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还会导致公款消费的腐败,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扭曲。受财政消费性支出的性质及其支出方向的影响,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财政消费性支出的性质来看,由于财政消费性支出属于公款消费的范畴,在缺乏严格的财政支出约束条件下,相对于私人消费性支出而言,财政消费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边际消费效用递减因素的影响,也不受消费刚性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公款消费的腐败。在公款消费日益泛滥的影响下,一些拥有公款消费权力的人,以公款消费支出的方式无偿地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1],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造成新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经济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收入较少的居民通过财政支出性消费,在消费性支出总量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看,由于财政消费性支出主要分布于酒店、娱乐两大产业,在财政消费性支出不断扩大的影响下,其必然会导致酒店、娱乐产业过度繁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型发展。理论上而言,如果酒店、娱乐行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具有严格支出约束的市场主体根据其自身需要所发生的市场需求之上,而是依靠公款消费的方式来获得发展,随着时间推移,一旦财政收入受经济发展不景气影响而出现大幅下滑,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减少,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赖财政消费性支出的酒店、娱乐等行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财政消费性支出用运于酒店、娱乐行业,但是,酒店、娱乐行业收入的一部分却以税收收入的方式,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从财政支出用于酒店、娱乐等消费性支出的数量和酒店、娱乐产业缴纳的税收数量的比较来看,二者之间并不是一比一的等价关系。在“逐利”机制作用下,酒店、娱乐等行业上缴的税收收入要远远小于财政用于酒店、娱乐等行业的消费性支出数量。就此而言,财政用于酒店、娱乐等消费性支出与酒店、娱乐行业上缴的税收之间,并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酒店、娱乐行业不断以“暴利”的方式侵蚀财政收入的关系。
减税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经济效应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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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支出政策自身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相对于减税政策而言,财政支出政策自身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财政支出决策的科学性相对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进行财政支出决策的主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于受各种经济信息千变万化以及财政项目支出“决策者”主观因素影响,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每一项财政支出都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也不能保证每一项财政支出数量都是相对合理的,而不存在浪费现象。此外,从财政支出效率角度分析,由于没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财政支出决策模式下,财政支出效率并不能实现最大化。
2.财政支出方向上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具体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在用于消费性支出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消费品供给相对不足的条件下,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消费品供给的进一步不足,由此对于财政消费性支出的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理论上而言,在经济运行中,如果将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消费领域,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诸多生产要素组合所生产的产品被财政消费性支出所消耗。如果这些生产要素的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或者这些生产要素组合所生产的消费品不能很好地满足财政消费性支出的需求,那么,其在一定程度上使不断扩大的财政消费性支出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特征。就此而言,通过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模式是否可行?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消费品可持续供给的数量约束。由此可见,发挥财政性支出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需要诸多约束条件的。
二是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加,会加重财政支出负担,从而导致社会积累性资金的相对不足。由于财政支出的方向主要是用于消费,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要素存量约束条件下,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过程,实际上就是生产要素资源不断消耗的过程,其一方面加重了财政支出负担;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张程度。由于一定时期生产要素组合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消费,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产品积累规模(理论上而言,这种产品积累规模,既包括初始形态的生产要素积累,也包括次级形态生产要素的积累)。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财政消费性支出持续增加,其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和社会消费品的供求矛盾。从长期来看,如果一味地偏重于扩大财政性支出消费,而不进行适度的积累,那么,财政性消费支出最终也难已得到必要的物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