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章 科学人性理论应用技术解说（之二）
其三，人性人格构成的两个方面及确定性表现。
人性的非理性状态也是一种人格形态。如果是基于体现人性美的“社会主映像”和“生活主映像”积累为核心记忆的各种感官感觉信息被综合知觉链接为人脑对外响应优势，这应该是全社会必须大力提倡和培育的非理性状态。同样，人的理性状态，如果是基于精致的、严密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概念系统为动机取向，则又是全社会应该指责和唾弃的“理性”人格状态。
以往的人文社科理论时常分不清人性人格的基本状态，习惯用“情与法”之矛盾及优劣之分来片面推崇初级理性价值观。其实，“情与法”的对立不能完全区隔理性与非理性谁优谁劣的人格状态，因为“情”也须分为“儿女私情”与“爱国热情”等。
当一位国家公务员拥有满腔爱国热情时，他对腐败的愤怒或对国家的挚爱可能与理智的行为策略相矛盾，但这与铁面执法并无冲突。所以，在衡量人性与人格表现时，有些非理性冲动是可以原谅的。相反，人性与人格中的那种儿女私情则显然与秉公执法相矛盾，却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初级理性价值观可能构成互利互动。所以，有些理智的人格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必须绳之以法。
在政界，公众人物的人格也是国格；反过来，国格恰如政治家的人格。西方多党竞选制是基于党派之间的“党争利益”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显然，它不可能不塑造政界公众人物的人格形象。
有人说，多党竞选制可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笔者就很想询问：以党派政治利益为基点的那种理性的人格行为，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两党之间少数精英阶层在幕后策划政治交易？
因为“理智”，官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可以随时结盟随时抗衡。这种体现党派利益之间的初级理性价值观的政治冀图，恰恰能够准确反映政界人物的人格表现。
所以就有此类常态：你当总统我掌财权；推你上宝座需我拉选票；选我进内阁还指望你提名；你我必须“纳什均衡”，互惠互利，折衷双赢，才是理智！如果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作完全依靠两党之间那种精明的利己的“理性人格”，对多数民众来说并非好事。
假设真正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绝无可能仅依靠“执政党”和“在野党”少数上层精英的党争智慧之理性人格，而主要依靠“机构监督”（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舆论监督”和“自发监督”（制度保障公民的举报权力）三种机制，那么，三种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它能让理性与非理性均从机制效应上发挥互补监督作用。
比如舆论监督，必须要求媒体从业人具备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情感，而传媒界相比官场或少了许多个人政治目的所连带的“官场理智”；其专业人格主要表现为对传播价值的理性把握和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比如“自发监督”中的举报人，其绝大多数包含了情感受到伤害而自发产生的渴望公平与正义的感觉倾斜程度。
在三种监督机制下，那种单一的服从各自党派政治利益的理性人的选择和判断则受到了监督主体情感倾斜程度即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制约和制衡，而人脑常规的理性人格又抑制着过分的感情冲动，使监督机制首先从人脑微观系统构成可良性互动机制。
若是反过来假设：让社会把所有公民严格“约束”成诸如西方两党竞选中的精英人格一样，都成为只寻求各自利益的“理性人”。先不谈这种冀望是否属于一厢情愿，单看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普通公民受到腐败权力伤害，他将没有“愤青”言论；他绝不把公权腐败看作是危害公众和国家的丑恶现象，他只看到自己失去多少应该补偿多少；他像对待交通违章一样可以私了，心平气和地面对腐败。因为他是初级理性人，也无需情感上的义愤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冲动，他只需要与伤害他的人做个“私下了结”。
