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由唐杰教授统筹，由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空间经济学”课程的同学提供素材，由郑磊主编和统稿，编辑和评注，纪念深圳40年创新发展和转型成就。

开篇

编者札记

四十年来回头看，我们更加深刻领会到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力量是多么恢弘，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不仅仅是一座新城，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光辉历史。

深圳从宝安县边陲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有古老城市历史积淀的城市比肩，不过只是区区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作为来自内地城市，到深圳不过两三年的大学生来说，同样是新人，要把这座新城的缘起和发展的基因表述清楚完整，相当不容易。

本篇作者坚持采用“评书”式的章回写法，算是一个尝试。深圳是多元化的城市，鼓励创新，虽未必完美，通过本篇，我们看到了深圳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素：政府主导的体制松绑和创新，发挥海内外人才的巨大作用，这些都离不开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一章

编者札记

用三个词概括一个城，这很有挑战性，尤其对于初来乍到不久的人来说。本书的年轻作者们集思广益，最终提炼出了：速度、创新和绿色，也许年轻人更理解年青的含义，这三个词确实凝练而贴切地勾画了这座年轻活跃、积极进取的新城。

深圳速度，这是小平同志当年站在国贸大厦有感而发，脱口而出的对深圳的赞扬。没有如此高的发展速度，怎么可能在四十年里在这个海边凹凸不平的丘陵地上，拔地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创新，这个词原本与深圳不搭界，还有人不会忘记当年深圳起家靠的是“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业，先是“前店后厂”，之后又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山寨机”制造销售集中地。然而，凤凰涅槃，深圳最终还是踏上了科技创新之路，这个无论知名大学还是重点研究机构数量都排名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大家公认的科技创新城市了。这两个词更多地涵盖了深圳的经济增长特征，而蓝天、白云和绿地，则表明了深圳还是一个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的城市，是一个民众生活满意度高的地方。作者在这一章只用了几个数据，论证了他们概括出来的这三个关键词。但是深圳一眼能看到的缺点也是有的，比如房价，这里我们附上一篇网文，供大家参考。

第二章

编者札记

一个地区的经济离不开资源，其中最具战略重要性的是人才，从数量上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而从质上讲，深圳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加工出口到创新创造，更多地依赖了人才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在从宏观层面认识这个城市之后，本章从城市的微观层面进行一个剖面观察。编者有幸在1992年，深圳处于人口高速集聚的阶段，加入到了深圳建设大军之中。当时有人曾把深圳比作“文化沙漠”，似乎过度商业化取向的深圳人并不热衷于读书学习。这种情况随着深圳人才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之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文化并非表象，而是能够孕育创新生产力的深层文化。深圳培养了难以计数的产业大军和服务业人才，很多在内地难以崭露头角的“普通人”，在深圳这样的创业、创新沃土中，却实现了“美国梦”那样的“深圳梦”，这是深圳这座城市最吸引人、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侧面。这里再附上一篇普通深圳创业者的故事。

第三章

编者札记

深圳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边缘，不如广州把守珠江口，左右携手环珠江口城市群的中心位置优势。另外，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早已成为远东航空和海运中心节点，深圳天生具有“灯下黑”的劣势。偏居一隅的深圳，从地缘角度看，海陆空运输很难成为关键节点。而且，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缺乏这种优势又必然会影响到深圳的产业发展环境和未来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能够在夹缝中发展出全球第四大海运港口，全国第四大空港，以及连接三条全国高铁南北纵贯线的节点，向西连接雷州半岛和西南地区，并借此连接西北铁路网络，形成了一个点状向外发散的高铁网状结构，打通了任督（南北和东西）二脉，已属发挥到了极致。未来深圳与香港可能再次成为粤港湾大湾区的龙头城市，以此向珠三角东西两翼发展，有可能进一步拓展深圳的经济辐射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将发挥更大的经济推动力。

第四章

编者札记

对于深圳的飞速发展，一直存在一种片面看法，认为深圳当年是倾全国之力建设的特区，这是与历史不符的错误说法。回顾深圳发展过程，可以说，由国家和政府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少的。深圳的起步，可谓“缺钱、少人、无技术”，捉襟见肘，虽然有土地资源，但也因为各种固有的法律法规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所有关键要素都不具备或不充分，理论上本不具备发展的空间。深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解放了这些生产力要素：缺钱就引资，用土地换资金，借船出海，主要依靠外部投资；没有人才，就争取改变人事、工资等分配制度，建立激励机制，种上能引良禽之木；没有技术就从低端制造开始学起，滚雪球式地发展壮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零到一，靠的都是突破约束性的制度限制。如果说中央支持了深圳，也主要是在制度层面上，给深圳开了一个个“小口子”，而且这也是深圳努力争取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张口能吃的“馅饼”，很多都是深圳率先实验，之后才推广到其他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也只是到1995年前为止[1]），其间需要顶住多少非议、争论和压力，应该说制度的破立和创新，才是深圳这一段创业过程的真正的引擎。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深圳的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发达经济金融大都市，而且在时间上也满足了香港产业升级转移的要求，天时地利都具备，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也正是本书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入手，解读深圳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选择了深圳而不是距离香港略远的东莞或惠州作为经济特区，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前因和外因，但是，如果没有勇于改革，敢为人先的后天努力，结果也未必如此。

