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在河北保定联合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来自两校的30多位历史学者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交流在中美高校讲授历史课程的心得体会，并针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之后，与会学者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即是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成果。

　　《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王希、肖红松主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69.00元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知识的分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讲述的方式不断翻新，讲述的材料也更为丰富多彩，所有这一切对传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历史叙事，甚至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反思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就相关问题，中华读书报近日采访了该书主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

　　中华读书报：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史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的挑战是否有所不同？

　　王希：最大的挑战我想应该是“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我这里指的“信息革命”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史料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的变化。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所有历史学家都感到了电子化、数据化带来的影响。过去的学者做学问，一辈子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在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就可以解决，现在就不太可能了。材料变得多元化了。材料包括原始史料，还有同行的研究成果，过去要一网打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则变得唾手可得，所以，原创研究需要参考的信息大大增加。现在的博士生写一篇关于美国革命史或美国民权运动史的论文，可以直接到美国图会图书馆甚至美国的地方档案馆网站直接读原始材料，或通过数据库下载材料，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学生写论文，如何有效地消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是一个挑战。

　　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无法长期保留的材料现在通过数据化的处理可以保存，无法见天日的史料可以被“复活”并在异地获得。史料的种类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物质文化、地理、声光、影像和自然景观等也通过数据化成为容易获取的史料。“信息革命”不但会影响研究问题的设置，而且也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挑战。

　　“信息革命”也开始冲击专业史学的生存底线。专业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和范式，即便曲高和寡，似乎也在所不惜。但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不再垄断历史知识的生产，要求参与到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来的人与日俱增。他们不会等到历史学界的接纳，而会主动利用“信息革命”的便利来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未来。其实所有的专业历史学家都需要思考，是继续抱残守缺，死守一亩三分地，还是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将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与史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结合起来？

　　我们在准备《跨洋话史》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感中美大学历史系面临的专业挑战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在教学方面。老师“垄断”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信息貌似过剩的时代，学生需要的是对史料的筛选和判断能力，需要去粗取精的甄别能力和融会贯通的批判能力。孙艳萍和费凯伯（Caleb Finegan）两位教授在书中谈他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教世界古代史，应该对我们很有启发。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焦点和边界的历史研究占据主流位置，但近年来，力图突破和跨越这种传统分界的主题研究正蓬勃兴起。请问，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相比，“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有何不同，意义何在？

　　王希：的确，国内外史学写作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史”研究或转向（transnational turn）。这个“转向”实际上在美国学界至少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且类似的研究以前也有，只不过不这样称呼而已。关于跨国史，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是它并不与民族国家史研究冲突，不存在谁要取代谁的问题。两者关注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完全一样，都是“正宗”的历史研究。跨国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史的衰落。绝不是这样。

　　根据入江昭教授的解释，所谓“跨国史”关注的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国界或范围的事件、思想、运动、人物或发展，这些内容可以与民族国家内部历史有深厚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有自己内部逻辑的研究主体，而如果是后者，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在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我所熟悉的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题目，如奴隶制史、废奴运动研究、社会改革思想等，很早以前就有历史学家采取了今天被称之为跨国史的研究方法。但新的跨国史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关注点，更注重对商品、体制、思想和组织等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结果与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跨国史的兴起，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交流的频繁推动历史学家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并关注共同的命运。从哲学意义上讲，跨国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家”及其依附它的上层建筑的挑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那种不可怀疑的政治神圣性。跨国史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外国历史、自然历史和非国家史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阻止我们过分地迷恋民族国家的“神话”。

　　跨国史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是真正的跨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跨洋话史》中海安迪（Andrew Hazelton）的文章是一个跨国史的作品。他讲的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劳工领袖如何企图建立跨国劳工工会的故事。另外，卢淑贞（Soo Chun Lu）和包安廉（Alan Baumler）在他们对美国冷战史和美国的中华民国史的史学史梳理中，也举了一些有意思的跨国史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跨国史的主题之一是关注那些带着文化、思想、技术和习惯在不同的“人类社区”之间穿行和生活的人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被普遍感受到的现象吗？我觉得，做跨国史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本领和技能，那就是，研究者必须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需要掌握多种语言，需要使用多国档案，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不然，一个人可能是在做“跨国史”，但实际上是带着“民族国家”的心态在做跨国史。

