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东企业家的经营实践
及对儒商文化的历史贡献
张运毅
在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活跃着一批驰骋商场的山东企业家。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其经济实力之大，经商范围之广，文化影响之远，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和商业文化思想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偏重于徽商、晋商研究，鲜见对山东商人的研究，尤其以近代山东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的就更少。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选取自鸦片战争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前这一时期经营大中型企业、资本与生产规模较大、在山东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一批近代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研究，弄明白近代山东企业家的实践经验及对儒商文化的贡献，以丰富儒商文化宝库,培育有道德的现代企业家有所借鉴。
一、由传统商人到近代企业家的嬗变
（一）19世纪中叶后的鲁商群体。
鲁商是山东商人的精英群体，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到明末清初，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一部分具有较强竞争意识的商业经营者。但由于受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制约，以及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商业经济发展缓慢。清兵入关后，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鲁商出关经商者日众。因有地缘、人缘的便利，鲁商在东北地区“商场”上曾纵横驰骋，名重一方。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跨行经营，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奉天城所有商家，故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据《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在宁古塔、船厂两地，山东、直隶等省贸易佣工即有三四万人。清嘉庆年后，随着闯关东的大潮，山东籍商人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1860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其中鲁商是主要组成部分。清末，山东籍商人在东北各城商业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如1905年，实际控制着整个营口工商业的“公议会”成员有15人，其中鲁商占5人，鲁商在公议会中很有发言权，他们经营油坊、粮食、杂货等。后粤商经营失败退出公议会后，鲁商在其中的权力就更大了。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1901年，1904年会员30人，鲁商占16人，总理刘兆伊是烟台人，资产达到10万。在他麾下的“山东帮”以绝对优势控制了大连商业界。而在安东，鲁商不仅经营油坊、绸缎、药局、粮店、杂货等，还经营货币汇兑，当时“各行商之占势力者则完全为山东帮”。清末长春的大小商铺有1200余家，除银钱号30余家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为鲁商垄断。同样，在哈尔滨的4000多商家中，经营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性质的山东商号就有500多家。到民国初年，哈尔滨商会20名会员全是山东人，山东帮根基之稳固实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除东北外，京津商贸区是山东商人商贸活动扩展的重要的区域，自顺治年间开始，胶东地区商人便开始了在北京的商业活动。18世纪后，黄县、莱阳、文登、海丰、昌邑、掖县、栖霞、章丘等地的商人也开始了在京津的商业活动。山东商人主要经营饭庄、饭馆、洋货铺、绸缎铺、粮食店、布铺、茶叶、皮货、船行等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其人数和经济实力使得山东人可以与当时第一大商帮晋商相分庭抗礼。同时，在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地区均有发展，但最集中的地域还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烟台等大中城市。其兴盛时曾一度控制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油贸易、餐饮业。其中，最有名的是创办祥字号的山东章丘旧军镇孟氏家族。比如北京前门附近的就有瑞蚨祥、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成祥、广盛祥、益和祥、谦祥益、祥义绸布店；还有东四牌楼的东升祥、西四牌楼的丽丰祥等。其中以1903年成立的瑞蚨祥最有活力，也最有影响。
综上所述，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鲁商群体主要由传统商业的经营管理者构成，其主要从事以批发零售为主的商业贸易。随着财富的积聚，通过会馆的纽带作用，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逐渐完成了绅与商的合流。绅商的集体登场，不仅表明原来的四民观念与社会结构被打破，更意味着商人群体正逐步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此时的山东商人虽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但由于思想观念的进化，社会结构的明显松动，已经为近代企业家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经济结构的变动促进了近代工商业产生。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山东先是开放登州口岸，后又在烟台、青岛、龙口等港口开埠通商。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思想、西方资本、西方的科技文化等开始进入山东大地，口岸贸易严重冲击着山东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据1919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山东省107个县中，输入棉纱的有73个，输入棉布的有61个，输入煤油的有85个，输入火柴的县有43个；输出花生的县有58个，输出豆货的县有29个，输出丝绸的县有26个，输出烟叶的县有15个，输出干鲜果的县有41个，输出棉花的县有15个。在30年代各县货物进出表中，几乎每个县都有洋货进口、土货出口。
