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过两次与李连杰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新媒体与社会公益峰会”上，身穿灰夹克、头戴鸭舌帽的李连杰出现在清华大学，略显疲惫地坐在前排，等待稍后的致辞环节。但演讲甫一结束，他便匆匆离席，不愿在现场过多停留。李连杰离开约莫半个小时，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才挎着背包，匆匆赶到会场。

 

   一个月后，他又出现在壹基金主办的首届“公益映像节”颁奖典礼上。作为这家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和“永久理事”，李连杰向公益人和影像工作者表达了敬意，并在杨鹏陪同下观看孩子们的表演，不时流露出会心的笑容。然而，当我们通过杨鹏提出采访要求，他委婉拒绝了，理由是：“我只是一个志愿者。”

 

   这已经是壹基金公募化转型的第二个年头——公募前，李连杰是这一组织的决策者、执行者；公募后，则更多地发挥了形象代言人和“精神领袖”的作用。作为理事会成员之一，他不好再对壹基金执行层面过多评述。

 

   不过，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他们来说，壹基金依然和李连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次巧妙的转身：一方面，壹基金通过公募化转型，完善了治理结构，使之在治理层和执行层面走向了透明化、制度化；另一方面，依然充分利用起公众对李连杰个人的喜爱，使之继续对壹基金发挥影响。目前来看，这一“结构治理专业化”、“精神领袖个性化”的双品牌策略是成功的。

 

   壹基金依然是反应最为迅速的公益组织——2012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发生5.7级的彝良地震，灾害救助部6分钟后即得到现场消息，并迅速响应。10日凌晨3点，一支标示为“58-85”（我救救我）的救援队到达救援现场，承担起核心塌陷区搜救工作，比第一支进入灾区的部队救援队早了两个小时。

 

   壹基金依然拥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影响力——2012年，壹基金在第五个国际自闭症日携手微信、招商银行发起“关爱自闭症儿童”行动，通过微信平台号召全社会温暖孤独的孩子，参与者超过千万人次。

 

   壹基金依然是草根NGO组织的领航者——为应对“郭美美事件”引发的行业性质疑，2012年1月，壹基金联合70多家草根NGO发出“要透明，不要O”的年度倡议，率先在公益行业自律联盟——USDO自律吧披露出完整的财务信息，并通过“透明行动”评选活动呼吁更多公益机构参与进来。

 

   2011年1月11日11时11分，突破民间资本公募化立法空白的壹基金在深圳落户，拥有了独立的法人身份，以民间组织的姿态填补着公众对行政体制下公益机构诚信缺失、效率低下的慈善真空。“（公募化转型）这一事件不但是对中国传统体制的大胆的突破，也对中国公益慈善界起到巨大的引领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它的示范性，远远大于壹基金本身。”

 

   然而，这家有着“中国首家民间公募基金会”之称的公益机构，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公众和行业多方面的质疑，甚至面临集体的围剿——李连杰从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壹基金执行层面撤身而出，在制度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王石、冯仑、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柳传志等企业家的介入，是否是一种好的模式？后李连杰时代，它将如何填补精神领袖在执行层面缺席的巨大真空？项目与产品的传播，将会遭遇哪些困境？种种迹象显示，壹基金的专业化之路充满曲折。

 

   显然，壹基金在2.0时代要想保持持续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标杆，不仅要突破政策的瓶颈、治理结构的再造，更要突破项目化、产品化与“后李连杰时代”品牌重塑的考验。

 

 

   严格意义上，壹基金并非中国民间资本公募化的首家公益机构。早在2006年，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便以“首家”之名开始了公募化运作，发起人林银才，是一位以“吃掉1500多支玻璃杯”而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伤残转业军人。但其运作并不专业——它曾因与一家广告公司联手，将近一半善款用于非公益领域而招来非议，并因此在2011年2月被浙江省民政厅批复正式注销。

 

   无论“首家”与否，都并不能影响壹基金在中国大陆乃至海外华人中的的广泛影响力。公募前——它是中国救灾领域的急先锋，只要有重大灾情的地方，就会出现壹基金的身影；它是中国NGO组织的风向标，设立“典范工程”评选活动，重金奖掖草根公益机构；它是将中国慈善公益带入全球视野的先行者，携手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使其纳入主流经济组织的视野。

 

