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业史研究综论
原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
杰弗里•琼斯与黄蕾
作者简介
杰弗里•琼斯（Geoffrey G. Jones），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商学院企业史Isidor Straus教席教授，曾先后担任欧洲企业史学会和美国企业史学会主席。
黄蕾，闽江学院海峡学院讲师，闽江学院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研究所副所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企业史学会及日本经营史学会会员。
译者简介
徐淑云，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南学术杂志社编辑。
摘要
本文运用全球化视角审视和回顾了企业史学科自上个世纪初在美国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史研究发生的重大转变，如研究边界的拓展情况、研究主题的多样化以及全球企业史研究日趋成为当今企业史研究的重点等。此外，本文还对当前学科的方法论及发展趋势进行阐述，并探讨了企业史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尤其是比较了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拉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
精彩内容节录
杰弗里•琼斯
一、企业史：一种独特的传承
企业史有着独特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使得该学科自创立以来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企业史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企业史这一学科在创立之初得到了较大的支持，但它也面临着挑战，这一挑战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在学科创立最初的十年里，就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内部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格拉斯（N.S.B. Gras）提出了一种较为狭义的观点，他将学科界定为“公司传记的集合，这里的公司既包括大公司也包括小公司，既包括过去的公司也包括现在的公司”。另一种广义的观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提出的，该研究中心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目的是考察和审视企业家精神在全球财富和贫困模式中起到的作用。第三种关于企业史的观点更具理论性。弗里泽•瑞德里奇（Fritz Redlich）在20世纪50年代呼吁企业史学家参与到理论测试和普及性的工作中来。尽管每一代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三种观点进行了重构和再造，但这三种关于企业史本质的主要观点仍流传至今。
二、钱德勒式革命和大企业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企业史在全球学术界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钱德勒最著名的三本代表作分别是：《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这些书籍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它的战略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大型企业只在一些行业出现，而未在其他行业出现？美国大企业的崛起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何异同？宏大而重要的主题、基于经验的论点、比较方法论、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观点对许多学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既包括企业史和经济史学家，也包括那些对战略、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学者。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钱德勒的著作在带来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近几十年来钱德勒的理念似乎受到了来自企业史内部的质疑、驳斥甚至被推翻。此外，在他的《规模与范围》一书发表之后，业界对于钱德勒关于美国企业是全球范围内成功的标杆这一假设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钱德勒认为与雇佣职业经理人的大企业管理模式相比，家族企业与生俱来就不具备优势，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作为钱德勒的追随者和继任者，琼斯指出相较于钱德勒所痛批的“个人资本主义”，许多20世纪英国的企业表现得并不逊色。大量的著作及文献在欧洲逐渐涌现，这些著作批判了钱德勒关于家族企业不如所有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大企业管理模式的这一观点。
三、企业史研究边界的拓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史学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企业史研究主题呈现出多样性。第一个主题是研究大企业的替代形式、多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M型组织）和钱德勒著作中的核心问题，即关于管理阶层的讨论。第二个研究主题和全球史有关。如跨国企业史一直都是企业史研究的重心，最近几年新文献的发掘为该议题提供了思路。第三个研究主题是关于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最近十年这一领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折射出当代许多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琼斯现在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转向，从污染企业的环保历程转向对盈利性企业的历史观察，即这些企业是如何在坚持保护自然环境这一目标下逐渐成长并得以发展。
企业史研究相较20年前，研究话题更为广泛。然而，研究范围变广也可能付出相应的代价，即研究焦点变得较为分散。在过去钱德勒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以至于新一代企业史学尽可能地选择避开大企业进行研究。2011年，《企业史评论》的编辑们呼吁重新回归核心议题，这也吸引到了跨界学者们的关注。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议题，分别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全球化，这些议题本来就存在。此外，还提出了三个新的主题，即企业与环境、政府、企业和民主，则是对该学科领域的一次大胆突破。
四、方法论的延伸
长期以来，对企业史是否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集中在该学科是否具备严谨的方法论这一问题上。随着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数据模型分析，而管理学研究则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于叙事风格的企业史研究需要获得来自主流学科更多的认同和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通过方法论的延伸，企业史应获得更大的学术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条建议是要尽可能与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第二种方法论则是最近兴起的资本主义史，它试图使企业史与历史学的关注焦点更为一致。第三种方法对欧洲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美国学者的吸引力则较小。像钱德勒一样，这些学者转向社会学研究，并且寻求将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纳入企业史。总的来说，这些全新的方法论鼓励学者们提出不同的观点，从而涌现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然而，它们也导致了该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以概念性言论发表不同的观点。
五、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史研究
近几十年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所出现的企业史文献有了显著增长。这些新文献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经验视角，在这之前的文献则主要围绕与发达国家有关的研究问题。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企业史研究有着共性的一面，可以看出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史发展表明，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地区面临着独特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作用比企业组织自身所体现的作用大；第二，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史强调了移民和离散群体的重要性；第三，新兴国家和地区所具备的独特条件也导致了该地区非正式企业的比重比西方国家更大；第四，企业史学家证明了多元化企业集团在新兴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第五，企业家和企业往往不得不应对动荡、缺失和专制的政府机制。
综上所述，企业史学科的发展此前一直是围绕着发达的西方经济体所采用的战略和结构而展开的。企业史研究在新兴国家和地区所体现出来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作为格拉斯和钱德勒的继任者，琼斯正努力促使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史研究成为哈佛乃至全球企业史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个与以往的企业史研究所处的完全不同的时期之中，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将比管理阶层的研究更为重要；对于新兴国家和地区移民和散居商人群体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向。对于非法和非正式企业的研究将更为常见，大型企业的主要存在形式将是非多元化的业务集团，而应对动荡时期的战略选择研究也将成为常态。
六、结论
近几十年来，企业史研究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钱德勒关于组织结构和企业战略的研究思路正逐渐退热，而现在的学者则希望在更广的范围内尝试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新的问题。除了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企业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在加强，力度正不断加大，比如中国。其企业史研究一方面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福建），相关科研机构正尝试组建企业史研究团队并积极开展跨区域乃至跨国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企业史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由于制度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企业史的研究界限被打破。未来的挑战是使企业史领域内所涌现出的新的研究能与钱德勒的研究成果一样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就需要企业史学者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在企业史学科的关键问题上达成更广泛的共识，相信这对企业史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以上为节录，
全文发表于《东南学术》
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