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公司合伙人通过人力控股，风险投资只占小股成为普遍现象。人力资本模式变革必然导致产权革命，并引发治理结构的彻底变革。在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到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蜕变的过程中，产权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产权是公司控制的核心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

产权变革后的公司治理，终结了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阶层对管理阶层的控制模式，但并不是导致管理层对股东的控制。后现代公司治理，应该是既消除了控制，也消除了雇佣，并产生了全新的公司利益相关方的协同与合作。这就是共同治理的核心所在。

相对于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后现代公司共同治理模式具有多方面的突围。这些突围从整体上颠覆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表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

共同治理范式对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第一重突围，是终结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过彻底的产权革命，以全员持股为表现的后现代公司，经营者即所有者，公司不再由两个对立的阶层所构成，而是由一个阶层所构成。

共同治理范式对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第二重突围，是终结了委托-代理模式。既不存在委托人，也不存在代理人。公司成员的自我委托和自我代理，事实上委消除了委托、代理这两个概念。

共同治理范式对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第三重突围，是终结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模式。在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既不存在资本雇佣劳动，也不存在劳动雇佣资本，而是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协作。

共同治理范式对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第四重突围，是消除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因为已经不存在“内部”与“外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公司的主人。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也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共同治理范式以产权革命为起点，但并非产权决定一切。在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等公司中，创始人的股权都不是最多，但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创始人都可以拥有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虽然蒙德拉贡式的全员控制代表着未来大势，但在共同治理范式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创始人控制模式已经远远优于曾经的管理层控制模式。

就公司治理而言，员工持股并非尽善尽美，也非一劳永逸。但员工持股已经成为全球性浪潮，正在席卷从大公司到中小公司的治理结构变革。员工持股堪称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起点，同时也是其核心。后现代公司治理的其它机制，无不建立在产权结构变革的基础之上。

全员持股机制下的理想治理模式理应是全员治理，但要视公司实际情况逐步推进。大部分情况下，实行创始合伙人主控，其他员工辅助控制，以及投资人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比较符合现实。全员持股模式下的公司治理架构，同样需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基本的治理机构，但与经典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相比，这些机构本身的组成和职能必须进行创新，同时需要增加新的职能机构。

最后，公司治理离不开政府层面的监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除了证监会的监督外，还需要象美国政府在安然事件之后那样对当事人的法律严惩，以及职业人操守记录与查询的非盈利机构配合等等。同时，对非上市公司的治理监管也应该有更多针对性的政策。

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既非“经理人资本主义”，也非“投资人资本主义”，而是“数字共产主义”。它以全员持股的产权革命为基础，是由创始人、投资人、经理人、员工（小股东）、用户/客户等利益相关者构筑的共同治理结构。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