口岸贸易在促进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同时，一方面使劳动密集型的外来手工业兴旺起来，使家庭手工业转型为工场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在外来手工业方面，主要包括草帽辫、花边、绣花、发网等，基本上都是传教士引进，从烟台附近逐渐推广到腹地。在转型工场手工业方面，以缫丝与茧绸业为典型代表，到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时期。据说，当时的昌邑柳疃镇是山东茧绸织绸工业的中心。以昌邑柳疃为中心的数百个村庄从事织绸作业。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在十万人左右，年出口柞绸六十万匹。 近代的山东民族工业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主要产品如棉布、棉纱、面粉、火柴、卷烟、染料等。据调查，当时山东织布业以潍县最为著名，该县年产布匹达到千万匹，约占全省布匹产量的62.96％，销路遍及全国。民国年间，潍县拥有铁轮机达到5万台，从业人员10余万人。并出现了专门制造织布机、漂染整理布匹的工厂十余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织染漂产业链。
工商业发展离不开市场流通。自烟台开埠尤其是1904年胶济铁路修通后，西方在鲁贸易迅速扩大，凭借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廉价便捷的交通，青岛在1907年的贸易水平很快超过烟台。铁路沿线、小清河流域原属于烟台港的贸易地区，开始转向青岛港。外国工业品棉纱、棉布、机器、纸张、煤油、火柴、染料、建筑材料等，通过铁路输往内地。同时，山东果品、花生、胡桃、豆类、豆油、烟草、毛皮、牲畜等也大量运往青岛。在贸易流通中，周村、潍县、济南、济宁等地的市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如周村在胶济铁路未开通之前，是烟台棉布、棉纱、煤油等进口货物进入内地的重要市场，也是山东北部最大集散地。洋布、棉纱、铁、煤油、火柴等由小清河运至周村分销，每年的交易额约1500万两。胶济铁路修通后，市场流通更加活跃。输入货物以煤油、面粉、糖、烟叶、木材、纸烟、火柴、布匹、纸张为主，输出货物以棉花、花生、鸡蛋等为大宗，据调查，仅1905年由青岛输入周村的棉布价值达到200万两，由日本输入的洋货总值也在30万两左右。胶济铁路通车和1906年的开埠，令潍县商业日趋兴盛。据1906年统计，潍县从青岛输入200万两棉纱、150万两 。民国初年，潍县成为全省最大的烟草、绣货、猪鬃的集散地，总和1928—1931年潍县境内五处货运车站的货运额，平均每年由青岛输入棉纱等货物116729吨，输出猪鬃、花生、烟叶等货物77272吨 。由于济南市山东省会地位，其市场地位尤为重要。19世纪80年代，济南每年从烟台仅纺织品价值就达200万两。铁路通车后，仅1905年经青岛输入济南的货物价值就达200万两以上，其中主要以棉布、五金、棉纱、火柴、煤油、砂糖、染料等为主。民国初年，济南每年自青岛输入的洋货增多，其中棉纱300万两，布匹85万两，糖137万两，火柴120万两，煤油12万箱。棉纱输入额约占青岛进口额的三分之一。其市场集散水平大大超过了潍县、周村，贸易量居内地市场首位。1918—1927年间，济南商业金融中心转向商埠，占市场首要地位的国药、杂货、绸布、鞋帽、银钱五大行已经被土货输出业和洋货批发业取代。济南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据统计，到1927年商品输出入达到了23087万元的高峰。
（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传统商人向“近代企业家”嬗变。
伴随口岸贸易发展、市场流通量增大，从19世纪末开始，山东的经济轴心由沿运河纵向分布改变为沿港口和铁路横向布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文明的影响，带动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开始向“近代企业家”的嬗变。
首先，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日渐增强的西方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生存发展受到致命的威胁，遂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们提倡国货，维护民族利益。主张通过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挽回权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部分山东商人开始跳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抱着“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夙愿，利用山东濒海、临京，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地理优势兴办工业实体，依靠勤劳智慧首开民族工业的先河，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使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高峰。
其次，文化上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在儒家、墨家、兵家等诸子学说的滋养下，诞生出尊礼守信、勤劳务实的齐鲁文化。在齐鲁文化的孕育下，山东人自古就有好学多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勤劳勇敢、不甘人后的豪爽秉性，而正是这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地域特征，为近代山东企业家迅速接纳和吸收不同地域的商业文明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使山东商人在外有西方经济侵略、内有封建传统压榨的情况下，能客观对待情况变化，尽快适应形势发展在经济上实现转型。他们在与西方列强经济势力的博弈和与封建传统思想的抗争中，顽强地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在不断摸索前行中坚守自己的道德标准、发挥自己的才智、追求自己的理想，最终以自己的经营业绩和自创的经营管理经验，实现了由传统商人向“近代企业家”的嬗变，从而，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书写出不可磨灭的一页。
二、近代山东企业家的经营实践
（一）近代山东企业家的基本情况。
在近代山东，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挣脱开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模式的羁绊，纷纷投资创办商业、纱厂、染织厂、面粉厂、机器制造厂等多种实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在他们中，按其所经营的企业分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官办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多是清末的洋务派、西方企业的买办和民国初年的政府官员及其后裔。后来从官僚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成为中国企业的先行者。这一群体的特点，多为权利、财产、社会地位三者兼备。企业多为国有性质、大机器生产。但企业家群体规模较小。（2）民办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部分多出身于草根阶层，通过贩运买卖等积累资金，后投资工商业，逐渐发展成民族实业家。这一群体的特点主要是财富有限，创业艰难屡经磨难，最后获得成功，具有灵活的经营策略和独特的管理手段。（3）侨办企业家。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在海外获得巨额财富，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后，抱着爱国救国夙愿，为倾心改变中国近代的社会现状不懈努力。按其所组成来源分类，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1）在山东本土生长、并长期经营的工商实业者；（2）在山东本土生长、创业，到一定程度后到全国各地经营发展，驰骋于全国各地市场的山东商人，或直接在外省创业发展的山东人；（3）外省籍人士，但因种种原因植根于山东大地、并长期在齐鲁大地经营工商实业的企业家。
