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当天，张家港沙洲路步行街一商场楼下，一名年轻男子以母亲患重病为由跪地乞讨，“母亲”就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名城管协管员，举起了写着“诈骗请小心”的牌子。被搅了局的“行乞者”最后只能逃之夭夭。据当事城管协管员介绍，乞讨男子是个“熟面孔”，当天曾躲进小弄堂里抽烟打电话，用的是苹果手机，抽的是中华烟，这让他们更加确信，男子是职业行乞，根本不是家中有困难。（2月16日《扬子晚报网》）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水平”的国度，每个城市都建有救助站，但依然随处可见乞丐，实在不可思议。直觉告诉我，这些乞讨人员很多都是“假乞丐”，或者叫“乞丐专业户”、“乞丐万元户”，很多老人、妇女、小孩通过乞讨“先富起来”。网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乞讨村”的甘肃岷县小寨村，村支书面对媒体时就曾承认“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而《北京青年网》一篇题为《北京乞丐村男子富的流油乞讨在京买两套房》的文章，更是令那些在北京“打拼”多年，虽表面很光鲜但仍租房居住的高知、白领们自愧不如。

有关甘肃岷县集体乞讨话题，社会关注度一直很高。非常尴尬的是，2月13日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甘肃岷县“乞丐村”今昔转变：去年全年未发现外出乞讨人员》的文章报道，曾经将乞讨视为致富门路的小寨人，正在努力重新修复着曾经因为“乞讨”而被舆论洪流冲毁的尊严。“乞讨”不再是一件能够放在台面上的事情，而村内绝大多数都对“乞讨”这两个字眼讳莫如深，都否认自己曾经有过乞讨行为。

但同日央视央视网则报道，经调查发现，近期在北京地铁内乞讨的儿童，超过三成来自甘肃岷县。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组织工作组于2月9号赴京开展劝返工作。

这两则新闻的关注点虽然不一致，一个关注的是甘肃岷县小寨村，一个关注的是甘肃岷县，但话题却是同样的“集体乞讨”。

根据有关报道，2013年岷县地震之后，村里盖起了很多小楼，“当时国家给了受灾农户一些补贴，剩下的依靠贷款和积蓄以及借款。”此外，很多年轻人在农闲时前往内蒙、新疆打工，也应该有着一定的收益，按理是不应该走“群体性乞讨”这条路子，而他们愿意抛开尊严去“乞讨”，无非是“乞讨”来钱快，而且还比较轻松。这就延伸出现代都市人“滥用怜悯”话题了。

在笔者看来，最令人痛心的“滥用怜悯”，就是有些市民不断给大街上那些残疾得已经“不忍卒读”的小孩金钱。几年前因“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而导致的集中“打拐”行动告诉大家，很多乞讨儿童原本是健康孩子，就因为落入专业乞讨组织手中后，被操控者残忍地弄成残疾，以更能获得他人同情的可怜形象进行乞讨，为乞讨团伙谋取更多的利益。

要是反过来看这些问题，那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给大街上乞讨的残疾儿童丢钱，而是将这些可怜的孩子及时送福利院、救助站，乞讨组织就没有可能牟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么这些原本健康的孩子就不容易被拐卖，更不容易被人为弄成残疾。靠拐骗儿童而成的乞讨团伙，就是利用人们“滥用怜悯”的心理弱点在作恶。从这一点看，善良人的每一次“滥用怜悯”，都极有可能成为怂恿他人作恶的动力源泉。

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揭露“假乞丐”。2月1日，法制晚报一篇题为《骗子景点乞讨城管蹲地举牌警示骗局》就报道，两名年轻男女以孩子患病筹医药费为由跪地乞讨，旁边一名男子则举起了写着“骗子”的纸牌。举牌者为鹤壁市城管队员，他表示：“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担心穿着执法服装，强行驱赶会影响城管形象，引起市民误会。因此便换了便装蹲在他们身边举牌提醒市民不要上当。”

我必须为举牌揭露“假乞丐”的城管点个赞！毫无疑问，整天在马路上巡视的城管对这些乞讨者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笔者建议，可以将整治“假乞丐”列入城管综合执法的工作范围。

对于真正的乞讨者，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都该送救助站；而对于那些“假乞丐”，实际上是利用人们的怜悯心态对善良实施诈骗，应该坚决揭露并实施一定程度的处罚。（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请长按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