　　中华读书报：有学者在描绘外交史领域的史学史发展时使用了“跨域借鉴”一词，请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希：“跨域借鉴”是卢淑贞（Soo Chun Lu）文章里一个小节的标题，英文原文是Cross-Pollination。我在翻译时有些犯难，觉得直译为“异花授粉”不太好懂，与她讨论过好几次，最后采用了意译的处理。书出版之后，我觉得还不如直译更好。卢教授是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的学生，受她老师的影响很深，她自己的研究是做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青年的教育问题，其中借鉴了其他领域的分析方法。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被经常使用。其实，“跨域借鉴”并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新劳工史和妇女史的兴起就推动了这种研究模式的出现。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历史系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极其熟悉和掌握至少一门历史学之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早期的“跨域借鉴”作品很多，我知道美国史领域中有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Eve of the Revolution（借鉴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和历史地理的专门知识来研究革命前夕的移民问题），Paul Boyer和Stephen Nissenbaum合著的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借鉴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知识来研究塞勒姆巫术案）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孔飞利的《叫魂》和霍夫斯塔特的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在为《跨洋话史》贡献的文章中，包安廉从美国学者对中华民国史的近期研究中选了三本书来分析，指出了方法论和切入角度方面的新趋势。他选的三本书从统计学的使用、司法审判和民间网络的角度来描述民国的历史，这些主题在国内的民国史研究中并不多见。

　　中华读书报：《跨洋话史》中有学者谈到老年史学、数字史学、口述史学和环境史学的情况。不知道这些专题研究在西方的发展状况如何？这些研究目前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西方的同类研究，有哪些地方可资中国学者借鉴？

　　王希：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推动我们组织中美历史学家会议和编《跨洋话史》的动力之一就是介绍一些正在出现的史学领域。在你提到的几个领域中，口述史学出现较早，在美国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但康艾琳（Erin Conlin）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口述史起源更早。环境史作为学科在美国的起源是在20世纪7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学科，声势浩大。老年史学或老龄史学比较新，根据波琳（Lynn Botelho）教授介绍，它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也就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部通史。莫斯特（Scott Moore）教授把数字史学的起源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它的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飞则是近十年的事情，相当年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将对史学研究和教学产生现在还无法准确估量的重要影响。

　　这些领域的出现与升温与全球化有关。比如环境史，最初找不到自己的领域归属——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但现在变得很有规模，不仅有自己的刊物，还吸引了传统学科的学者加入。慧黛米（Tamara Whited）教授本来是研究法国政治史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法国农民与政府围绕森林保护和使用的政治，但后来就转向做环境史了。她领衔写作了北欧环境史的通史，有5个国家的历史学者参与。你看，这也是一个做跨国史的例子，写跨国意义的研究题目，需要有各国专家的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学家需要这样的合作。而口述史的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公共史学迅速发展有关，而且也是史学的运用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来自个人、群体和非官方的记忆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老年史学可被看成是社会史、妇女史和社会医学史结合而成的一个新领域。老年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新问题，但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它成为了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题目，因为它涉及传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社会福利、政府政策等。

　　至于中西在这些领域中的差距，我的观察是，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数字史学和老年史学可能比较新一点，但口述史和环境史已经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领域。我去年12月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口述史会议，看到这个领域十分发达，参与者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上海、重庆等地的学者一直在做文革口述史整理，还有人在做知青口述史、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记忆等。这都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口述材料的重要。与美国口述史相比，唯一缺乏的是这个学科的统一和严格的学术和法律规范的建立。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历史研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您在文章中梳理了1949到2009年这60年间美国史的写作与教学在中国的变化轮廓。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学者，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外国史研究与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政治的影响，请问，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学者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王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这是一句老实话，我很喜欢。我的理解是，特纳讲的“政治”，指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在生活中要处理各种关系，实际上是在权衡和界定不同事物和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这就是政治。历史研究是因为“权力”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政治性”，其目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此“政治”非彼“政治”，政治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层次。我最近一直在读不同国家历史学者写的美国史著作，包括前苏联美国史专家的作品，还有日本学者、法国学者、德国学者以及意大利学者等，你会感到各国学者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具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例外。外国史研究与教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摆脱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限制，而且深刻地受制于本国与外部关系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也基本如此，不过限制要少许多。你如果比较一下各国的世界史教材，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立场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教材。史学要有叙事，有解读（interpretation），解读就必须有立场，而立场就是“政治”。

　　然而，关键在于你希望你的作品带有何种种类和何种层次的“政治性”。你不能为了“权力”的需要而有意地去杜撰历史，或抹杀历史，抹杀记忆，那是一种很低层次的“政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尊重史实，做扎实的研究，进行诚实的写作，表述属于自己的观点，就是他的最大的“政治”。当然，历史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能不受到大小环境中的“政治”的影响，因此他必须学会与各种“权力”打交道，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写作空间。毫无疑问，这个空间的大小，与外部政治有关，也与历史学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有关系。为写《跨洋话史》写作《作为政治的历史知识》一文时，我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开拓者一代人的大量作品，在佩服和感动之余，也有很多的反思，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受他们的内心挣扎。今天做美国史的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的挣扎，但他们的空间会大许多，信息多许多，见解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本文作者盛嘉，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原文载《读书》2009年第6期，第28—34页。原标题为“美国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推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感谢“兆亮”的文字编辑与校对。

