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的7年中，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信息产业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以往单向度的出口拉动，转变为出口、消费和投资三架马车轮流拉动的局面。在《重构：经济新格局与新思维》一书中，北大经济学家海闻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放缓，仍然是在调整经济结构之中，传统的工业品制造、房地产、汽车都面临瓶颈，去产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类似于服务业、医疗健康产业、文化行业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而零售及消费品中的品牌建设，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同样，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7-2026：老经济与新动能》一书中，刘世锦教授领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也认为，2017年如果中国经济触底得以确认，经济增长将会转入Ｌ型底边所构成的、十年以上的中速增长期，增长动能大部分来自于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例如，传统的一线城市在城市化浪潮中，逐渐形成新的大都市圈——在一线城市周围建立有不同产业支撑的小城镇，并通过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性创新成果的突破，将带动大都市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转型从“降速”向“提质”阶段过渡所引起的短周期波动，将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在老经济的模式中发展新产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就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数字保险、网络众筹和互联网财富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发展优势，以及发展中的问题、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由此逐步解决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毕竟，普惠金融不是扶贫，也不是慈善，必须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商业可持续原则基础上，被服务者要承担可负担的成本——在尽可能做到更广泛的“普惠”的同时，还需要防范金融风险。由此，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完善统一、开放的征信系统，才能逐渐将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结合起来，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

当然，除了金融支持之外，是否需要制定新产业政策进行指导，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工信部工业4.0研究所王喜文所长在《新产业政策》一书中认为，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之后，传统的工业模式发展遇到了环保、资源能源日渐枯竭的阻碍，如同国企员工的下岗再就业一样，这些传统企业在转型为“工业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时，需要在关税保护、贸易保护、税收优惠、工业园建设、研发补助、特许或垄断经营等方面的产业政策指导，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种战术。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中，西南交大的校长徐飞教授讲述了中国高铁从“技术引进”，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赶超过程，而中国高铁的快速崛起，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新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时至今日，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其他国家最为感兴趣的项目，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一张靓丽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