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全书绪论，由深圳市前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杰老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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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实践与实践中的理论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放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中国改革开放起自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揭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深刻的经济原因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是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经过二战毁灭性打击后重生的日本，正沉浸在高速成长的喜悦之中。日本对中国综合国力优势，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水平。相对日本，相对于美国欧洲，中国不仅仅是落后了，而且是落后的差距在加速拉大。每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遇到过很多传统观念阻力，但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始终是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四十年改革开放打造中国奇迹
觉醒于文革、反思文革、否定文革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从更广泛的意义说来，改革开放应当追溯到时间更早，影响深远，辐射全国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复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拥护，在于顺应了迫切要求改革的民心。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影响会随着时光流逝更加光彩夺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百年后的中国人回望1978年秋天的北京，回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会折服于犹如在飞流急下的峡谷中穿行般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智慧。邓小平以中华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宽广视野，坚定信念，包容心态，将中国经济引入了深深蓝海。四十年改革开放留给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不仅仅是GDP爆发性增长、科学技术水平的跃升以及高歌猛进的城市现代化过程，而是对中华民族再崛起的坚定信念和不懈的坚守。改革开放过程涉及了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取得了显示易见的，又广受怀疑和争议的巨大成功。面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奇迹，众多研究者倾其所知，也只能了解冰山的一角。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极具认识论意义，只有探知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才有可能发现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规律性。中国奇迹是发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的重大事件。离开了中国谈不上中国奇迹，离开了世界也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奇迹。过去的三百年，世界文明、科技文化和经济重心曾经一路向西，其他古代文明铅华褪去、黯然无光、衰败落后、历经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主宰世界的历史开始翻转。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东折返。从停滞落后衰退转为追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奇迹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发展前沿的有机组成部分。兰特.普里切特，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十年6%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变化、更多的繁荣、更多的创造、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定将载入史册的经济奇迹。
从中国特色看中国奇迹。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没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无法快速平滑地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换，不可能实现持续近四十年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结构性转换的增长过程，中华文明第一次离开了传统的封闭循环的发展路径，告别了传统农耕文明，摆脱了低水平的贫困陷井，城市化与工业化开始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1949年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1978年终结了长达两百年占世界经济份额下降的过程。GDP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数字，GDP不仅仅数字，也是关于生产效率的衡量，是产出效率的比较。过去四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约4%，发达国家约3%，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约5%，中国大陆超过9%。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只是目前的1/4左右，与印度大致相当，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全要素有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带来更有效率的增长。制度创新带来技术创新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对发展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是个偶然，但打破依赖行政指令种田，打破没有激励机制的僵硬的农业生产体系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如此，农民才有提高粮食产量的激励，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人口净增长约四亿，与1949-1978年相当，但再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中国大陆的人均粮食达到了过去两百年的最高水平。
改革来自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中华文明渊远流长但有一大弊端就是抹杀了尊重与盲从的界限。尊孔孟与朱熹的所谓圣人教，尊到了盲从，尊到了把孔孟与朱子的话奉为不容置喙的圭臬，失去了民族创造性。改革开放之初，有关雇工剥削引经据典式的考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说过，“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如果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八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八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了这八个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四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资本论》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P356—358）