应该说，正是上述三部分人的共同努力，才促进了近代山东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商业文化。因而把后者也界定为山东企业家组成部分，应是合情合理的。
（二）近代山东企业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近代山东企业家在其经营实践中，既尊崇儒家思想，融儒于贾，亦儒亦贾，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而是面对列强侵掠和国内经济格局的变动，即兴办实业、提倡国货，又注意引进外国的科技知识、机器设备。既尊崇“利缘义取，和合共赢”的价值理念，又积极学习外商的经济管理经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既敢于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又按照“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主动地担当社会责任。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市场风云的磨练下，出现了一大批纵横竞争市场、叱诧时代风云的著名企业家。其中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
——名扬海外的一代大商孟洛川。孟洛川（1851～1939），亚圣第六十九代孙，今山东章丘刁镇旧军村人，近代中国著名民族商业资本家。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前期，“旧军孟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家族。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个家族曾先后经营过96家商号和其他商业，其中主要有绸布店50家，茶叶店20家，这些商号都以“祥”字命名，世人统称“祥”字号，遍及济南、青岛、烟台、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扬州、保定、沈阳、哈尔滨等十几个大中城市。孟洛川是这个家族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据说孟洛川一生自己创办的企业就有20余家。据统计，仅瑞蚨祥一家在全国就有房产五六十处，价值836万余银元。其固定资产，仅对济南瑞蚨祥3个店的统计，七七事变前有布匹22.1万匹，加银行、钱庄存款，价值180 万银元。其流动资金，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本位时，仅上海瑞蚨祥兑换存储的流动资金就达1000余万元。后来，虽因种种原因企业逐渐败落，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清产定股数字，仅瑞蚨祥和泉祥两个系统的资本，尚有人民币220万元。故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两个财神爷，抵不上孟雒川。”
——实业救国成就辉煌的张弼士。张弼士(1840～1916)广东省大埔县人。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幼时家贫，1856年只身飘洋过海，到印尼雅加达当学徒，后独立经营酒类商行，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财富日增。其在雅加达、马来西亚等地先后创办裕和、裕兴、亚齐、笠旺垦殖公司，万裕兴、广福轮船公司，东兴矿务公司，日里银行，在新加坡、巴达维亚、香港等地开设药行。其全盛时期，全部资产折银达七八千万两，为海外侨商首富。1898年，李鸿章电召张弼士回国，先后委以粤汉铁路帮办、总办、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及兼办闽广农工事宜。为振兴祖国实业，他把大量资金转移国内，投资300万元，从国外引进上百个优良葡萄品种建成700余亩的葡萄园，在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经近10年的经营，张裕公司的名酒风行全国，与茅台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1915年，张裕所产的白兰地、红葡萄酒、雷司令、味美思，在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会上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为中国葡萄酒首次在国际上争得荣誉，至今畅销中外，久誉不衰。
——享誉齐鲁的面粉大王桓台苗氏家族。作为近代山东民族资本最大的奇迹，苗氏家族是指以桓台县索镇苗世厚、苗杏村、苗星垣和苗海南四堂叔兄弟为首形成的企业群体。苗氏兄弟初从事长途贩运，1899年进入济南经商，走过了一条先商后工的道路。先后创办了恭聚和、恒聚和、公聚和、恒聚成、同聚长等粮栈，以及成丰面粉厂、成记面粉厂、西安成丰面粉分厂、成通纱厂、成大纱厂、普丰面粉厂、文德铁工厂等10余个大型企业，成为近代山东著名的工商业集团。在苗氏家族中，苗杏村是积极开拓者，苗星垣是将事业推向高潮者，苗海南最小，但苗星垣对其格外器重和关爱，1928年专门送他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皇家第六纺织学院学习纺织。1932年回国后，到青岛华信纱厂乔扮工人以取“真经”。 1933年，济南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苗海南出任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从此崭露头角，地位日渐显赫，成为苗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1949年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捐献战斗机1架、大炮10门。苗海南曾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副省长、民建山东省主委等职。
——“中国内燃机之父”滕虎忱。滕虎忱（1883-1958）山东潍坊人。1920年，将家中3间住房和土地变卖开办“华丰”机器厂，出任经理，招收20余名工人，亲自教授锻打、车床、钳工等技艺。1927年，又购地扩建厂房，添置车床、 刨床、钻床等设备，并在黄县、济南、青岛、徐州、郑州等地设营业部，生产织布机、马拉灌田斗子水车、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等产品，行销18个省。1931年，创建“华丰”二分厂，先后试制成功并生产了15马力柴油机、8马力、25马力、40马力各种型号柴油机250余部，其生产的柴油发动机、救火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水车等产品在1934年北平举办的“全国铁路沿线产品第三届展览会”和青岛展览会上获得奖励。七七事变后，他辞去经理职务，并将“华丰”资产交董事会与日人周旋，自己携眷赴西安、汉中、成都、重庆、昆明等地。1945年秋赴济南索取日军强占的“华丰”机器厂机械设备未遂。1948年春潍县解放后，即从济南返回潍坊添置设备，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12马力柴油机等，使企业迅速超过原来规模。华丰机器厂建国后实行公私合营，后更名为济南柴油机厂。滕虎忱先后任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山东火柴工业创始人丛良弼。丛良弼（1868-1945），山东蓬莱人。山东火柴工业创始人。丛良弼少时在烟台商号学生意，因精明勤勉，曾被派往日本贩运火柴，他深为中国工业落后，大量资金外流而痛心。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题，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国是。他以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出席会议，深受启迪，遂决心回国内创建一个足以同国外相抗衡的火柴制造厂。后在济南创建山东省第一家国人自办的火柴厂——振业火柴有限公司。产品一经面市，销路畅通，迅速占领了津浦、陇海沿线的广大市场。1919年后，又在济宁、青岛设立二个分厂。产品除销国内市场外，还出口海外。1936年鼎盛时，3个厂总投资额已达一百多万元，工人近3000人，年产火柴近10万箱，企业经营规模居国内各火柴厂之冠，结束了日本产品垄断中国火柴市场的局面。丛良弼有强烈的爱国思想，1938年青岛沦陷后，日寇威逼利诱他出任伪青岛市长，他断然拒绝。说，“顶到头也就是个死，我已7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少亡”。并积极投身营救被日寇囚禁的中国军民活动，处处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