   但这并不是李连杰的最终目标。他曾渴望壹基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组织，足迹遍布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乃至亚洲以外的地区；因此在壹基金成立之初的几年，李连杰穿梭于北京、上海、台湾、纽约、华盛顿之间，四处寻访问道，筹划一场极具探索意义的民间公益实验。

 

   这是一个在不断学习的过程。通过向各界专业人士的拜访，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李连杰认识到，全球化的第一步是专业化。因此，壹基金以公募化为节点，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的治理，从以前为主要为NGO组织提供支持的平台型基金，转型为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救助、公益人才培养”的项目型基金，并开创了商业精英参与治理、专业化团队执行运作、百万公众志愿参与的运营模式。

 

   壹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主要在每年两次的理事会进行表决，首届理事会成员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壹基金前执行主席周惟彦、联想集团名誉主席主席柳传志、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万通集团董事会主席冯仑、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等11人组成。

 

   但对于一家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每年两次的理事会会议显然不能穷尽所有事宜；相关事务的衔接，由李连杰、王石和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上海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肖莉、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组成了执行委员会；执行层面，则落到发起理事之一、深圳壹基金首任秘书长杨鹏肩上。

 

   杨鹏是一位学者型管理者，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100多位企业家参与发起的环保类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下称“SEE”）担任秘书长和专家委员会主席。SEE与壹基金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一批有社会理想、愿意承担责任、知识水平较高的企业家作为中坚力量；但壹基金与SEE又不尽相同：SEE是一个有限的圈子，是责任感的企业家参与社会的共同梦想；壹基金则是公众的产物，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理事会将其核心理念表述为“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这是一个逐渐演变而来的理念。在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时代，其公益理念曾经表述为“一个人+一个月+一块钱=一家人”，因此涉足领域及其宽泛，从救灾到环保，从教育到儿童，从公益典范评选到支持汶川地区灾后重建的百万人大行走，壹基金影响力被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

 

   这种“人人奉献一点爱，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思路，正是日后“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核心理念的雏形。其表述方式，与壹基金理事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关。“历史上，公共事务由皇家垄断，民间虽然有好人好事，但并没有跨地区、跨领域、跨家族的公益组织，这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理解。”杨鹏认为，“人们对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满和诟病，其实背后缺的就是人人公益。”

 

   公募前，公众对于壹基金的热情，主要来自于对李连杰偶像式的崇拜。因此传播特点主要以李连杰形象的到场为主，无论汶川、玉树赈灾的亲力亲为，还是大型公益活动的策划、执行，都具有鲜明的李连杰个性色彩。以壹基金与博鳌亚洲论坛联合主办，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到国际主流视野的“国际公益论坛”为例，为邀请重量级人物的参会，组织者依然动用了李连杰个人名义。

 

   公募后，李连杰作为理事会成员之一，不再过多参与执行层面的事务。从2011年1月到7月，壹基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战略规划。参照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合作伙伴贝恩提供的相关数据，7月15日，壹基金公布了以“一个平台+三个领域”的新战略，以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为三大业务领域。

 

   “理事会成员中，王石比较注重儿童，周其仁比较注重救灾，李连杰比较注重公益人才培养。”杨鹏透露，“我们也曾关注过环保，但研究发现，这一领域尽管有着很高的传播率，但公众参与人次并不多。”

 

   制订战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价值诉求。如何把三大领域做好，就涉及到对早期壹基金业务的承接——灾害救助是壹基金自“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时期就投入巨大精力的一个领域。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普洱地震，到云南旱灾、曲舟泥石流、南方雪灾，五年来，壹基金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灾情的救助。公募后，壹基金将其救灾体系划分为紧急救援、救灾物资、灾后重建三个环节。

 

   “壹基金在资源配置、本土回应上更有优势。”壹基金灾害救助总监李弘说。目前，壹基金已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十个中西部省份建成260多家救灾组织联合发起的互助式救灾网络——壹基金救灾联盟。灾害发生后，救灾联盟成员会迅速反应，展开以营救和保障灾民生命安全为第一目标的“黄金搜救”。“这一环节的特点是迅速反应，专业技能也最强。”李弘说，“一旦政府宣布搜救结束，救援人员会马上撤出。”

 

