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鸡枞与边际革命

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将它们扯在一起，缘于我在阅读《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的无边联想。自以为有趣，却不知是否牵强。

鸡枞在云南野生菌中有“菌王”的美誉。因稀有而珍贵，因美味而驰名。鸡枞因有鸡肉的清香而得名，其肉质细嫩，回味悠长，是野生菌中的上品。

我老家也产鸡枞等野生菌，但因为海拔太高，不像易门、南华等地那样盛产。捡拾鸡枞是一件高度依赖运气的事情，偶然捡拾，就有中彩的意味。鸡枞是一种蚁类的分泌物在适当土质、气温、湿度及其他有机物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菌类。“鸡枞窝”是这种特殊蚁类生活繁衍的基地，是一个直径四五十厘米的球形空间，距离地面三四十厘米的样子。到了农历五六七月，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鸡枞菌从地下繁衍生成，冒出地面。鸡枞出产的地方，要求土壤肥厚，遮阴蔽日，温度湿润。在这几个月间，雷电大雨之后，是捡拾鸡枞的好时机。鸡枞也会产在玉米地当中，但是，因为用犁耕地，有时候会破坏鸡枞窝，而鸡枞窝一旦被破坏，蚁穴可能搬离，也可能毁灭。加上后来大量使用化肥，农田里的鸡枞就越来越少了。。有人说鸡枞窝会搬家，我想可能是鸡枞窝被破坏之后，蚁类迁移的缘故。鸡枞窝大多在田边地头、草地上或者土路边。不是特别留心，很不容易发现。鸡枞从地里冒出来的时候，圆圆的，黑黑的，滑滑的，像极了羊粪蛋，而我们那里养羊很多，很难将刚露头的鸡枞与羊粪蛋单识别开来。

鸡枞是一种美味的食物。在我童年的时候，一年里也就是春节、端午、中秋那几天能够吃到肉。差不多一年到头都谗肉。能够在远离肉味儿的季节吃到鸡肉味的鸡枞，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将新鲜鸡枞洗净，配上青辣椒一炒，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熬汤，都是难得的美味。很郁闷的是，对于捡拾鸡枞，我简直就是一个笨蛋。我的大表弟，是村里出名的捡拾鸡枞的能手。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听村里人传言，说他一个早上捡拾的鸡枞多到要他父亲用担子去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我整个小学阶段都在农村生活，热心干农活，也向往在那几个月里捡拾到鸡枞。可是，我总共才捡拾过两次。两次加起来，一巴掌就可以抓下。第一次还是我弟弟发现之后让我去挖的。另一次更滑稽。那一天扛柴回家经过一片草地，天上正下着大雨。我光着脚，感觉脚底板被一个硬硬的东西顶了一下，而且那东西似乎在往上冒。我弯下身往脚底下一摸，果然是鸡枞。其实那鸡枞才刚刚露头，还没有长成。我狠下心，还是将其挖出。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果然，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自己捡拾鸡枞的经历。其实，哪是我捡拾了鸡枞，分明是鸡枞捡拾了我。

捡拾鸡枞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还需要经验和韧劲儿，还有勤快。我表弟就是具备这些素质的人。鸡枞大多是大雨天中露头，太阳出来之后就快速生长，不两天开了花，很快就会腐烂。捡拾鸡枞的有利时间很短，也就是鸡枞出土之后天把的样子。大雨之后的第二天，露水大，天气凉，人们一般都不怎么愿意上山，这就给我表弟这样的勤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后来聊天中知道，捡拾鸡枞还是需要某种天赋和能力的。刚露头的鸡枞很难与羊粪蛋区别开来，但这对表弟来说却不是问题。表弟长年放羊，对羊粪蛋有着有着细致而入微的观察，养成了一眼就能将露头鸡枞从羊粪蛋中识别出来的能力。雨后山里的空气异常清新，而表弟又有着灵敏的嗅觉，在田间地头走过的时候，能够嗅出附近的鸡枞的特别清香。还有，鸡枞是成窝成窝地出现的，而且，头年出鸡枞的窝子，如果没遭到破坏，第二年还会出。所以，头年捡拾鸡枞多的人，第二年就有更多机会捡拾到鸡枞。

这段时间我在读关于边际革命的著作，先是豪伊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然后是布莱克等人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这两本书讨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是否真的有过一场边际革命？兴起“边际革命 ”的那几位经济学家，被我联想为捡拾到鸡枞的幸运儿。