当年找出马克思这段说明性文字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事出于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了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写到，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历时三个月的专栏。林子力尝试以马克思的说法证明，陈志雄雇工没有超过八个人，不是剥削，因此应当予以支持。林子力认真解读马克思当然可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更可敬，他实事求是地在所主持的广东省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中提出 “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 ‘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万里更加旗帜鲜明，“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争议很快进一步扩大，因为年广久雇工达到了12人。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摒弃两个凡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来捆住自己的手脚。
改革有风险，需要大胆闯，大胆试，干中学的勇气，需要坚定不懈的定力。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中写到，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邓小平曾形象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的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定型的制度。”
改革有风险需要具有在探索中保持动态稳定智慧。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着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性确定性是避开改革风险，获得更大改革收益的关键，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改革的有机联系，是中国改革实现改革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之间配套的基本方法，在此过程中多维多向改革有效地串联并联形成网状此起彼浮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改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过程本质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的策略不断调整、体制机制动态演化逐步形成效率更高的新体制新机制，。
改革需要有动力，需要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相联系，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动力机制。顶层与底层。中国改革开放发起自顶层，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具有强大的社会民意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几千年来，几亿农民要脱贫致富的愿望。安徽凤阳，朱皇帝的故乡，从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地方。朱皇帝逝去五百多年后，凤阳贫穷依旧。每到荒年，凤阳的百姓依旧唱着凤阳花鼓出外讨饭。于是有了这样的故事， 1978年初冬寒冷的黑夜，在一个破败的农舍中，生产队长召集十八位户主，用上千年按手印的传统契约方式，惊世骇俗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个人名下，形成了日后闻名天下，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农业生产大包干制度的雏形。
改革开放不会一蹴而就，更不必然成功。多数人选择是改革的起点，失去多数人支持的改革就是瞎折腾。任何富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如何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都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只有足够多的者改革才会得以推进。从边缘到主流。民间市场力量的成长壮大，形成了一个不断地从边缘上升为主流的过程。随着草根的创新性力量日渐显著，传统的边缘力量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脊梁。来自上层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层改革所开创的经济活力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要能够不断创造出帕累托改进的获益者群体。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是过去四十年来最有号召力的改革口号。按照工作量多少，能力的高低进行分配，在中国的改革开放里所发挥的作用简直是无法想象。凤阳包产到户是自发的，少数人偷偷摸摸干起来，粮食产量增加了，别的村子也偷偷摸摸地学，从少数变成多数人，中央肯定了，全国农民光明正大地分田到户，人民公社解体了，计划经济在农村消失了，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效样本。
制度不可能简单复制，持续深化的改革一定要创造出内生的改革动力机制，改革的在于不断凝聚改革共识，以超高水平的组织驾驭能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激发了城市国有企业经营承包制的试验，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开启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治理结构的改革，由此开始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多元分配机制的改革。与之相伴的是出现了巨大的下岗群体。由此也推动了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转型。2003年，新成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了两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使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整个九十年代，仅上海一个城市就有上百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中国大陆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型阵痛，也因此形成了奇迹。过去几年中国大陆营商环境显著改善，营商便利指数的世界排名大幅度提高，标志着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从中也可以观察到以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的内在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成功还在于有利的客观条件。其一是人口红利。规模巨大且受过相对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迅速进入世界分工体系能力成为支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条件。其二是经济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极大地降低全球贸易与投资成本，推动了垂直产业链分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是投资红利。在全球分工的低端先是代工而后是模仿。低水平分工何以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高增长，在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时为何会出现长期增长率下降的转型？