恰好，对方也是专门利己的初级理性人格。一个安于实惠找补偿，另一个甘于破财保平安，你我纳什均衡很快就摆平了。
正如广东某市高官把腐败损害他人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样，高调称“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如此缺少正义情感（包括有偿新闻）和放弃责任的“法外私了”绝非交通肇事那种简化程序的“法内私了”性质相同。它一旦充斥全社会，针对权力的监督将在多数领域瘫痪，民众中那些有正义情感的人将成稀世珍宝。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非是模仿西方两党制，而是尽快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切实保证机构监督、舆论监督和自发监督三种机制有效运作起来。不论任何政体都需要以制度创新保障监督主体有效行使监督权力。若是另起政体炉灶，制度重建会更曲折更漫长。
因此又可看到：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绝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否认人脑理性思维和非理性响应条件的良性互动关系。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均始于微观物质运动良性循环。作为人性表现的“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人格，只有行为取向与情绪上感觉上的差别，只有社会存在所赋予的自觉概念内涵与事物映像内涵上的先进与否之分，却并没有抽象的理性优于非理性，或抽象的非理性优于理性之分。
实验课题（NO：32）崇高的英雄人格和行为能否即时实现理性的数字化定义和分别？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中国80年代青年”开始摆脱所谓“非理性英雄崇拜”，并启动“利己理性觉醒”的一桩标志性新闻事件——“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大讨论。那是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的“分水岭”。
面对此一引领知识界价值观转向的“舆论分水岭”，著名作家梁晓声回顾了那场讨论直言不讳地批评：“那场讨论是可耻的。”笔者认为，那场讨论把人性人格的一半不恰当地置于另一半的绝对管控和统帅之下，至少是不符合人脑微观物质运动科学道理的。
多数人紧张时刻的综合知觉响应状态只包含模糊概念。张华看见一位老人在垂死挣扎，其高度紧张的知觉响应功能不可能去分辨老人的职务身份——究竟是省长还是掏粪工？社会价值比自己是高还是低？英雄只要发现那是一个“生命映像”，那是“人”！他就有激情响应条件，就不需任何别的理由也要奋不顾身挽救生命。
试想在那种危急情势下，是否经得起理性思维反反复复地来回掂量？据《读者》2003年16期载：事隔16年之后的1998年，有媒体记者感动于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便来到一所综合大学的硕士研究院重提旧事并采访学生。有一位硕士生小声回答记者：“从宣传出发，张华该救老人，从‘理性’出发不该救。”
但接着又有“初级理性”思维更缜密的大学生认为该救。他基于理性价值观所产生的“创新”思维成果是通过科学概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设定为‘1’。如果你救，两人都活的概率为60％，两人一死一活的概率是20％，两人都死的概率也是20％。因此，‘理性’选择较大概率应该去救。”
人们在事后讨论张华舍身救老人这一英雄人格的伟大壮举时，常常忘记了一个最简单道理——属于人性人格的“理性”品质和才能，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出来？
现在，明白了梁晓声“可耻论”的缘由。原来，在绝不应该有那么多理性盘算的时候，却用理性价值观来贬斥英雄人格其综合知觉的本色响应和本能响应；在应该充分体现“人”的血性和激情的时候，却用“理性思维”来充当衡量人性人格的唯一标准。
面对排斥人脑综合知觉功能的极端“理性”，应予明确指出：它属于典型的“初级理性”表现之一。似乎遇到关键时刻谁都比张华聪明。至于一个人社会价值大于掏粪工不值得为其牺牲的观点，则是更充分的初级理性价值观体现。高级理性认为：不论任何人，哪怕是省长和掏粪工其生存权利也是同等的。紧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是唯有英雄人格才所具备的那种本色和本能的高尚。
