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湘潭土客大械斗


   湖南人见了江西人,都称江西人为“老表”,意即表兄堂亲,听起来颇为亲近。这是因为湖南人口中,大部分祖上来自江西。元末明初之际,湖南许多地方因战乱荒无人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江西填湖广”,将大量江西人迁入湖南。明清时期,又有大批江西人来湖南经商,后定居于此。因此,湖南人与江西人,可谓血脉相连。

  不过,江西人在移民湖南过程中,也曾与湖南人发生过激烈冲突。早期的“江西填湖广”,由于是朝廷强制移民,加之当时湖南地广人稀,外来人口尚能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但后期来湖南经商的江西人,融入湖南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各种资源趋于紧张,而外来移民势必会抢占部分资源,从而导致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产生利益冲突。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发生在湖南湘潭的本地居民与江西客商之间的仇杀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例。
  明清时期的湘潭,是湖南最大的商业与经济中心。湘潭位于湖南省会长沙以南35公里处,湘江穿流而过,舟车四达。因省会长沙水道不利于泊船,湘潭当仁不让成为了湖南的货物集散地,在明代便形成了“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素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湘潭,是广州进出口货物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连结上海、汉口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明清两代繁盛的商业带动了湘潭城市的扩张,清末时湘潭城区的人口达20万,城区规模甚至超过了长沙。
  湘潭居民多为明末清初外来移民,其中来自江西的客商占十之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城外各码头的搬运工,大多是江西人。江西商帮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系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一,实力雄厚。当时的湘潭,药材等许多行业均为江西客商所垄断。江西客商还在湘潭成立了多个会馆。不仅有行业性会馆,还有总会馆。江西总会馆名曰“万寿宫”,馆所耗资巨大,修得富丽堂皇。
  湘潭本地居民与江西客商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码头搬运行当。码头搬运工在当时是一个收入较高又有准入限制的行当。所谓准入,其实是一种官民利益交换。县衙给予码头工人货物专运权,码头工人则必须无偿为衙门当差。获得准入资格的码头工人,由县衙发给一块铜腰牌,作为标志。无牌者不得参与码头货物搬运。因此,各码头的货物专运权,大多由本地搬运工结党把持。但是,由于船运货主多为江西客商,而江西客商愿意雇佣同乡搬运工,这就造成本地搬运工对江西客商及江西搬运工强烈不满。为维护各自利益,码头上经常发生冲突,酿成过多起命案。
  小冲突不断,慢慢就会演变为大冲突。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五月,大规模冲突终于爆发。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一场戏曲演出。当时,来自江西的一个戏班在江西总会馆万寿宫演戏,有不少湘潭人前去观看。江西戏班演戏,自然操江西方言,因而引起了湘潭观众哄堂大笑。江西人认为受了侮辱,便设计报复。几天后,江西人再次在万寿宫演戏,引湘潭人前去观看。当湘潭观众再次哄笑江西方言时,江西人立即关闭万寿宫大门,对湘潭观众大开杀戒,死伤数十人。门外的人听到哭喊声,想翻墙进去救人。江西人用早已准备好的煮沸的稀粥,从墙上向下倾洒,阻挡本地人靠近。情急之下,一湘潭水手持铁锚将万寿宫大门砸烂,未死者才得以逃脱。
  消息传开,湘潭人群情激奋,誓言复仇。湘潭人先是封锁了水陆要道,然后全城搜寻江西人。发现操江西口音者,立即砍杀。江西人死伤惨重。直到湖南巡抚吴邦庆调来数千官兵,局面才得到控制。
  械斗虽然平息了,但事件并没有完结。因为消息传到京城后,在朝廷任职的湘潭籍人士,对湖南巡抚吴邦庆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十分不满。先是湘潭籍工部右侍郎周系英上奏,说江西客民平时恃众强横,一向喜欢寻衅滋事,此次因看戏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将本地乡民关入公所庙内,打死很多人,江面上漂满了尸体。周系英的说辞可能有些夸张,嘉庆帝一听不得不重视,下令湖南巡抚吴邦庆亲往湘潭调查。周系英也致信吴邦庆,向其施加压力。
  接着是湘潭籍御史蒋云宽上奏,言辞更加耸人听闻,说江西客商从长沙、益阳等地召集了一两百名江西脚夫,前往湘潭帮忙械斗,导致湘潭闭城罢市,人心惶惶。还说民间盛传江西会馆中用油锅煮人、杀人后抛尸江河、将手脚钉在墙壁上,等等。嘉庆帝闻讯大惊,即令湖广总督庆保赶赴湖南,调查处置。又令刚卸任河南按察使的敦良前往湖南,协助审讯。为查清事件真相,嘉庆帝将原籍江西的吴邦庆调离湖南,由庆保兼任湖南巡抚,秉公查办。
  吴邦庆见插手此事的人越来越多,事情越搞越复杂,一气之下将周系英写信向其施压之事上奏。嘉庆帝得知在京官员干涉地方政务,十分恼火,责令都察院革去周系英侍郎职务,降为翰林院编修。
  周系英才被降职,吴邦庆又告御状,说周系英儿子也干预公务。原来,周系英的儿子周汝桢,对家乡发生的械斗之事愤懑不平,曾写信给正服丧在籍的前兵科给事中石承藻、进士汪灿,请他们向县令毛梦兰施加影响,维护本地人利益。不料此信被吴邦庆从信使处截获。吴邦庆于是又将此信上报。嘉庆帝大怒,斥责周汝桢“内外交通,干于讼事,甚属藐玩”。于是将周汝桢打六十大棍,流放边地一年。其父周系英亦再受处罚,被革除一切职务,遣回原籍,闭门思过。
  当年九月,嘉庆帝又调李尧栋为湖南巡抚,与庆保共同查处此案。十二月,案件审结。虽然案发经过基本查清,但对于械斗双方的死伤人数,并无准确数据。至于油锅煮人、抛尸江河、手脚钉墙等传闻,经查皆属谣言。最后,械斗双方各有一名领头人被处以死刑,参与械斗的十余人遭流放。其它相关人员亦受处罚:县令毛梦兰免职,石承藻降职,汪灿被革去进士功名。对这一处理结果,湖南人普遍认为有失偏颇,极为不满。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月,嘉庆皇帝病死,道光皇帝即位。大约是觉得对湘潭一方处罚过重,道光帝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矫枉过正。周系英被重新起用,先任内阁学士,后升工部左侍郎、江苏学政。四年后,周系英病逝于江苏任所,著名的湘籍人士魏源为其作《神道碑铭》。碑文中,魏源详细叙述了湘潭土客械斗案的是非曲直,并对周系英作出了“公文学在士林,典刑在乡邦,政绩在海内”的评价。
  湘潭土客械斗平息后,湘潭本地居民与江西客商的仇恨并未化解。其后近五十年间,江西客商在湘潭总是遭敌视,湘潭的贸易亦因此大幅衰退。直到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湘军兴起,不分籍贯大兴招兵,土客矛盾才渐渐淡化。(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