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奇迹般创造了大陆的经济繁荣，中国奇迹般地成长为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球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经济全球化也引发了全球经济大危机和大调整。中国加入WTO以后最初十年，骤然扩大的国际市场，使中国大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突发性比较优势的规模优势，形成了史上最快的全要素增长。其中，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知识的产物、是学习的结果，企业通过投资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积累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又引导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投资于更多的领域，这就是干中学。一个有经验的生产者将学习到的知识外溢传给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加入WTO不只是骤然间扩大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更加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使所有卷入全球化大潮的企业都面对的竞争生存的考验，也获得了在分工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利益。由此形成了高投资带动分工与模仿型高增长的投资红利。
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奇迹。四十年里几亿农民形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人口自由流动也依此成为中国奇迹中最为耀眼景观。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全社会生产率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78年时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五、六倍，工业化、城市化的对中国经济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会提高五倍。当这个数字与五亿农民进城的世间奇迹挂起沟来，任何人都会清楚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发挥了何种难以比拟推动作用。过去四十年，尽管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在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先下降后加速持续扩大过程，显著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已经不可回避。传统体制下的铁饭碗的终生就业制度就此走入了历史。下岗工人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成为伟大时代的悲剧色调。如今人口红利的减弱诱发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持续上升。
走向新常态创新增长，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明晰企业与政府行为的合理边界。2008年以来，推动高速增长的三大红利逐渐消退，我们从人口老龄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感受到了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消退，从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不再拉动高增长率中感受到投资红利的消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要从传统的数量型高速增长，走向创新型中速增长。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机制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以至于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市场机制的内容一般被作为既定的事实来处理，很少有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发生、发展与演化完善的分析，即使在制度经济学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过程的理解仍然很有限。合理的政府行为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以法治化为基础，规范市场行为，推动市场机制加快发育成熟。市场机制是在混沌中发育，在混沌中有向成熟，一个不成熟不规范的初级市场经济所遭遇的失败，一定会比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要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加快成为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实践证明，从数量型、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增长的转变，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一轮大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新的示范，需要总结转型成功的案例。
深圳创新转型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活力市场经济可以并存
深圳博物馆前广场矗立着一尊震撼人心的雕塑，一个健硕的铁人奋力用双臂撑开束缚他伟岸身躯的门框。这是深圳经济特区闯出一条路，办好特区的真实写照。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走改革开放之路，每前进一步，都得趟过一片旧体制的雷区，每确立一个新的理念都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禁地。深圳也是经典的创新转型案例。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起步,经过了层层台阶，实现了快速转型，走到了世界创新的前沿。从农业到最低端的来料加工装配，到山寨模仿，到创新制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也经历了长期增长率换档减速的下降，实现了多轮转型升级过程，成长为位居前列的全球创新中心。2014年埃塞俄比亚总统到访深圳。在现场的几十人中，总统阁下是最早到过深圳的。1978年的圣诞夜，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经过深圳罗湖关口去香港，对荒凉寂寥的小车站，几乎没留下印象。36年后，再访深圳时已经是非洲大国的总统。总统阁下说，深圳的今天，中国的今天就是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明天。
深圳经济快速转向创新驱动与制度性创新激励机制关系。1980-2017年深圳GDP年均增长速度约20%，与全国年均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1980-1985年比全国平均增速高近40个百分点；1990-1995年高20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高2个百分点，目前是高一个百分点。深圳经济重要的经济转型都发生在经济减速时期，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