——开创山东机器染织业的张启垣父子。张启垣(1877～1942)，山东桓台人。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到周村染坊学徒。1898年2月张启垣在周村开办“东元盛”染坊。1916年，周村发生兵乱，其举家迁到济南制锦市一带创办“东元盛”染厂。1929年夏，张启垣从天津购来三轴轧光机一部、喷雾机一部、立式小锅炉一台，从此开始了从手工业向机械漂染的转变，到抗战前，已发展成为山东规模最大的机器染厂，在近代山东印染史、企业史、经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到张启垣退出舞台后，留给儿子张东木的，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企业了。张东木（1913— 2001）是张启垣三子，1936年，他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化学。1938～1954年，张东木先后在济南东元盛印染厂任化学师、厂长、经理。在继承父亲传统经营理念的同时，注重以技术革新带动市场开拓，通过积极探索，创出了“名驹”和“双鱼”两个独步省内外二十年的名牌，直到20世纪50年代，品牌名气仍不减当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东南亚一带，而且价格始终在同产品以上，获利颇丰。1949年8月后，张东木先后任济南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抗美援朝爆发后，他自己捐献一架飞机，成为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1953年主动申请公私合营，使东元盛染厂成为济南市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大企业。
——开创中国制针业历史的尹致中。尹致中(1902—1984) 莱阳人。早年就读于青岛商学院。 1926年去日本制针厂学徒，入广岛高级工业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后在青岛创办忠记针厂。1931年自行发明连三式自动制针机，同年建立冀鲁针厂。1933年又创立兴华实业机器厂，专门制造制针机器。1936年任中华工业联合会青岛分会主席。“七七”事变后去上海，在法租界设立大中工业社临时制针厂。后在香港、重庆开设大中工业社制针厂、大川实业公司机械厂、石棉厂等。1942年在成都成立大星实业公司并任重庆机器同业公会理事长，国民政府经济部干事、生产局顾问。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青岛，收回冀鲁针厂，标得敌产大福染织厂、大信化学公司、大北木厂，创办青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并任青岛市工业会理事长、青岛市参议会参议员、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52年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在香港创办大洋实业公司、螺丝总汇股份公司，专营制铁及船舶业务。
——实业救国的纺织大王周学熙、周志俊父子。周学熙（1865-1947）安徽至德人，其父周馥为清末显宦，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周学熙为清末民初北方实业界著名代表人物，北洋政府时期，曾先后两次出任财政总长。集资创办了15家大型近代企业，资本总额4000多万元，为我国北方最大企业集团。周志俊（1898-1990）周学熙次子。幼年随祖父和父亲寄居青岛，倍受先辈思想熏陶，曾学习《易经》，著有《读易随笔》、《系辞一得》两书。由于受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刺激，兼受蔡元培民主主义思潮影响，遂萌发“实业救国”思想。侧重于钻研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管理专业。1918年在父亲筹办青岛华新纱厂时担任翻译。从此走上了经营民族工商业的道路。先后担任青岛华新纱厂总经理、青岛市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前夕，在周家父子的苦心经营下，青岛华新纱厂拥有4.4万纱锭、8000线绽、500台布机的规模，成为纺织印染全能工厂。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志俊又把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移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三信”（信和、信孚、信义）“三新”（新安、新成、新业）工厂，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1949年后周志俊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先后担任青岛市人民代表，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山东华建公司董事长，是山东省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山东省第五、六届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哈尔滨商界首富张廷阁。张廷阁（1875-1954），山东省掖县人。“双合盛火磨”的创始人和经营者。张廷阁是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民族资本家，崇尚“实业救国”，通晓俄语。1896年张廷阁从烟台乘海船逃荒去海参崴投亲谋生，1912年，张廷阁兑出海山崴的商铺，来到哈尔滨经商。加入双合盛后，由于他的管理，使其由原来的杂货铺迅速成长为大型百货商店。经过多年不懈奋斗，张廷阁的企业从最初的啤酒汽水厂逐渐发展成为经营面粉厂、制油厂、皮革厂、房地产和两家航业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1927年，张廷阁的企业资本银币达182万元，成为哈尔滨商界首富和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被选为哈尔滨商会总会长。1945年9月，曾任哈尔滨市政府临时市长。1954年2月病逝于哈尔滨。