当人类有了那么多自觉概念积累把自己提升为“理性人”之后，绝不要忘了你脑中的自觉概念积累掩盖不了青少年时期早已构建的以“主映像”记忆为核心的人脑基础性响应条件。
你从来没有感动过、积累过人性的善良映像和英雄人格的情感映像，即便你拥有适应社会现实的理性价值观，那也只能依靠复杂的概念定则经过复杂逻辑运算，然后才能做出抉择。
如此，作为正确的善良的优秀的人格表现，你正好缺少一半：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没有壮举——那正是当今智能技术所表现的只有数值定义运算能力的“机器人品格”。
张华舍身救老人的行为确属非理性英雄行为，但也是人性的高级本能，是有特定时代文化传统在人脑中所积淀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另一种非理性行为没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在人脑中积淀并形成综合知觉动机取向，它表现的是人性的初级本能，即人类原始状态的那种有类于一般动物在危急时刻和饥饿时刻的人格表现。
（2008年加注：5·12汶川大地震来临时，一跑成名的F丢下学生自顾逃命的冲动行为是对人类那种初级本能的充分诠释。F在转危为安有条件展开理性思考后，却用精致的“理性”人格掩盖了初级本能泄露的惊慌失措。或许认为作为有知识有身份者宣扬一种“主义”，把临危狂奔的冲动掩饰一下才显有精英人格？）
（2008年加注：这种先自发后自觉的两种脑功能之表现，验证了笔者上述于2003年的相关预见。基于“唯理性”概念定则系统的高等教育，很容易赋予人性长于自我掩饰的虚伪，并培养出一代精致的豪华的且善于美化极端利己主义的“新人”。）
（2008年加注：一切偏离人性真相的唯理性命题都是说不清人性人格是非的“理性沼泽地”。大地震当年围绕那场掩盖人性初级本能并波及全国的有关“大难中选择逃命是与非”的争论，结果使始作俑者把自己可以原谅的错误险置于可耻境地。）
（2008年加注：从1982到2008年26年间，从英雄张华被“理性人”贬斥到F临危狂奔被荒唐冠以精英人格光环，历史以它漫长的期待和从容的睿智证明了人脑初级理性是一滩布满是非泥泞的沼泽地。人的高级理性则是包容理性与非理性的实事求是原则。它既要承认人性有理性一面，同时承认人的理性极限。）
（2008年加注：因临危失措自觉不堪，因不堪而发精英感慨重塑风度，这等理性的虚伪反以“理性人格”身价推动了制度进步——令人叹为观止的阴差阳错显然给中国烙下了初级理性时代的印记，也必将警醒式推动人的理性迈上新的思想高原！）
相比复杂的理性思维，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所决定的直觉响应之简单规则，给于现代生活的影响力真的不可忽视吗？是的。生活中的实验结果表明：一个人总是微笑，或者总是以微笑的简单方式对待他人、对待生活、对待不同境遇——这种“生活主映像”，将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欢愉乃至超越理性思维的爱戴响应。
实验课题（NO：33）林达为什么“粉丝”千万？
《杂文报》
起初，没有人知道其中“谜底”。因为，林达作为著名演员，她的演技一般；作为文化圈人，她小学都没有毕业；作为成功人士，演艺圈内几乎没有人特意捧她，甚至不少影视公司因为“她的文化”、“她的粗俗”和“她的糟糕”，公开声明不与她签约。
不过，导演和制片人不喜欢林达，成千上万的普通影迷喜欢林达，只要是林达主演的影片就会一票难求，票价暴涨。到头来，影视公司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又不得不千方百计与林达签约。
人们始终搞不懂其中缘由。有人拿她与受过高等教育，被演艺界公认是一流演员的另一美丽女性的特长和优点相比较，希望通过分析比较能找到林达的优越之处。遗憾的是：越是“理性”的比较，越使专家犯糊涂——理性概念引入越多就越理不出头绪来。
后来，使用非理性调查方法，以人的“整体性印象”相比较，实际正是本书所阐述的以“主映像”为核心链接感官感觉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所决定的直觉动机取向来请观众选择和判断。
笔者在此先先给出“整体性印象”的确切定义：它是指不统一约定确切概念定则的人脑直觉判断和取向。这其中只包含模糊概念或综合感觉，观众们根据各自的感觉优势来给“印象分”。
获得“印象分”的调查项目很简单。一是列出影片片名并提示由林达主演，二是只列出优秀影片片名不提示林达主演，请观众选择“你所喜欢的影片”。这时才发现，美国普通民众对“林达其人”的印象，相比对“优秀影片”的印象感觉更好。原来，普通民众是喜欢林达本身，喜欢她生活中本来面目所构成的一切事物映像。
在这里，我们对上述“实验”过程和参与调查的普通影迷的综合知觉中应所包含的“理性萌芽”进行提炼分析，延伸为有精确概念的理性判断，就可进一步发现：林达没有文化，所以就显得率真；她总是微笑，所以又透出了没有任何掩饰的单纯可爱；她没有演技，所以就演得纯朴；她情感真实，所以又显得热情透亮。显然，她这种形象在一个无修饰、无伪装、无克制、无作秀就难以获得成功的初级理性人必所遵循的价值观的社会中，是多么弥足珍贵！