　　美国史学界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就是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历史。以全球的视野重构美国历史是一种新的跨国史的研究取向（trans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其意图在于突破民族自我封闭和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走出过去民族国家历史的格局，在一个更为开放、宽广的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建构美国历史。这是对过去封闭史学的一种挑战和突破。这种史学研究的全球化是一个从民族国家历史向新的跨国历史的学术转向。

　　最能反映这一历史研究新趋势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于二○○八年春季出版的《世界舞台上的美国：美国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文集。其实这本文集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早在二○○○年就启动的一个题为“在全球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项目的结集。该文集除汇编了近几年陆续发表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历史杂志》的文章之外，还邀请了一些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者就如何在全球的视野下重新审视美国历史上十四个重要的问题发表见解。这些问题涉及美国历史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以全球视野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历史已成为一批美国历史学者的共识和学术活动方向。美国史的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美国历史学者用一种新的全球视野去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早期史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历史起源的认识。其实，美国早期史的跨国（transnational）特征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和丰富得多。如果在全球史的语境中解读早期史的移民和开发，人们就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十六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欧洲人和非洲人向美洲的移民是在当时世界消费革命的推动下所发生的一场跨国的社会运动。不仅如此，大西洋世界的经济活动还与亚洲的贸易密切相关，如欧洲对亚洲商品的渴望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洲的移民和开放。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正在突破美洲的疆界和大西洋世界的限制，在一个广泛的全球范围展开。这不仅将改写美国的早期史，而且必将导致人们对全球史的重新认识。

　　对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历史研究在美国的史学界虽然是一个颇具学术前沿性的领域，但以往的美国历史研究常把这场革命视为发生在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内部冲突。在新的全球视野下，有些美国历史学者已逐渐认识到美国革命其实是十八世纪的一场重大的国际事件。以《独立宣言》的发表为例，过去人们一直是在一个狭窄和封闭的框架中理解这一历史事件，认为《独立宣言》不过是北美殖民地人们发表的一篇旨在向英国寻求独立的政治宣言。其实一七七六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是一个具有深刻国际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使一场发生在英国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使法国和西班牙后来的参战成为可能。当时起草《独立宣言》委员会的成员均是一批具有跨国视野的人物，他们不仅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也参与了《与法国结盟条约》 （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的酝酿和制定。这些都是美国时期大陆会议制定的重要国际性文献。《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权利原则也并非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等一些共和学派的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仅旨在争取个人的权利，其实，这些原则提出的动机更在于为一个民族或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权利。因此，《独立宣言》一经发表就在世界迅速传播，成为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独立自由的纲领和原则。正是这个新的全球视野让人们将美国革命中的《独立宣言》所阐述的思想和原则与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并重新认识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除了美国革命之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和演变，也必须在全球的视野下才能够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美国奴隶制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阿拉伯和穆斯林从七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都在使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黑人奴隶。这说明奴隶制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世界现象。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只不过是全球奴隶史的一部分。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大约有九百万黑人移民到新大陆，而白人向新大陆的移民则不足三百万。可见黑人在当时全球的移民浪潮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白人。美国的奴隶贸易在当时的全球奴隶贸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美国南北战争前，世界的反对奴隶制的中心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美国北部的反奴隶制运动同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呼吁不能忽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国际背景的原因。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一个强大的和富有活力的国家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一个影响了世界进程和格局的事件。因此，要真正了解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和奴隶贸易的规模和过程，以及废除奴隶制的意义，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才有可能。

　　甚至美国的宗教史也只有通过跨国的维度才能有新的深度探讨。在美国革命中，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使后来美国宗教的独立和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世界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能有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各种宗教的开放程度。十九世纪美国宗教多元格局的形成是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广泛联系的结果。美国的宗教其实是当时跨大西洋的新教世界的一个部分。美国十九世纪宗教在本土的发展（其中包括本土宗教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外来宗教的本土化） 和美国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全球化现象。