——中华老字号“盛锡福”帽庄的创始人刘锡三。刘锡三（1896—1982）今山东莱州市人。1915年，刘锡三自己开始组织草帽生产，其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品种增加，其字号定名为“盛锡福”，产品多次参加南洋的草帽展览并获奖。1919年起，他改革制帽工艺，买入全套进口制帽设备，选聘技师，先后研制出式样新颖的硬平顶草帽、皮帽、便帽、缎帽等产品。到三十年代步入鼎盛。通过添设工厂、购置机械，使用进口羊毛作原料，聘请高级技师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帽子样式不断翻新，新颖时尚、质量上乘、种类齐全产品深受海内外欢迎。除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济南、徐州等地设立分号外，又在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经销处。到“七七事变”前，年生产各种帽子40万顶，呢帽产量达24万顶。1948年，刘锡三去台湾经商。大陆产业有儿子负责经营。建国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生产恢复业务发展。1986年“全国盛锡福帽业联合会”成立，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盛锡福生产的帽类产品多达9大类2000多个品种，重新展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三）近代山东企业家的经营特色
1、仁爱至上、以义取利。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历来主张“义为上”、 “见利思义”、 “义然后取”。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即儒家把仁义道德看的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近代山东企业家在实践中大都能认真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如孟洛川虽读书不多，但因有深谙闺训，知书达礼的母亲高氏教养成人。后又聘请章丘鸿儒李青函为师，故“仁义礼智信”的儒学理念自幼深深根植其心田。他从18岁进商号任资东，经理庆祥、瑞生祥、瑞蚨祥等店规业务，到掌管三恕堂、其恕堂、矜恕堂所有企业大权，孟洛川在经营实践中，一直坚持“顾客是衣食父母”的思想，将“仁、爱、礼、义”儒家理念逐一细化到店号铺规中，具化到经营管理的每一环节中。一是“仁义至上、利他为人”，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瑞蚨祥惨遭焚毁，所有来往账目化为灰烬，但瑞蚨祥却决定在自己欠的外债分文不差，别人所欠款项不必追求。凭着十几位伙计的回忆，瑞蚨祥还清了所有欠款，一时传为佳话。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论是自己开办“鸿记染坊”，还是委托别人加工，所染布匹均要求用上等坯布、上等颜料精心加工，不准偷工减料，故产品久不退色美观耐用，深受市场欢迎。瑞蚨祥不仅商品齐全、服务周到，而且实行“明码实价”、“足尺加一”，确保所售商品物有所值。三是践言履约、追求双赢。孟洛川讲究“忠恕之道”，追求以义取利，和谐双赢，从不靠欺诈他人获取不义之财。在与中外客商合作中，每月总是把应付给他人的欠款足额付清，从来不打折扣。其良好的口碑赢得中外顾客青睐。因瑞蚨祥一向恪守合同契约，英、荷、日等洋行均愿与其交往，允许其包销他们的洋纱、布匹。瑞蚨祥订货时只许预交10%的货款，出售时却能得到20%-30%的利润。孟洛川之所以拥有思维敏锐、精通书算、办事周密的素养，具有崇尚诚信、以义制利、忠厚待人、热情周到的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具有儒家思想的文化基因，从创业之初就确立了“仁爱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
除孟洛川外，机器制造大王滕虎忱尊崇“仁爱至上”的儒家思想也令人称赞。他宅心仁厚，利他爱人，尊重员工的选择权和发展权，从不把员工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从建厂招工始，就废除了学徒工无偿效力几年的通例，学徒期间除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补助费，且逐年增加。他奉行“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儒家理念，为了他人幸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如为提高工人素质，他督促员工认真学习技术，对徒工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学文化技术的制度。凡员工学有成就的便大胆提拔使用。对自愿外出谋职或创办新厂者，也给予大力支持，允许他们生产与华丰机器厂同样的产品。在外遇到技术难题时，还可随时回厂请教。实行这一措施，华丰机器厂先后培养出优秀人才1000多名，半数留在厂内成为技术骨干。还有半数另起炉灶，相继开办了洪丰、天丰、蚨丰、大丰、新华、益民、毓秀等铁工厂，生产的都是华丰机器厂的产品及零部件。在这些厂创办之初，他们都邀请滕虎忱去作技术指导，滕总是欣然前往。在激烈的同行业竞争中，一个企业家如没有宽阔的仁爱胸怀，是根本做不到这点的。然而正是由于滕虎忱具有儒商风范，才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爱国将领冯玉祥曾评价滕虎忱说：“全国如有二百人能像你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
2、爱国图强、振兴中华。
山东的近代企业家大多倡导实业救国、产业报国。他们被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掠所刺激，视强大国家为己任，认为只有提倡国货、创办企业，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受其辱的状况。例如桓台苗家创办济南成通纱厂的目的之一就是实业救国。他们在《创办济南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缘起》中说，列强“挟武器以凭凌其祸显，恃经济以侵略以害隐，祸显者，咸知抵抗以相救，害隐者，多以忽略而习安。相救或可以自拔，习安则麻醉沉溺难返吁。孰知经济侵略之为害，其烈更倍于兵士之武器哉？”在分析日本纱锭占山东纱锭83%、每年行销日本纱布在四五千万元的现实后，他们说“懔强邻经济侵略之患，慨民生凋敝之惨，爰集资创办纱厂，籍供社会之所需，冀挽权利于万一。”当然，我们不排除苗家有借“实业救国”招商集股的意图，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苗氏兄弟与国家命运共兴衰，于祖国危难之际捐款捐物捐飞机，切实履行“实业救国”诺言的事实。
在实业救国、实干兴邦方面，张弼士先生更是一典型的代表。张弼士是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当胡雪岩在1885年的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比他年少18岁、面见慈禧太后时享有免跪特权的张弼士正处在人生事业的最顶峰。奠定他政治地位的很大原因是基于他为“实业兴邦”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了振兴祖国工业，他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1890年，张弼士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得知如果用烟台所产葡萄能酿造优质啤酒，若西方“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后，他大为震惊，遂产生了在山东烟台投资建中国自己的葡萄酒厂的念头。并历经十年努力，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张弼士除被清廷倚重外，在民国初年还被任命为总统府、工商部顾问、立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但他对参政并不热心，而是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上，尽力给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举步维艰的革命事业以慷慨支持。