最后我们将资本市场的建立也放在本章，不仅仅是因为深圳证券市场建立最早，具有改革标杆意义。而是仍紧扣深圳高速发展这条主脉络。资本是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深圳如果只是解决了引入外资和外部劳动力的问题，而没有资本造血再生功能，未必就能如此快得发展起来。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所有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一样，充满了艰辛，既然深圳是在争议中闯出来的，我们这里引用一篇网文，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深圳改革创新的不易。

第五章

编者札记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林毅夫先生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了“有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他同时也强调这是一种辅助性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其实也形成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缺位的共识，问题只在于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的政府才算是有为，而不是乱为或不为呢？唐杰教授有一个观点颇具启发性，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维护市场公平秩序，通过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市场整体交易成本降低。换言之，政府是市场的守护人，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而市场主体才是经济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政府无法替代市场主体的角色，市场主体也做不到政府能做的事情，比如制度设定和执行落实。市场本身有活力，但是往往也会走偏或过度调整，导致全社会“熵增”，无论单纯的市场交易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会上升，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往往是政府的“有为之手”能起到纠偏和调节作用。

深圳能发展出全国瞩目的知识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有序地向更高治理质量的社会发展过渡，确实单凭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和制度演变过程决定的。所以，我们特意将知识产权保护，创业投资和碳排放交易作为反映政府与市场正向互动关系的重要例证列举出来。低碳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碳排放交易市场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也是金融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实体经济竞争力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关于有为政府的争议是政府很容易出现过度参与市场活动的情况，无论是政策制订还是主导投资行为，容易对市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有民营企业反映企业最大成本负担中有60%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干预干扰，而政府投资对民营投资的挤出作用更毋庸置疑。在这方面，深圳凸显了与内地政府的不同。我们引用张思平的一篇文章，体会一位前政府主要官员角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理解。

第六章

编者札记

本章回顾了深圳从一个禀赋缺乏、工业基础薄弱的边陲发展成为创新型工业化城市的过程。唐杰教授将深圳产业结构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5年，是深圳开始工业化的过程。那个时期深圳的特点就是三个亿，所以深圳就被命名为“血汗工厂”。深圳可以对内说是高速增长，在外面被称为“血汗工厂”。第二阶段1995年，深圳开始进入深刻痛苦转型期，往哪里转？当时可以走的路就是模仿创新，通俗说法是“山寨”。现在为止还有人认为深圳是山寨城市，那个时候世界名牌产品都在深圳生产过，无非是仿造、A货两种方式。A货的方式其实是代表着深圳的能力，因为要下订单，一百件订单肯定要给103-105的原料，深圳就变成大规模的制造模式，但是没有研发能力，那个时候深圳典型的词就是CopyDog。那个时候全球关注深圳的时候才变成一个创新的城市。第三阶段是2003年前后开始了新一轮转型。在深圳的人都会知道，大概那个时候叫“深圳被谁抛弃”。2003年左右大规模的产业外迁，大规模金融机构向上海移动，外部原因有一个，就是深圳主板停发，创业板中小板没开始，在这样的过程中深圳开始大规模的制造过程。到了过去十年深圳基本上完成了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深圳就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

如果单从深圳这个案例看，从特区建立初始的商贸出口经济形态，到“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的迅猛发展，都合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国人擅长商业，依靠小商小贩，在中国是饿不死人的。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从这个最基础的行业起家的，这也是最低的起步点，基本上依靠劳动者个人的勤劳苦干就可以安身立命。我们不能否定当时深圳“商贸经济”的正面意义。在形成了一定的出口贸易和出口转内销市场之后，深圳聚拢了人气，同时，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都有了长足进步，发展“三来一补”的禀赋条件：低成本劳动力，低地价土地，较好的港口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等，已经具备，此时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下，大量引进外资加工型企业，进入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是水到渠成。

在这两个阶段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面对经济大滑坡形势，产业外迁加剧，在这个关口上，仍然是深圳市政府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构想，加快引进高级人才、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举办高交会等各项配套改革措施。由于深圳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而且在电子制造业有大量成规模的现代化工厂，所以依托配套速度快，制造能力强的特点，只需要在技术上做一些改进，很快就推出了各种扩展功能和型号的“山寨机”，这是深圳走上创新经济道路的前奏，也是一场“实战演习”。创新基因在规范市场和创新引领政策的培育下，深圳很快涌现了一批真正的有知识产权的创新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没有拘泥也无法拘泥于既成的比较优势之中，企业的前方和背后一直都有一只有力的手在引导和推动，这就是政府的力量。比如，1987年出现商贸经济过度现象时，中央政府下决心要求深圳必须转型，深圳立刻调整产业指导政策，大力招商引资，将加工制造型外资企业引入深圳；1995年左右，来料加工已经发展到极致开始走下坡路时，深圳市最快着手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深圳政府这些工作，可以笼统地视为产业政策，其实很多都是为了引导、培育和规范市场，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当然，深圳政府也有失败的尝试，比如当初曾经大力引进内地国有大企业来深圳，以推动深圳产业升级，再如，深圳政府也有一段时间被质疑改革推进缓慢，政府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恐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彻底根除的，这是由政府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深圳政府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良好互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市场障碍，维护市场秩序，也成就了深圳这个国内独有的“小政府、大社会”式发展样板。