我一直受马歇尔的“连续原理”的影响，对“革命”总持有某种怀疑。这一点，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放逐”。我们从小接受了“革命”的教条，囫囵吞枣，不知所云。在理性觉醒之后，在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不由得有了“逆反”的心理。我原先也是接受“边际革命”的。因为我们接触“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时候，就是将这一理论兴起的过程看成是一场革命的。想象着，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后来，因为受马歇尔、凡勃仑以及哈耶克的影响，再加上对斯密的更加深入的重新认识，还要加上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才愈加接受进化和演进的思想，从而对“革命”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不过，边际学派的兴起，确实引起了经济学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方法方面。现代经济学目前的这幅面貌，不论是时好时坏，是进步还是变异，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边际革命”塑造的。这样，我对“边际革命”的判断有了一些纠结。革命？还是非革命？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就我们对“革命”概念的理解和应用，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思路。

第一个意义上的“革命”，强调某一事件的重大历史影响；“革命”就意味着对历史进程的重大改变，意味着新天地的开辟。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历史影响的意义上来理解，“边际革命”是确实发生了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面貌虽然不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但变化确实发生了。而且，距离那个时代越远，越容易看出变化的显著。至少在方法上，“边际革命”之后的经济学与“边际革命”之前是大不相同了。从历史影响上来看，如果“边际革命”都不算是一场“革命”，经济学历史上恐怕就没有“革命”了。这一点，我们不多作讨论。

第二个意义上的“革命”，强调某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和情景。“革命”就意味着某一重大事件的突然的，急剧的，暴风骤雨的，翻天覆地的，断崖式的变化。如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苏联的十月革命及1989年叶列钦的反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边际革命”的革命性质是值得怀疑的。

“边际革命”，或者边际学派的兴起，就其经济学的内涵而言，指的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边际分析方法的产生、推广和普及。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似乎就意味着这些东西是在19世纪70年代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一开始，“边际革命”的三位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在发表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之前，相互之间没有通讯联系，也不太了解他们之前的相关研究，于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相关理论的始作俑者。这种失实的判断说不上傲慢，而只能说是信息沟通不畅，以及经济学知识推广普及不足。“边际革命”的“革命”要素，大致上就是边际分析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其中的边际分析涉及边际、微积分、最大最小等因素。这些因素，在“边际革命”之前早已有之，而且在不断发展。这样来说，边际学派的兴起，或者说“边际革命”的发生，只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只是一个知识的进化过程。

“边际革命”的萌芽，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经出现了。不需要说的太远，就从奠定经济学哲学基础功利主义的边沁那里说起吧。1789年，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则引论》中，讨论了效用原理，提出了最大最小的概念，有了用微积分计算幸福和痛苦的思想；1817年，边沁的“精神上的孙子”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讨论了土地耕作顺序及地租的产生，其中有“边际”及“边际生产力”的思想；1826年，杜能出版了《孤立国》，在其讨论区位理论时，有了边际生产力的思想，还论证了MR=MC的利润最大化原则；1836年，西尼尔出版《政治经济学大纲》，其中解释价值决定时，讨论了价值、效用与稀缺性的关系；1838年，古诺在其《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研究了边际效用递减，并据此绘出了需求曲线；1844年，杜普伊特在其论文《论效用及其测量》中，阐释了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描绘了边际效用曲线并据此得出需求曲线，还依据需求曲线阐释了“消费者剩余”的思想；1854年，戈森出版了《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论证了后来叫做“戈森第一定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被叫做“戈森第二定律”的边际相等原则。我们从事后来看，到戈森的时候，后来“边际革命”所成就的那些最重要的贡献，都已经出现了。可见，在“边际革命”之前，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就已经在暗流涌动中静悄悄地开始发展了。就如同鸡枞在五六月份生成之前，蚁类已经在地下酝酿和准备一样。看起来鸡枞是在五六七月份，在雷电暴雨之后突然间从地上冒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十来个月的准备。只是到了适当的季节，有了适当的外部条件，量变才积累为质变，蚁类的分泌物才转化为鸡枞菌。