辛亥革命时，仅通过胡汉民就资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张弼士由商而官，声名显赫后，英、荷殖民当局曾拟对其封官赏爵。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可以说，正是强烈的爱国心和矢志不渝的奋斗，成就了这位中国葡萄酒酿造第一人，竖起了中华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3、以诚立业，以德为先。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庄子也说：“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把诚信视为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因此，近代山东商人在经营实践和生活中，往往讲究“以诚立业、正道取财”，“以诚待人、以信接物”，并把商业道德和个人道德操守的养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以诚立业、正道取财”上，张弼士的创业史本身就是最好事例。1858年张弼士只身漂洋过海往南洋谋生，初在米店当杂工，后到纸行当帮工。因做事勤恳认真，忠厚诚实，深得老板信任。一次，一位海员拎来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因在欧洲没有亲戚，虽然托运单上明明写着自己姓名，可他认为东西不是自己的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说：“如果一年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过去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箱子打开，仍耐心等待它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纸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遂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后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继承了他的资产，开始在商界显示他卓越的经营能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张弼士历经奋斗，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最高资产达到七八千万元，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翁。
诚信经营是创业的根本。近代山东企业家大都把诚信经营摆在奠基立业的首位，坚持质量为先，以人品做产品，不搞假冒伪劣。如染织大王张启垣虽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但却提倡质量为先，信誉为重。在质量管理上，他强调在各个工序、环节预防把关，决不把希望寄托在最后的质量检查上。如果顾主发现瑕疵来厂退货，一律不准刁难。为了拿出顾客信得过的“拳头”产品，其儿子张东木立足技术革新，经反复试验攻克了染厂精炼后的技术难题，首创棉布染色后不上浆工艺，使自己的“名驹”牌青布和“双鱼”牌深蓝布深受顾客和用户欢迎，两个企业商标名扬海内外达数十年之久。
在坚持商德的同时，他们还注重读书学习、修心自省，提倡“每日三省吾身”，努力提升个人的人文道德修养。如民族资本家周志俊自幼爱好文学、哲学，一生曾著有《读易随笔》、《系辞一得》、《瀛寰小记》、《杼轴漫谈》、《芝博琐言》等书。为提升个人道德素质和管理技能，除学习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先后访问欧美10多个国家，学习借鉴先进的科技管理知识为己所用。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因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常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挫败了外商一次次的干扰破坏，终于建成了以电气动力标志为标志的现代机器大工业。在读书、自省、思悟的基础上，在原料基地建设、产品质量把关、销售市场开拓、管理模式创新、产业资本融合、科技力量提升和员工队伍培养方面，有独到的系统的创新，可以说开近代企业管理之先河。在自身洁身自好的同时，他还十分关注职工队伍的道德养成。为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他亲自组织成立同人进德会，职工可自愿参加。进德会“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提倡正当娱乐，摒弃不良嗜好为主”、“以勤俭为信条”，“以烟、赌、嫖为禁条”；下设书画、乒乓球、篮球、足球、网球、音乐、游艺等组，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使职工队伍的道德素养大为提高。
4、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山东人素以直朴豪爽著称于世，但直朴豪爽并不是头脑简单、傻大憨笨的代名词。认真探讨近代山东企业家的经营艺术，可以看到在山东商人中不乏眼光敏锐、思维缜密、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之人。
如桓台苗家主要是做粮食生意的。粮食生意是易赚易赔的“山水生意”，如信息不灵、吞吐迟缓，就难以市场取胜。为掌握行情捕捉商机，苗家一是建立了由企业分号为主体的信息反馈网络。麦秋收获前后，即将各地降雨量、灾害情况、小麦长势、当地行情、价格变化、面粉销售等情况及时上报，以预测丰歉制定对策。二是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情况掌控。他们在邮电局专设信箱，在电话局设定时长途电话，在粮关设自用专线电话，同时还安排专人通过电台收听关于上海国际麦粉的行情动态，情况有变几分钟就可通知各地采取措施。三是高度重视信息处理。对于各地的来电来函，总是亲自批阅，从不假手他人，从如保证了决策正确和时效性。如1934年因美国小麦倾销中国，导致国内粮价暴跌，成记面粉厂一次亏损50万元。但苗杏村通过分析认为，粮价暴跌是外粮剧增冲击的结果，过一时期粮价定会回升。为此，他趁粮价暴跌时购进小麦6000多万斤作为库存。果然1935年小麦百斤价格由2.4元回升到4.5元，面粉由每袋1.8元上升到2.8元，成记这一年不仅弥补了过去亏损的50万元，而且获纯利35万元。
企业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危机来临之际，主事者能否审时度势，事关企业兴衰，张启垣父子在这方面可谓成功者。1933年东元盛大规模扩建，向银行借款多达30元万元，本以为三四年即可偿清欠债。然而，当厂房建好设备安装到位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市场萧条，销售困难，染布价格下降一半。各银行纷纷提出收回贷款。在此风声鹤唳之时，张启垣父子沉着冷静，审时度势。首先团结一致，树立渡过难关的信心。其次，以房屋、机器、土地、货物作抵押贷款，取得银行信任，稳定了资金周转。三是对不断上门催债的小钱庄银号果断清偿其贷款，消除了企业即将破产的社会传言。最后强化销售，加速生产流转。通过打出这套组合拳后，逐渐化解了危机。到1935年底，除付清利息外，企业盈余1万元。到1937年，所有欠债全部偿清，企业获利颇丰。
1893年，张弼士在谈论致富妙术时说：“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敛，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 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这可为近代山东企业家的经营艺术做的最科学全面的概括。
5、百折不挠，敢为人先。
近代山东企业家是一批富有积极进取，具有竞争开拓精神的企业精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做事虽往往尊礼谨慎，但一旦认准了的事却异常执着，历经磨难而坚韧不拔，勇于应对各种挑战而敢为人先。