   彝良地震期间，壹基金救援联盟旗下的云南火峰救援队昆明支队成为第一支到达现场的专业救援队，被政府编入军区部队进入核心区搜救，“温家宝总理到现场时，我们的一名队员很幸运的和总理走在了一起。”壹基金救援联盟云南总队长侯昭敏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只被称为“特立独行的猪”的搜救犬成为救灾英雄，“某个企业家捐赠给他一套最好的装备，其精良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搜救队员。”

 

   紧急搜救结束后，联合救灾委员会分别动用了设在西安、长沙、成都、贵阳的四个救灾仓库，为灾民发放帐篷、食品、药品、饮用水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温暖包。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衔接。“外地的志愿者长途跋涉赶过来，精力、体力和对环境的熟悉情况都受到限制，因此志愿者主要在当地招募。”侯昭敏说。灾后重建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环节，壹基金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帮助孩子驱散灾害所带来的阴影。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孩子们在灾后的疯狂玩耍，更多是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杨鹏说。仅2011年，壹基金就为各地灾区留下141座壹乐园。

 

   壹基金对困境儿童的关注，则起源于李连杰主演的一部电影——《海洋天堂》。他在这部以零片酬出演的影片中，扮演了一个与自闭症儿子相依为命的父亲。自闭症又称孤独症，目前已成为中国儿童精神残障的高发疾病。调查显示，每166名儿童就有一名自闭症儿童，但由于相关福利政策不完善，太多人对自闭症不了解，一些并非恶意的歧视给他们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这部电影是送给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父母的。”李连杰说。为使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儿童，壹基金决定发起“海洋天堂计划”。

 

   这一计划主要采取区域性枢纽机构带动大多数医疗机构的方式，联合更多儿童服务机构参与进来。目前，“海洋天堂计划”已在陕西、广西、深圳等省市搭建了六个区域性枢纽机构，使全国范围内的110多家服务机构参与进来。“我们最早是给自闭症儿童家庭发放现金，但后来发现这些钱未必会用到孩子身上。”杨鹏说，后来他们发明了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就是发放爱心劵，让家长拿爱心劵自主选择服务机构，服务机构只有再拿到爱心劵之后才能领取现金，这样谁做得好就一目了然了。”

 

   2012年4月2日，壹基金在第五个国际自闭症关注日，联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大福基金发起了中国首个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倡导活动——“蓝色行动”。晚7点30分，李连杰与“海洋天堂计划”形象大使文章一同点亮深圳购物公园主会场的蓝灯；而在同一时刻，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北京水立方、深圳招商银行总行大厦等标志性建筑都被打上蓝光，以通体变蓝的方式做出回应。

 

   壹基金的公益支持项目，主要脱胎于对此前连续评选三届的品牌活动——“典范工程”的改造。从2008年起，壹基金就先后聘请公益慈善专家及媒体、咨询、法律界人士对草根NGO进行评选。三年来，共有二十余家草根NGO组织被评为公益典范，获奖机构涵盖了包括教育、健康、扶贫、儿童、环保在内的各个领域。“但它是一个综合性评价系统，在操作的可持续性上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杨鹏说。新战略公布后，壹基金将“典范工程”改造成为“透明典范”，重点培养NGO组织财务披露和透明化治理能力。

 

   实际上，早在2010年，壹基金就在公益机构自律联合体——USDO年会上发起讨论，咨询NGO成员发展中面临的核心问题。谈论发现，财务管理是草根NGO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而如果不能做到财务透明，就很难取信于捐赠人。会后，壹基金委托托北京恩友开发出《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板》、《USDO透明指数》两个工具，对NGO组织进行培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郭美美事件”不期而遇了。

 

   2012年1月，七十多家USDO自律吧成员机构共同发起“要透明、不要0”的年度倡议，倡导公益组织实现完整、真实的披露。“但深入之后，你会发现NGO组织的注册困难、资金限制、能力问题是纠结在一起。”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说，“《信息披露模板》首先要找到专业又符合实际的结合点，使它既适用于没有经过注册的志愿者组织，也适用于治理结构完善的专业机构。”

 

   为此，《信息披露模板》设计了不同的层级，但无论哪一层级都必须与真实数据一致。一次讨论中，格桑花标榜自己做了事实披露，但它的问题在于，披露数据与财务处理后的数据不能相一致。财务数据的调整都是合规合法的，但如果调整与当天业务不能相关联，时间隔得越长，两套账就会越差越远。“除非你做一整套的假账，否则整个表就无法生成。”唐艺蕾说，“但是，很多NGO组织连一个全职的财务人员都请不起，你认为，他会有能力完成做一整套假账这样高难度的事情吗？”