十八世纪末期甚至之前经济学中关于边际、效用价值、微积分应用以及最大最小观念，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革命”的必要准备，这些准备对于最后的“革命”来说，属于内在因素。导致“革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还有外部的因素。我们可以将经济学自身对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追求，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转变，视为边际效用经济学兴起的“外因”。对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追求，似乎是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开始的。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威廉·配第，应该是经济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早期代表，他的“政治算术”是经济学科学化追求的一种努力；斯密之后的大卫·李嘉图，通过对抽象演绎法的强调和实践，将经济学的科学化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萨伊，强调经济学作为研究因果关系的科学，与物理学一样具备实验科学的性质；再往后的西尼尔，奠定了在假设或公理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建立经济学体系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专业化发展和科学化追求的过程中，数学的应用逐渐受到重视。因为数学是真正的科学语言和科学工具，没有数学的逻辑推理，很难做到客观，也很难做到精准。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数学家投身到经济学研究中。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追求，既是经济学提升自己科学地位，实现自己科学认同的手段，也可能是经济学家们刻意提高经济学门槛，以垄断和控制经济学研究中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弗德·D·W·古德温的下面一段话很有意思：“19世纪70年代初期，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已经差不多半个多世纪没有明显的变化了。这门科学被作为‘伦理学’的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看待，内容包括某些不可改变的原理或者法则，一个头脑简单的外行人在最低限度的学习研究后不难掌握。作为一门学问，人们认为它特别适合怪癖的哲学家、教士和法学家。在学院和大学校中很少由专家讲授，往往是由随便什么似乎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人滥竽充数；除了法学家和哲学家以外，这门课程由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各种类型的科学家，甚至学院院长任教。”（布莱克、科茨、古德温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P340）经济学家似乎很不满意于自己的专业是一个被滥竽充数的专业，是一个缺乏任何专业知识的人士都可以在其中夸夸其谈的领域。这样的情景，说明经济学还不具备任何的专业性，科学性自然也就无法谈及。数学化或者形式化似乎是实现经济学专业化从而科学化的唯一途径。有了数学，经济学就不再是任何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都可以夸夸其谈的了。而边际分析，由于其数学应用的性质，正好适应了经济学提升自己专业化的需要。古德温的下面一段话同样有趣：“一门专业的重要诀窍是专业中所需要的本领不要被业外的人所掌握。边际主义是给参加这个专业设置主要障碍的第一种思想体系。”（P358）当然，边际学派的兴起还有着其他的复杂因素。比如，在李嘉图之后，因为无法摆脱“李嘉图困境”，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趋于破产。惠特利大主教对劳动价值论的怀疑发人深省，他说——不是因为从海里捞出的珍珠耗费了劳动珍珠才有价值，而是因为珍珠本身有价值人们才耗费劳动下海去打捞。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怀疑需要新的价值理论的出现。虽然古典时代的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有一定的影响，但要取代劳动价值论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学派的兴起，无论从内因还是从外因来看，都是进化的结果。这里没有暴风骤雨般的毁灭，也没有惊天动地般的新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变化。其实，不仅是边际学派的出现是这样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界的变化，也是稳定而渐进地变化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三位经济学家，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他们所处的经济学世界里，都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他们一开始提出来的“新思想”，得到的接受和认同很有限。这三位经济学中，瓦尔拉斯对于推动新思想向全世界的传播最为积极。瓦尔拉斯非常热情地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写信，推荐自己的著作，推广自己的理论。工作很努力，成效很微弱。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接受他思想的经济学家，还是个位数。思想的发展，理论的渗透，终究也是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经过十几将近二十年的努力，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边际学派的新思想才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推动边际效用经济学大发展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重要力量，一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二是约翰·贝茨·克拉克1899年出版的《财富的分配》。

让我联想到鸡枞这个比喻的，还是早期边际和边际效用思想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熟的边际分析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差别。在边沁和李嘉图等人的时代，边际和边际效用思想，就如同鸡枞刚刚冒头时候的那种羊粪蛋蛋，他很难被识别出来。而到了边际学派兴起的时代，无论边际分析自身的发展，还是社会环境的需要，都使边际分析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显著性呈现出来——原先羊粪蛋单的冒头鸡枞，已经离开地面好几厘米，菌伞正待打开，菌面呈现亮丽的色彩。这几位具有企业家特质的经济学家——就如同采菌人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正在长成的鸡枞——他们抓住了经济学分析的时代进步，也抓住了经济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时代要求，才推动了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