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管理大师垄断了世界管理学话语权。除了作为企业家的张瑞敏进入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行列，赢得欧美的认可外，中国管理学家在世界管理舞台上总体处于失声的状态。然而，这一现状将从2017年之后发生逆转。
中国财富出版社即将推出2017年重磅图书--史上最强悍管理巨著《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该书是中国管理学家张羿二十年管理创新研究之结晶，它的问世将改写世界管理学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对张羿还较为陌生，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2004年5月，张羿即出版了全球第一部后现代管理专著《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年7月，张羿应邀出席于瑞典哥德堡举行的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的主题学术报告，引起了国际管理界的强烈关注。2007年，张羿又因《中国式管理批判》一书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空前大辩论，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随后的十年，张羿拒绝了众多财经媒体的约稿，潜心企业实践和管理研究。终于在2017年推出了这部集大成的开创性著作《管理救赎》。张羿是国内少有的集理论与实践与一身的管理学家，其从事企业实践长达20年，横跨高科技、商业地产、管理咨询和互联网等行业，并且仍然处于企业管理第一线。同时，张羿又是极具跨学科性的管理学家，其著作横跨诸多人文社会学科而信手拈来，思想深刻独到且浸透着对管理实践的细腻感悟。在世界管理学史上，也许只有德鲁克才具有如此广度与深度。而张羿也恰恰被许多国内学者、管理学教授和企业家誉为“中国德鲁克”。
那么，《管理救赎》究竟因何堪称史上最强悍管理巨著，而具备改写世界管理学史的非凡实力呢？如果我们读完《管理救赎》一书，就会知道“中国德鲁克”之称，对于张羿绝非沽名钓誉，而是货真价实、实至名归！
在《管理救赎》中，张羿指出：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企业界，是管理时尚和各类江湖培训师流行的时代。这些流行的管理时尚大多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只是抓住了某一个点并迎合了中国企业快速成功的心理而走红。同时，真正被这些管理时尚所吸引的，大多是没有受过系统管理学训练的企业经营者。
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成熟，以及受过专业商业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较低级的管理时尚已经不那么热衷。但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对高级管理时尚的热衷现象。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流行的商业概念层出不穷，比如商业模式、组织扁平化、颠覆式创新等。但在这些流行商业元素火爆的同时，却是管理创新的极端落伍，企业创新沦为局部改进和对新概念的盲目推崇。而事实上创新是一个极其综合而复杂的过程，其根本在于管理范式的整体变革。
由于西方管理界对后现代管理范式亦缺乏足够的认知与整合，导致目前的管理创新大部分是在现代管理体系之内的局部性改良。管理创新的落伍，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德鲁克、彼得斯等管理大师之后，管理创新也陷入了一种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创新者窘境。而管理创新的落伍，是企业创新困境背后的真正原因。
《管理救赎》揭示了现代管理范式的全面崩溃，并构筑了后现代管理范式的完整创新体系。这是当代管理变革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推进。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现代管理与后现代管理的根本区别，使巨变时代的企业实践获得完整而系统的导航路线与持续创新图谱。
《管理救赎》深度剖析全球企业实践与管理创新中的诸多误区。在此过程中，读者将会发现后现代管理范式的许多方面似乎既熟悉又陌生。尤为关键的是，本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并且通过有机的整合，改变了人们通常对管理的认识。本书的突破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现代管理史和全球企业实践的基础之上，它将从以下诸多方面对当代管理变革产生整体的推进：
第一，后现代管理始于西方，但西方经典管理大师对后现代管理的创新亦属初步，而《管理救赎》则是在经典大师基础上的全面推进。德鲁克提出了后现代世界概念，对后现代管理有一些前瞻性预言，但尚未对后现代管理进行系统构筑。彼得斯对后现代管理有相对具体的阐述，但他过分强调了后现代管理的无序性，而没有对后现代管理进行系统的创新与整合。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试图从企业基因层面对现代管理进行全面的颠覆，但由于缺少世界观的高度而变成了一种改良。哈默和钱皮所推动的企业再造只是着重于业务流程和组织模式再造，而不是管理范式的全面再造。因此，以上管理大师都只是后现代管理的先行者。今天，全球企业都需要彻底摈弃现代管理范式而导入后现代管理范式，一个真正的企业再造的时代到来了。但本书拒绝企业再造概念，而使用企业缔造概念。因为后现代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地基，无论全球巨头还是初创企业，都应该以后现代管理作为新的起点。