如山东苗氏家族的苗杏村，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十二岁就在家乡学做小买卖，十五六岁起又在索镇、羊家沟之间用毛驴送客赶脚，靠“两条腿的本钱起家”。后来济南先后在洛口、济南商埠建立“公聚和”、“恒聚成”粮栈，代客买卖粮油，生意十分活跃，两年即获利四万余元，为原始积累的五十余倍。他的堂弟苗星垣1910年来济南，为学本事先当伙计，曾亲自给人斟茶做饭、搬运粮包。因勤于钻研经验丰富，1920年与人合伙组建“同聚长”粮栈时，即独揽东北每年几十万包大豆、高粱买卖的生意，在济南、胶济铁路沿线设立分庄30余处。后与苗杏村合建成丰面粉公司，与表弟创办文德机械厂，与苗汉南在西安建成成丰面粉公司分号，成为当时山东工商界的鉅子。为什么苗氏兄弟能迅速崛起，除善于经营外，大胆开拓、敢为人先是其重要特征。为使开发的新产品打入新市场，他们制定了水平式、垂直式、斜行式、集成式向多品种经营发展的市场战略。该战略有利于抓住外部环境提供的各种机会加速发展，特别当原有经营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时，能较快地转移经营重点，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上世纪30 年代中期，由于外强侵掠，反动政府的压榨，济南的面粉业危机频现，全市十家面粉企业有四家倒闭，其余大多经营惨淡。然而，苗氏集团正是运用了这种经营战略，转型创办成通纱厂、成大纱厂和麻袋厂，并业绩斐然。
而滕虎忱的创业经历更彰显了山东企业家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滕虎忱原本是一个锔锅锔盆的“轱辘匠”，15岁随父亲到青岛铁路局工厂做工，因刻苦勤学成为技术精湛的能手。受孙中山要“继续努力学好机器制造技术，创办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振奋实业救国”的勉励，奠定了他“矢志创办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1920年靠与人集资的3000元成立华丰机器厂。当时,柴油机需求激增但鲜有国产，他决定试制。1931年冬,滕虎忱参照从上海购进的柴油样机投入复杂的研究仿制。1932年秋，华北地区第一台15马力柴油机在华丰诞生。一举打破了外国垄断动力机械的局面。此后滕虎忱先后又在潍县试制出8马力、25马力、40马力柴油机。到1936年2 月，华丰已成为民营机械行业中“华北最大机器厂”、“长江以北第一厂”，滕虎忱被誉为“中国的内燃机之父”。纵观他以3000元起家，到抗战前总资产达到150万元，从只生产简单农具到20世纪30年代生产柴油机、发电机的创业历程，可以说是滕虎忱为振兴民族工业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的结果。其“积极进取、开拓市场；质量第一、信用至上；注重销售、推介有术；礼贤下士、诚招英才；关爱职工、待遇优厚；勤于学习、不断创新”的经营之道。更是值得今天的企业家去学习借鉴。
6、崇尚知识、选贤任能。
作为着眼长远、富有民族责任感的企业家，近代山东企业家在崇尚知识、选贤任能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如苗星垣为办好纺织工业，在小弟苗海南从南通纺织学院毕业后，又送他专门到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继续深造。苗海南回国后，与族兄苗杏村、胞兄苗星垣在济南共同创办成通纱厂，他任经理兼总工程师，亲自设计厂房设备。1933年5月拥有纱锭1.5万枚的成通纱厂建成投产后，1935年又与苗星垣筹资100万元，创办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8个月即建成投产，其速度为海内人士折服。另外，苗氏兄弟出崇尚知识外，始终坚持任人唯贤。苗星垣常说，“至亲莫如仁人”，尽管苗氏集团是家族企业，但在高级管理人员中却非常重用外姓外地的贤能之人。对于一般职员和工人的使用，也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对吃苦耐劳、道德品质优良者大胆提拔委以重任。即使对已倒闭企业中的精明能干者，也聘过来大胆使用。再如滕虎忱为了企业发展，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实心实意礼贤下士。为仿制柴油机，他礼请青岛铁工厂的王洪茂来厂作技术指导，后又提拔王担任厂长，月薪60块大洋。当得知技师赵文德既能设计，又善绘图，便以每月80块大洋的高薪聘请入厂。而但是他自己月工资不到40个大洋。著名企业家周志俊不仅高薪聘请高等工业专科学历的技术管理人才来厂工作，而且注重从职工及其后代中积极培养知识人才。企业不仅设立了幼儿园、小学、补习学校，而且设立了一年制的预科、三年制的本科高级专修班，优先吸收和培养职工子弟入学。对不缺课、成绩优异的给予物质奖励。对工人中的优秀学生可提升为企业职员。通过这些措施，提升了职工素质，为企业培养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骨干队伍。
7、富而好施，勇于社会担当
大凡崇尚儒家思想、有仁爱忠恕理念、有远见的的企业经营者，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夙愿，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社会担当，近代山东企业家也不例外。如清光绪九年，黄河泛滥成灾，朝廷治河急需款项，孟洛川与其二兄孟继箴即捐金累万。光绪廿五年山东又遭荒歉，山东巡抚毓贤为人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他与孟继箴又捐银1.4万两，从东北买高粱赈济灾民。苗氏集团的苗世厚在家乡兴办商会、设立学校、开办粥厂、捐巨资救灾。苗杏村热心公益事业，先是在桓台索镇设立2处小学、1处女学、修桥铺路、疏浚乌河。后又任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赈务会委员、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黄河下游局局长等职，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成为一个既是企业家又是慈善家的社会名流。闯关东的民族资本家张廷阁也利用自己的财力和社会名望，做了很多有益民族、有益民众的事情。五卅惨案时，他捐现款和面粉救济上海工人。1931年“江桥抗战”时，他捐赠大批款项和物资，支援抵抗日寇。1945年，李兆麟将军竭力推荐他出任哈尔滨临时市长，他为维持社会治安不遗其力。联名电请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独自捐献“双合盛”号战斗机1架。在哈尔滨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爱国企业家周志俊更是为了民族振兴、社会公益不计个人所得。1950年，为抗美援朝他捐献飞机一架；1954年他所办的华新、信孚、新业、新安等主要工厂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并主动提出放弃领取定息，支援祖国建设；1979年后，先后向山东省工商联、儿童福利基金会、体育中心捐款6万余元。1984年他委托山东省工商联代为办理手续，将自己应在青岛、上海、南通、无锡等地10多个单位领取的95万元定息，全部上交了国库。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的尊敬和赞赏。
8、广交友朋、左右逢源的公关艺术。
为了企业发展，山东商人处心积虑的广交朋友，由于山东人直朴豪爽，仁义忠厚，所以在交朋结友、构建生意关系网上比较成果。如苗杏村与荣宗敬的友谊就是典型事例。1915年无锡茂新面粉厂初次来济南收购小麦，在很短的时间内，苗杏村就为其代购了200车。因质量好、交货快，引起上海面粉大王荣宗敬的重视。荣宗敬来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以赴并在是年春节亲往上海拜见荣宗敬，使两人关系进一步友好。后荣宗敬在济南设立茂新面粉厂，苗杏村从选厂址、购地皮、建厂房到安装设备，无不尽力而为。据荣氏讲，他和荣德生在外地创建20余家企业，济南最为顺利。故在后来每逢苗氏集团遇到难处，荣氏集团总鼎力相助。1921年创办成丰面粉厂时因资金不足难以投产，荣宗敬就作为担保，一次帮苗氏赊购引擎、钢磨、锅炉等设备13万元。1924年创办成通纱厂时，资本不敷使用。又以荣宗敬担保，向英国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和1500千瓦的发电机1部。通过这些项目及时上马，使苗氏集团获利多多。