林毅夫先生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深圳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实践很好地支持了这个动态结构变迁过程，其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两个关键条件。深圳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正确选择企业成长路径，是因为这个市场能够发出清晰可识别的价格信号，同时市场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摇篮，企业家有动力在具备基本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获得潜在比较优势，并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之后又再次在市场中得到证实和支持，从而形成积极的正反馈循环。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合理的空间集聚和分布。这也证实了唐杰教授的观点--创新的活跃度有显著的空间差别，这种差别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有效的市场绝非市场参与者自身能够自发独立地形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引导，市场参与主体很可能在盈利惯性下继续沿着之前成功的方向前进，这是在其他市场经济体里屡次发生的现象，深圳也许会沉迷为一个依靠进出口贸易的商业化都市，也可能在第二阶段变成一个从制造业大市，和内地一些沿海开放城市一样，一路走下坡路，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深圳政府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有前瞻性的发展导向，妥善地处理好了“无为”和“乱为”的矛盾，较好地解决了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有为政府”是有层次标准的，最起码要能维护和打造一个有效市场，其次是能够引导企业识别潜在比较优势，并为企业形成竞争优势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相信深圳案例，有助于为丰富和完善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第七章

编者札记

深圳产业转型的成就主要是企业完成的，而企业的灵魂人物是企业家。深圳正是一个企业家培育和成长的摇篮，是企业家辈出的地方。本章无法将几万家深圳卓越企业和数百名优秀企业家展示出来。我们选择了能够代表新经济周期驱动技术领域的三家企业作为案例进行解剖。企业家精神不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而管理学的这方面研究又过于强调个体和个案，唐杰教授对深圳创新机制和案例有深入研究，这里选了其中一篇，可以作为本章内容的补充参考。

第八章

编者札记

城市如何创新，这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主题。深圳曾经是经济特区，地理位置又靠近香港，具有深水良港，那么深圳的创新路径是否就不可复制呢？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拿一个内地城市创新城市作为对比。苏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起始禀赋优良，地理位置优越（长三角黄金地带），靠近繁华的大上海，而且同样受益于新加坡的产业转移推动。这是一个可比的案例。

另一个选择苏州的原因是她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甚至和深圳刚起步时也一样，靠的都是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条件，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但是也和其他内地开放城市一样，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搞清楚以苏州为代表的内地城市和深圳的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区别，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所在。

在产业转移大潮中，很多地方以成为“世界的工厂”为荣，而没有认识到这只是一种短期的较低端的比较优势，是在人口红利期存在并依靠低成本实现的。只要经济在增长，就不可能始终维持低成本水平，所以产业转移一直都在进行中。深圳只是将生产加工作为攀升的起点，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从而衍生出了包括生产服务业在内的丰富的服务业形态，有效形成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有效抵御了低端外资制造业撤离和传统产业迁出时造成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主动调整的过程，不仅仅企业参与了，政府更是引导和协助企业在调整，政府的规划工作具有前瞻性，同时做到了分清界限，把握好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不干涉市场主体的具体经营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企业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而不仅仅依赖于外资企业带来的经济繁荣。具有自我造血能力和内生有机成长的本地企业和创业企业家群体，成为了深圳外资之外一股生命力更强的经济增长力量。

其实苏州中新工业园的起点虽然在时间上比深圳引进外资略晚，但是起点要比当年深圳“三来一补”时高得多，作为被引进的外方的新加坡，当时正是以信息电子产业为支柱产业，所以一开始引进的就是高科技电子产品制造。这些产品的配套配套组建主要是高科技电子器件和组件，这类产品的配套能力是当地企业欠缺的，短期也无法形成这种能力，这是苏州产业机构在引进外资之后，存在的先天不利因素。而深圳从最简单的电子、机械、塑胶等产品的配套开始起步，经过同样长的时间，建立了非常齐全的配套产业链，也增大了对外资企业的粘性，产业生态更为健康。当然，起点高也未必就是失败的借口，苏州本来可以高起点，利用长三角的人才和科研院所优势，把本地产业发展的重心放在生产工程技术支持和研发方面，高举高打，为跨国企业提供将概念设计转化为制造工程技术的服务能力，同样可以占据生产链的较高位置。

这正是市场主体和政府共同努力、各尽其职的结果。而我们在苏州这样的城市，很难看到政府恰到好处的“有为”所形成的像深圳这样适应企业成长的社会环境，值得各地政府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