第二，管理范式变革有赖于对人性的重新定义，因此《管理救赎》第二章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管理与人性的关系。《管理救赎》指出现代管理是一部人性的误诊史，陈明了从亚当·斯密到马斯洛的西方管理人性论误区，并提出全新的后现代管理人性论，如人性的99+1定律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读者将会发现，对人性的重新定义是后现代管理的基础，它与商业模式、企业战略、组织模式、营销模式等均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第三，管理变革理应是系统变革，而非局部改进。由于目前后现代管理创新的滞后，导致企业实践中的局部改进成为普遍现象，管理各子系统之间的不匹配成为企业前进的最大障碍，甚至因此寸步难行。《管理救赎》想要告诉读者是，商业模式不是成功的捷径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有好的商业模式照样可能一败涂地。同样，组织扁平化和蓝海战略等也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当今企业需要从文化基因到管理范式的全面缔造，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式改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都缺乏对后现代管理范式的整体缔造，而《管理救赎》的问世则将彻底改变这一格局。
第四，《管理救赎》在治理模式、商业模式、战略模式、组织模式、营销模式、创新模式、领导模式、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等诸多方面均有突破，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管理各子系统之间的共同基因。同时，由于前所未有地把管理各子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管理救赎》对管理的解剖在很多方面颠覆了目前流行的观点。比如，《管理救赎》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构筑商业模式模型，揭示了已有静态商业模式模型的局限性。《管理救赎》颠覆了那种认为在一个不确定性时代很难进行战略规划的论点，指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战略的重要性是加倍提升而不是降低了。在组织模式方面，《管理救赎》指出所谓去中心化、去中间化和无边界组织等流行概念的误区，提出了新的超生命组织概念。事实上，《管理救赎》颠覆了从泰勒、法约尔到马科斯·韦伯，乃至从科斯到迈克尔·波特、菲利普·科特勒、唐·舒尔茨、霍夫斯泰德、克里斯坦森、约翰·科特，甚至德鲁克等所构成的整个现代管理大厦。《管理救赎》全方位的突破性创新，在当今世界管理著作中尚属罕见，甚至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唯一性。
第五，《管理救赎》还对管理的定义有所推进，对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模型，管理与领导的关系等均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比如德鲁克把管理划分为科学与艺术两维，明茨伯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的科学、艺术、技巧的三角模型。而《管理救赎》则在明茨伯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管理的五维模型。
第六，《管理救赎》提出了超文化概念，这是后现代管理的方法论和后现代管理的基因所在，也是后现代管理的本质。它颠覆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性模型，为全球化公司提供了比跨文化更科学的视角。霍夫斯泰德的理论过度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已经不利于全球化企业的缔造。而《管理救赎》提出的超文化视角则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同基因。管理的超文化基因存在于管理的各子系统之中，与后现代管理范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关联。
第七，《管理救赎》所构筑的后现代管理范式，不是凭空产生的纯学术理论，而是全球企业的管理变革大势和正在被实践所验证的管理模式，以及中西管理界管理创新的共同方向。后现代管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也适用于西方企业，它代表着一场世界性的管理革命。随着全球企业实践和管理创新的立体化突围，后现代管理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第八，虽然欧美企业总体上仍然占据上风，但已经表现出创新乏力的状态。管理创新的中国力量正在崛起，海尔、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中国领先企业的管理创新，正在或已经超越西方现代管理范式，并形成了对西方和全球企业的创新示范价值，中国企业管理创新全面影响世界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管理救赎》对后现代管理范式的整合与创新，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中国领先企业的考察。
毫无疑问，《管理救赎》将打开后现代管理的大门，开启通往后现代管理时代的路径与导航系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飞越和东方大国的复兴，中国管理也已经到了与西方管理并驾齐驱乃至超越西方的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