笔者认为，普通影迷的综合知觉之感慨，无法表达上述那么多自觉概念，能把直觉中孕育的理性萌芽分析提炼成明确的自觉概念是少数人的才干，多数人难以抗拒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之必然，或者，即便有知识积累也只能在现有的概念系统中兜圈子。
从上例中清楚看到，越是生活在以理性价值目标为激烈竞争取向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业余生活就越是容易响应那些能够帮助摆脱理性思维的一切事物映像。非理性的率真、纯朴、热情、笑容、美貌能够“毫无道理”地感染和感召普通人——确定性。
它揭示了西方“微笑服务”比中国较早产生的哲学根源。在竞争环境中，理性智慧用在工作和解决棘手难题上将令人敬佩，如果不加选择用在业余生活中就令人生厌，令人感觉很累。
在繁忙之后，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在关键时刻，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如今，林达微笑人格演绎的“林达现象”正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愈演愈烈。张惠妹那种纯朴率真的天性，令青年歌迷们既亢奋又疯狂。（幽默提问：“惠妹”的魅力是率真透亮？还是唯美？）还珠格格天真、稚趣、率真的形象也令亿万影迷倾倒发呆。
还珠格格不仅天真倔强而又事事做成的人格形象，其所凝成的实体概念在当代独生子女头脑中早已类似自我经历形成记忆积累。没有还珠格格影视之前，他们童年记忆中既已具备了类似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而当其长大成人后必须面对理性目标时，其对外响应优势则因升学高考负担的日益沉重，愈发显得难以张扬了。
据2003年X月X日《报刊文摘》转载一则消息：某市一初三女生（独生子女无疑）在被影视中的还珠格格“生动事迹”感染后，也突发“格格”天性。一日，不顾一切来到班主任办公室就减轻学生负担大胆直言相陈，给班主任当面提了一大堆意见。
不料，理性价值目标以及学业成绩在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班主任却很不理解眼前的学生“为什么是这样”！隔天就当着全体学生宣布撤掉该女生班长职务，结果，造成女生精神分裂。
相信当时中国类似情况不止一例。
实验课题（NO：34）能否用微观科技手段验证如下理论猜想？
笔者认为，当青少年脑内某种综合知觉响应状态陷入痴迷时，表现为情绪过分激动、感觉过分专一且不能自拔时，应当坚决制止使用力度较大的理性制度或管理措施冲击青少年头脑。
人脑突然接纳互不兼容的两种信息，即两种对立性的脑神经介质的激烈碰撞将无异于正反微粒子相撞形成的“点爆炸”，比刺刀伤人作用力更强，必然炸伤脑神经元造成脑微创疾患。
正如文学家们在小说中描述的，有人面对外界传递的不幸信息刺激大脑，会顿时感到大脑“嗡嗡”作响，此刻脑子一片麻木。如果联系起来分析，或是同一种微观物质运动原理所致。
笔者相信，随着哲学深入科技前沿领域的进步和脑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推进，人们会懂得：对教书育人的技术性操作过程也须为其制订操作规范。按照本书的观点，思想教育和管理是通过信息与响应环节来支配人脑微观物质运动状态的。如此看来，未来的教师如果给予青少年大脑的信息输入的操作技术不当，将要承担法律责任。认识脑、保护脑、创造脑，是全球科学家提出的共同目标。
上述举例中，还珠格格的人格所唤起青年观众的激情表现，均是非理性的综合知觉响应状态。人类需要理性却又常常要摆脱理性；人类需要适度的理性状态却也需要适度的非理性状态。人生于童年、少年、青年阶段早已完成的综合知觉积累和成人之后的自觉概念系统积累，将要共同支撑人脑微观介质运动的健康运行。
理性智慧和理智人格需要经历磨练过程。它更多地是属于专业领域里的职业人格之表现；它也是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管理者和一贯头脑冷静的人的日常行为之表现——确定性。
而在人们业余生活领域、在非专业领域、在自觉概念系统之判断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中时，或在某种突发的紧急状态下，绝大多数人都会产生综合知觉的自发响应状态，其中的一部分人并未“三思”就习惯于某种敏锐感觉成行为定向。每一代人都会在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积累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