在豪爽仁义的同时，近代山东企业家大多攀权附贵，借助政治搞垄断经营。如孟洛川为便于经商，首先通过联姻，将三个女儿分别嫁入宦门巨族。其三子孟建初娶法部侍郎之女为妻，其长孙孟式雍则娶了总统曹锟的孙女，结成了一张亦官亦商的大网，其次千方百计结交丁宝楨、袁世凯、徐世昌、靳云鹏、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官僚，为其疏浚生意渠道、进行垄断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苗氏集团则结交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府主席韩复榘、交通次长劳逊五等人为业务开展提供了诸多方便。1934年成记面粉厂因原粮枯尽、资金短缺面临倒闭，但通过省财政厅长王向荣支持，取得8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从而摆脱危机。而周志俊家庭本身就是官宦世家。其祖父周馥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其父周学熙曾任清政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并先后两次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其集资开办的15家大型近代企业资本总额达4000万元，与南方张謇并称“北周南张”。其官办家族企业的地位在当时中国企业家鲜有出其右者。当然，攀权附贵，获得某种商品的垄断经营权利，这是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但在商人地位低微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大利润结交权贵好像是商人的本性使然，至今仍然存在难以消除。
三、近代山东企业家对儒商文化的历史贡献
光阴荏苒，沧桑巨变，风生水起的近代山东企业家已成过去的历史，但是，他们的经营实践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他们的价值理念、经营之道，作为中国儒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纵观众多的近代山东企业家，他们虽然出身、地位、文化素质、经营规模和所处地域不同，但在大部分人身上具有儒商“义为上”、“德为先”、“诚为本”、“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突出特征，并由于齐鲁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有的经营特色和文化理念。这些经营特色和文化理念有的属群体共性，有的属独家具有，更多的是在群体成员身上或多或少的交叉存在。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攀附权贵、进行不正当竞争等），我们的责任就是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理念、经营经验整理归纳出来，充实进中国儒商文化的思想宝库，以鉴古知今、古为今用。通过认真梳理近代山东近代企业家的经营实践，总结其价值理念、经营策略，经管艺术，笔者认为，近代山东企业家对儒商文化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仁爱至上、以义取利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
（1）融儒于商，亦儒亦商，贾儒相济。
（2）以义取利，不取不义之财。
（3）仁民爱物、善待员工、用户及社会。
（4）靠儒道称雄商界，以儒商风范获得社会认同
2、爱国图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于：
（1）为国图强，艰难创业。
（2）忍辱负重，面对敌寇威逼利诱毫不退缩；
（3）为振兴中华，不计较个人得失。相互提携，同行不妒。
3、以诚立业，修身向善的道德素养。主要体现于：
（1）见利思义，信守契约；
（2）货真价实，信誉至上；
（3）以信接物，童叟无欺；
（4）追求道德修身，以道德培育员工。
4、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经营智慧。主要体现于：
（1）审时度势、乐观时变；
（2）科学预测、见端知末；
（3）仁能取予、勇以决断；
（4）化危为机，智以权变。
5、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主要体现于：
（1）观念创新，兴办实业；
（2）几经磨难，坚忍不拔，屡遭外商干扰，不屈不挠；
（3）改变近代工业格局，敢为人先。
6、崇尚知识、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主要体现于：
（1）崇尚知识、重视智力投资；
（2）高薪聘用科技人才，提升企业创造力；
（3）有教无类，注重人才队伍培养。
7、富而好施、扶危济困的社会担当。主要体现于：
（1）面对灾害，捐资赈灾；
（2）热心公益，投资教育；
（2）国家危难之际，捐献飞机大炮。
8、广交友朋，左右逢源的公关策略。
（1）以直朴豪爽、仁义忠厚的人格魅力赢得别人信赖；
（2）整合政治、经济、社会资源，驰骋商界。
当然，上述几点只是笔者的管窥之见，难免挂一漏万。但不管如何，在世界物欲横流、社会风气浮躁不安、经济罪案不断出现的今天，学习借鉴并弘扬前辈的思想精华，对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打造诚信与道德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理应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前不久，党的十八大从战略的高度，做出了“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这些都是与我们的儒商文化研究方向并行不悖的，也是与我们通过道德教化，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培育现代儒商的历史使命相辅相成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道德经济、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工程中，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要求，继续认真梳理近代、现代、当代企业家的经营实践与创业历程，深入探讨他们兴衰成败的原因，通过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辨证扬弃过程，将许多成功经验、先进价值理念，纳入中国儒商文化体系乃至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充分发挥儒商文化——社会主义经济道德遗传基因的作用，使儒商道德规范、价值理念变成当代企业家行商为人的自觉追求、儒商经营之道成为滋养当代企业家的有益土壤。让儒商以国家社稷为己任的爱国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创新进取精神，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前行的道路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瞄准目标，扎扎实实去真抓实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定会早日实现。
（201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