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产业的基本单位，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企业强，产业才能兴，经济才能健康运行。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必须有活力。企业要有活力，必须轻装上阵。而要真正轻装上阵，必须减负担、降成本。
企业的负担重在哪里？成本高在哪里？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李克强总理对微观企业负担重的基本判断。“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降成本就要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企业而言，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府机构不合理、不合法或不规范的行政监管而产生的成本。其中最典型，也是被诟病最多的莫过于因接受各类“红顶中介”提供的中介服务所产生的成本。
这类成本事实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形的费用支出，一部分是无形的效率损失。比如一个企业要上项目，必须经过形形色色的评估中介服务。企业一方面要为每项服务支付费用，另一方还要耗费时间。那么支付的费用就是有形的成本，耗费的时间并由此导致的收益损失就是无形的成本。很多人谈到制度性交易成本时，多是指有形的费用支出，而忽略了无形的效率损失。两项成本加在一起，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比要大于有形的费用支出。当然，如果考虑到，“红顶中介”服务价格的垄断性对政府形象的损害，那么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更高。
正因为“红顶中介”所造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此之高，才使得整治“红顶中介”成为必要。“红顶中介”的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红顶”所导致的的垄断。中介服务机构依托行政机构，坐等生意上门，并且狮子大开口，“一口价”收费。另一方面是“中介”过多过滥。一个项目评估环节要经过环评、水评、能评、安评、震评、交评、灾评、文评、雷评、气评……哪个评估过不了，项目就难开工。
整治“红顶中介”必须从两个方面发力，即破除垄断和减少中介服务。对中介服务进行规范，关系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产品质量的予以保留，除此之外的各类评估予以取消。对于保留的中介服务项目，要进一步分类，能交有市场的，完全交由市场。企业自主选择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自主进行服务质量和价格竞争。确实不能交由市场的，由政府机构组织提供服务，探索服务方式，明确收费标准。那些介于官商之间、“带着政府帽子、拿着市场鞭子、收着企业票子”的中介服务机构不能再有生存空间。
一言以蔽之，“中介”可以有，“红顶”一定不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