的商业贸易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他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因为白圭具有智能应变、勇能立断、仁能取予、强能守业的能力，所以在经商和治国中均取得重大成功。所以被后人成为商圣。
在尊重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以道生财的同时，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提出了“义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价值理念。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把仁义道德看的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孟子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在取得财富以后，儒家强调要“克己行义”“仁义为己任”。
先秦诸子的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价值理念，成为今天儒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天下以诚、诚信立命的商业道德。
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把诚信视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诚信，是天之大道 。没有诚心、没有信义，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什么事也办不好。因此，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庄子说：“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则通过“南门立木”的事实取得民众信任，使所颁法律令行禁止，治国主张得到了贯彻落实。
先秦时期工商业之所以兴盛，以诚行商、履信践约是其重要的客观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分裂，各诸侯国之间必须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但当时信息并不准确流通，法制也不完备，且跨国贸易又不受本国法律管辖，各商业活动机遇与风险并存。为了取利避险，于是在商业交往中自觉地形成了以“契约”和“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商业文化。契约以互利共存为目的，以协商谈判为手段，以“诚信守诺”为基础。契约的实质是在对对方利益充分尊重的同时，对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觉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理念，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无信不立，市无信不兴，商无信则无誉。“契约”和“诚信”作为商业价值观，对先秦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多义士”、“一诺重千金”。春秋战国时“义士”的最大特点是“重然诺，轻生死”。当子贡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说：“足食，足兵，民心业矣。”子贡又问，“不可以而去之，以何为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可以再去之，二者何先？子曰：去食。接着强调说，“自古谁无死，民无信不立。”商圣白圭也认为，经商既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诚信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当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他请教经商秘诀时，他从不告诉其成功的诀窍。因为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不但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通观历代儒商的思想理念，其诚信经营的道德理念是与先秦诸子的诚信思想一脉相承的。先秦诸子的诚信观念正是今日儒商“诚信为本”的思想源泉。
5、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
在先秦诸子中，不论是孔孟荀子，还是管仲商鞅韩非子，他们都有一种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不惜征途劳累周游列国，经常忍饥挨饿，却乐此不彼。这种自强不息的高尚坚贞精神，极大的影响了他的弟子与后人。如孟子一生就对孔子“匹夫不可夺志”的教诲推崇备至，并且终生捍卫与践行不悖。再如商鞅为了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不惜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可见诸子们为了自己所担当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均能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有再严重的后果也锲而不舍在所不辞。这种高尚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无疑成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应成为历代儒商的崇高追求。
6、智能应变、仁能取予的人生智慧。
例如范蠡在经商过程中，坚持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经常仗义疏财，施善乡梓。其贤明能干被齐人所赏识。齐王便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他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为相才三年，他再次急激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第三次迁徙至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又成巨富。充分展现了他智能应变、仁能取予的聪明智慧。他在《陶朱公理财十二则》中提出的识人善恶、用人可赖的思想；知机善贮，不致蚀本的经营谋略；躬行以率、观感自生的经营态度；以及犹豫不决，到老无成的谆谆告诫，无不体现出其高超的人生智慧。他关于生意勤快、价格定明、货物百验、钱财明慎的训导，以及做人要公正、切勿歪斜，工作要精细，力避劣品，以及期限要约定、不昧时守信用的要求，处处闪耀着儒商仁义经商思想的光辉。范蠡三迁，之所以均能聚财成富，被世人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尊为儒商鼻祖。这与他的智能应变、仁能取予是分不开的。（1）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2）初步掌握了商业经营的客观规律，树立了利缘义取的商业价值观。（3）懂得了遵约践诺、诚实守信关系到商业经营的兴衰成败，把诚信立命作为自己遵守的商业道德。（4）展现了中华民民族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优秀品质，体现出勤俭敬业的干事作风。（5）在商业经营实践中具有乐观时变、仁能取予的聪明智慧。（6）在从事商业经营的同时，不忘社会担当，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
最后结论：
先秦诸子中，不论是哪家哪派，不论持何种观点，虽然方法各异，观点相左，都为儒商文化的形成、为儒商文化元素的沉淀积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各种思想观点的相互碰撞，各个学派的激烈争鸣，使儒学的价值理念思想更趋成熟、更加臻善，从而成为历代明君贤臣施政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后代儒商不断追求并付诸实践的思想伦理基础。
儒商文化的源泉源自于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之中，根植于儒家思想之上。是由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精华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宽”、“恭”、“惠”、“敏”、“勇”等道德思想和价值理念指导其经营行为的商业哲学和商业管理文化。
儒商文化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文化，它能够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并以自己的价值理念指导经济实践，以自我扬弃的态度接收实践的检验，因而，它的生命力是长久的、旺盛的。
（2011年9月10日第一稿 2017年1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