　　在新的全球视野下，美国西部史研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过去西部史中一些流行的权威观念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对过去西部史中的一些传统的“例外论”和特纳的“边疆论”的颠覆。如果仅以欧洲白人的西进移民和美国早期东部的传统为中心来看待西部史，那么美国“例外论”和特纳的“边疆论”似乎还可以成立。但如果把美国西部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中重新考察，以往基于这些理论所做出的许多解释就站不住脚了。首先，“西部”这个在过去西部史中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就有很大的争议，它本身是以美国东部白人的立场提出来的。对本土的印第安人来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西部”概念。对于当时居住在美国南部的西班牙人和北部的法国人来说，“西部”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其次，从地域上看，一部美国的西部史也并非仅仅是美国东部白人西进移民的历史，而是一个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全方位的移民过程，其中有西班牙和墨西哥人的北移，有法国人的南移，甚至还包括中国人的东移。另外，从比较历史的观点来看，“西进”也并非美国所独有。加拿大在十九世纪也有同美国类似的“西进”社会运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西部的移民过程也并非如特纳在一八九三年《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中所宣称的那样——进入了一个终结阶段。其实，西部史中的移动并没有在十九世纪末就停滞了，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不然，就无法解释二十世纪末美国西部人口结构和社会变化的历史状况。截至二十世纪末，每五位洛杉矶的人口中就有两位是外国出生的移民，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背景的美国人。或许正是基于这些背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史蒂芬·阿伦（Stephen Aron）提出了把“西部还给世界”的主张。他指出，西部史的跨国背景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和复杂，西部的移民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一部真正全面的、客观可信的西部史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才有可能完成。

　　移民在美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移民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历史记忆是解决美国多元化族群认同问题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而移民史又最能体现跨国历史研究的价值。从一开始，美国的移民就是一种跨国现象。在这新的研究取向中，美国一些历史学者摆脱了以往移民史的研究模式，不再仅仅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简单地处理移民问题。在他们眼里，移民也不再是单向的跨国界运动，而至少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流动。为了在移民史的研究中体现这种新的思维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建议用“migration”一词取代过去移民史中常用的“immigration”。这样，美国的移民史，就从过去那种仅仅关注从外界移入变成了除此之外还关注向外移出和内部移动的全方位的历史研究。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更是一个具有广泛跨国背景的复杂的社会运动。虽然这场改革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改革者的许多理念、方法和策略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安置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就是从英国直接借鉴过来的。其他如劳工运动、妇女运动、选举制的改革等，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凭借新的全球化视野，美国一些研究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学者认识到，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跨国的社会改革网络。这个网络所覆盖的面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影响的形式也更为复杂，甚至中国也受到影响。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许多改革主张和具体措施，如妇女解放、大学改革和政治的民主化，就是受到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经验的启发，从中借鉴过来的。可见，只有在新的全球化的视野中，历史学者才有可能将这个复杂的网络梳理清楚。

　　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全球化特征就更为明显。如果不从全球史的角度，历史学者将无法认识和解释美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但这也不等于说，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研究就自然可以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人们还必须要有意识地去突破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旧的模式和观念。以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为例，以往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研究一般都囿于美国本土的框架内。在新的跨国史的视野下，美国历史学者不仅更加关注这场运动同当时世界各地发生的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运动的同时性，而且还不断发掘两者之间广泛的、内在的联系。美国外交状况和“冷战”格局对民权运动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可以说是民权运动和“冷战”相互作用的产物。当时民权运动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意识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使命感和理想远远超越了美国的疆界。美国民权运动在他的眼中，并不仅仅是一场美国本土的内部运动，它更是一场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运动。

　　虽然目前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和评价全球化的研究取向，以及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对美国历史研究带来的变化恐怕还为时过早，但从目前关于这一学术转向的讨论和已经出版的著述，人们至少可以初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这一新的学术转向：美国历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过程、学术史的演变和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美国历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美国历史从形成的初期就是一种跨国现象。早期的移民和掠夺就是在当时世界市场与消费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美国其实是十六世纪世界全球化运动的产物。全球性和多元文化是美国历史与生俱有的重要特征。几乎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全球性的事态和因素就以各种形式对美国社会的变化和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例如，美国的独立与建国就是在欧洲思想意识的影响下进行的；美国经济活动在一开始就是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一部分；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就是参与当时世界非洲奴隶贸易的结果；甚至美国从印第安人和欧洲列强手中获取土地，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也是一种跨国现象。因此，这种全球化的研究取向对于认识美国历史本身的特征和性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历史学前沿的学术活动的出现往往都有一个创造性的学术积累过程。这一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现也不例外。当前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现，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历史和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积累直接相关。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些学术基础，新的学术取向不可能发生。同时，如果没有这些传统学术的格局所造成的限制，新的学术取向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新的学术转向还推动了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整合。同时还应注意到，在美国学术史上，也历来不乏个别美国学者，曾在不同程度提倡过以一种国际视野来看待美国历史的主张，例如，杜·波伊斯（Du Boi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詹姆逊（J. Franklin Jameson）等。他们的主张曾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历史的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目前美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研究全球化的这种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在美国史学界则是前所未见的。人们有理由期待，这种新的学术转向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史叙事的结构和性质，甚至也将会改变人们对全球史的认识。

　　当然，这种新的学术取向的形成还与现实环境有关。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反映。是当今世界跨国主义在历史学界的特殊表现。全球视野下新的研究取向和由此产生的新史学不仅对于提升和加强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认识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重要的学术和政治意义，而且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