经济特区兴办最初几年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的差异出现了套利型超高速增长。1985年全国价格改革深化，套利时代结束，深圳出现了直落五十个百分点的经济大滑坡，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帷幕。当年深圳生产力水平太低，基础设施太落后，深圳只能做从丑小鸭起步，在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策略下，低端加工贸易成为代表性产业，廉价土地和劳动力，深圳得以重回高速增长，也因此有了血汗工厂的名声。此时的深圳也真正开始了全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市场化改革的时代。深圳率先创设了证券市场，引领了利率信贷改革，土地拍卖制度改革，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进行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1995年深圳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此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是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企业开始大规模出走，加工贸易企业快速迁移至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东莞，引发了新一轮严重经济衰退。深圳开始了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深圳因此被称为山寨工厂，Copycat在世界上也很知名。但是，深圳众多的知名品牌产生于那个黄金年代。2003年深圳出现又一轮经济衰退，尽管衰退程度不深，持续时间不长，却引起了深圳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拷问中，新一轮转型过程加速推动，开始了以分工产业链方式开始了高端制造+品牌+研究开发的过程，向以研究开发为基础的制造基地升级。回头看，山寨现象是干中学的重要阶段，是发展中国家获得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没在山寨式生产，今天深圳有可能还停留在分散化的工艺与工序加工的中低端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阶段，
2010年前后深圳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标志性的深圳制造开始转向深圳创造。深圳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空前提升。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快速增长，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城市。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 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取代物质资本投入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创新中心城市。
深圳是全国各地最重视最尊重市场的城市。深圳如何在四十年时间里，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快速成长为经济发展的高地，跻身于世界名城之列，成为全球五千余个经济特区中最为耀眼的那颗明珠，其中的原因很多。社会学家会说，这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学者会者会称为，特有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下与世界文明融合。政治学者会说，因为深圳位于东南一隅向来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传统，如此等等。经济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深圳是全国各地最重视最尊重市场的城市。在深圳用湿地效应描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生动的贴切的。政府的重要作用不是替代市场，不是指挥企业，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化的，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由企业依据市场规则去做决策，按照市场出清的条件去配置资源。企业在市场中学习，在竞争中成长。市场是块湿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湿地。深圳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市民最喜爱的美景应该是位于市中心的红树林湿地公园。红树林湿地对生存发展条件很严格，水分中的含盐量高了或是低了都无法生存。红树林会因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自然条件变化而消失，在规模城市建设，使钢筋混凝土覆盖了城市大地，无论暴雨台风还是梅雨纷纷，降水都不再能渗入地下，静静地补给湿地，而是经过地下管网呼啸而出；大量人口聚集，也会造成湿地因接纳了含磷、氮的城市污水引起湿地消失。在科学家的眼中，湿地的价值在于，湿地的生物和化学过程可使有毒物质降解和转化，因而是城市的吐故纳新的肾；湿地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圣地，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是重要的遗传基因库；湿地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是防止海啸冲击的天然屏障。对于市民而言，因为红树林湿地，深圳成为鸟的城市，每年有几十万多只候鸟从来自世界各地来此休息中转，在红树林里觅食、歇息。在清晨或傍晚的万道霞光里，各种鸟类千姿百态地嬉戏、上下翻飞地觅食饱餐。在河流与海洋拥抱的地方，一丛丛一簇簇地聚集在一起的红树，互相揽扶，互相依偎，互相牵扯，互相簇拥着，远望如一座绿色的堤防，近观却是婀娜多姿摇曳起舞，车水马龙于身后，鸟飞鱼跃于眼前，当然会使市民流连忘返。红树林湿地内虫草生鱼虾，红树鱼虾引飞鸟，无数条生态链物竞天择地繁衍生息，不断延续，并不需要人为地安排。政府与市场关系就如同人类活动与湿地的关系，能够有足够的不含磷与氮的清洁水源不间断地流入湿地，一定好过人类踏入湿地去安排虫草飞鸟之间的多样性生物链。
深圳最突出的特质是荡漾在这座城市每个角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与创新就是要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个新产品，创造出一家新企业，优秀企业成长是永不言胜的过程，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一座创新型城市，一个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企业家创造企业家过程。100名创新企业家带动100名创新企业家，这种带动乘数不断放大是市场机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优秀企业孤独求败过程，相反，众多专业化创新企业在产业集群内竞争就构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众多企业在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创新协同创新构成了资源重组和有效再配置，就会创造一轮又一轮新兴产业崛起和城市与国家所业持续升级的过程。2007年中国大陆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PCT国际专利排名第七，2017年已经上升到第二名。按照WIPO未来三年中国大陆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4-2017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从331件开始，快速成长到两万件以上，超过了德国、韩国，已经约为法英瑞荷的合计。2016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排行榜上，三家深圳公司国际专利申请量合计分别超过了美国前五家和日本前七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深圳以分工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展现了强大的协同创新能力，以华为为代表的十家大型创新企业占了深圳国际专利申请的约50%，专业化的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占了另外50%。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约8000家，超过3万家科技型创新企业，占广东省科技型企业总数的60%。从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华为、中兴，到“90后”腾讯、比亚迪、大族激光，再到“00后”大疆、华大基因，以及“10后”新一代的创新企业，不同时期各具特色，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创新发展的浪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坚定不移地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法律为基础和政府为保障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保障，核心是政府退出所有对市场机制的不当干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政府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机制，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作用的公共产品清单很长，但核心要点却极为明确:
致力于建立鼓励企业创新，不断完善科学创新与产业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城市创新体系。二十年前，深圳创造了四个90%的创新体系，90%的研究发机构，90%的研究开发人员，90%的研究开发支出，90%的研究开发成果来自企业。过去二十年，深圳沿着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提升，建立更多的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企业与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起长期的研究开发合作关系，这是2004年以来深圳国际专利申请爆炸性增长，2015年以来进入世界级国际创新中心城市前列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推动市场主导的企业创新。众多的科学发现何以在深圳转化为一代又一代的高新产业技术？关键在于，合理的政府行为对市场化创新活动的长期性的制度影响。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发端于合理市场定价的“惊险一跃”。知识就是力量，个人知识产权的收益高会激励更多的知识发现。企业要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希望支付更低知识产权费用。瓦尔拉斯“拍卖式”的市场均衡无法解决知识产品定价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无法给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定价，这是专业化创业投资产业集群的使命。合理的政府行为是能够创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创业投资体系。深圳政府积二十年之力建立起完善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形成了可实施有威慑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法治是创新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合约体系，合法签订合同，合同能够有效执行，市场经济才可以运行。没有了合约与合约的可执行、可公平执行就不可能产生广泛深刻的创新活动。假如一个企业创造了知识产权，另外一个企业抄袭模仿而不受到惩罚，就不会有企业愿意创新。合约能够履行要以法治而不是政府行政管制作为基础。政府要致力于消除行政垄断的行为是对创新的最大的支持。有问题找市场是法治，有问题找市长就会引发政府的不当干预。
建立与市场支持相容的产业政策体系。2006年深圳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口号，支持“非共识创新”。 这是一个充满哲学含义的口号，也是曾经引发质疑的政策主张。面临的挑战是政府支持非共识的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共识一定不是创新，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产业技术创新大都经历了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过程。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这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一定不是所谓灵光一闪的神话，一定要符合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政府不能确定谁能创新成功，更不能指定谁是创新者，但可以引导创新者和企业认知产业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遵循创新的科学规范，把握相关领域的创新进展，以及了解前人曾经进行过的创新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明确未来可行的技术路线。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合理的政府行为是明确要支持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方向，以及对创新团队进行既有成果和有效组织等多方面的创新能力评估。确定方向和评估创新能力与指定优胜者之间最大差别在于，创新是基于市场竞争和有效激励的市场主体行为，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最终确定谁是优胜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耐心细致地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2017年第一学期，我按照学院教学计划，为本科生讲授《空间经济学》，又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是一门老学科，加上新字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与经济地理学相关的另一门学科。简捷又不失准确是表达可能是这样，经济地理学研究存在空间差异时，区域之间相同的发展趋势。空间经济学是在假设空间一致时，区域之间发展过程内生的差异性。课堂上，深圳是重要案例。深圳早期通过两港起飞（空港与海港）有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深圳多元化的产业链构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效应，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显著地降低了深圳的贸易成本，推动了产业集中度提升，持续不断的累积循环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优秀企业和人才、技术在深圳集聚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其中，最富于想像力与创造力的思想是，城市聚集过程一定是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化的，这是因为行政化的城市扩张因为破坏了产业之间，多种技术创新协同以及优秀人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价格发现机制，无法创造出持续增强的集聚收益。深圳是空间经济学最为典型的教学案例城市，空间经济学的所有洞见都可用来描述深圳的发展，深圳的故事也可以用来检验与证实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创见。考虑到空间经济学具有极强的数理推断的特点，原以来会在非常枯燥的讲授中进行，感谢深圳故事，更要感谢经管学院同学们富于激情的学习以及对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的浓厚兴趣和能力，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空间经济学的教学任务完成的很顺利。
同学们的课程作业留下了对深圳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尽管理论分析与实际调查仍然显得稚嫩生涩但不缺激情。我建议同学们在沉重的学习压力之余能够整理总结以空间经济学对深圳发展历程的解读。同学们与我想的并不一样，他们希望从大学生视角解读深圳、发现深圳，以此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将不成熟的书稿送给郭万达博士请求支持。在获得充分肯定之余，提出了专业性修改意见。我又请著述颇丰的郑磊博士按照郭院长的意见担任主编工作，指导同学们如何从习作提升为一部可以出版的著作。郑磊博士在郭院长的指导下组织同学完成了书稿编辑。在赵静宜老师以高度兢业的态度和专业水准，完成本书的出版编辑工作，并要求我为本书写一篇绪论。我深知以一篇短文记述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基本经验和展望应当是超出了自己理论修养和学术能力，但这是无法推脱也不应当推却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