 

   经过培训，一些NGO组织开始“晒账单”行动，壹基金也在USDO自律吧做了财务披露，并获得89分的分值。2012年12月，“透明典范”揭晓，专注于为教育议题提供纵深解决方案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唯一一家为麻风病康复者服务的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获得该年度透明典范奖，获奖理由分别是“借鉴上市公司年度披露准则，完整真实地进行信息披露，并将信息披露视为组织能力提升的重要过程”、“从机构创始人笔记本上一笔笔的收入开支，到构建起严格的治理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透明与专业使他们平安度过危机，赢得了公众和捐款人的信任。”

 

   上述领域的实践和探索，基本支撑起了壹基金新的发展战略。“支撑我们理念的业务基本成型了，但还需要完善。”杨鹏说，“如果捐赠人问我们，你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会讲的特别清楚。”他举例说，2011年，壹基金为云南某地流浪儿童发放助学资金，一位上海的捐赠人不放心这笔钱是否会落实到孩子身上，于是向壹基金索要了受益人名单，亲自飞往昆明，再辗转到达贫困地区一家一家检查。结果发现，五十个孩子当中有两名没有收到现金，而是被人代签字领取了。

 

   经过调查，壹基金向捐赠人答复：“签字人是孩子的老师，因为生病住院，所以没有发到孩子手上。”这位先生认为解释是合理的，查证之后又向壹基金捐赠了十万元善款。“他这一趟花了四天时间，机票、吃住是多大的成本。”杨鹏说，“但这一圈走下来，他真的是一个公民了。”

 

 

   显然，壹基金项目化的战略转型，首先源于治理结构的转型——从中国红十字会下面的一个“计划”，转型成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而这与超豪华的发起理事团队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些闪耀着财富、智慧乃至道德光环的商业精英和学术领袖，是如何被吸引到壹基金平台上来的？

 

   时光回溯到“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创建之初的2007年。那年12月，经《中国慈善家》出品人刘东华推荐，李连杰参加了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并作为特邀嘉宾，在“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分论坛与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北京华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吴士宏等人侃侃而谈，分享“做公益事业其实有点儿像日常生活”、“每人每月一块钱，或者做一件公益事情”的践行理念。

 

   那时候，在海外成立一个基金非常容易，并且可以免税，所以在此之前，李连杰在美国和中国的香港都有自己的基金，对公益管理并不陌生。尽管如此，他的到场还是让在座的企业家感到新奇。“一个武功很好的演员竟然混到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了，竟然想的问题和我一样。”马蔚华回忆说，“我记得当时他非常激动。我对他很有好感，也很感兴趣。”但是，也有不少人对其发言感到有些讶异，有人甚至就“让明星来吆喝”，对刘东华委婉表达过不满。午宴上，李连杰被安排与马蔚华、马云、项兵、王若雄、朱新礼等人坐在一起——这是李连杰在企业家群体面前的第一次亮相。

 

   距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晤面仅5个月，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和淘宝、马化腾领导的腾讯就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5·12汶川地震期间，第一时间为壹基金开通了捐助平台；12个月之后，马蔚华领导的招商银行和壹基金合作推出爱心信用卡，消费者每办一张卡向壹基金捐款一块钱，每消费一次向壹基金捐款一分钱；牛根生则通过老牛基金会与壹基金的合作，对其给予了多个层面的帮助。

 

   “我肯定不是因为喜欢李连杰的电影才这么做的。”马蔚华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某种程度上，如何让积累起来的财富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是这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壹基金倡导从日常生活做起，让更多人觉醒起来的核心理念，与他们“心有戚戚焉”。当它们没有精力、条件的时候，通过壹基金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因此对壹基金的帮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早期壹基金帮助最大的是主要是三马一牛。”杨鹏说。所谓“三马一牛”，是指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四位企业家。仅汶川地震一项，他们所领导的阿里巴巴、招商银行、腾讯、老牛基金会，每家对壹基金的支持都不少于2000万元，几乎占据了全部善款的百分之七十。

 

   通过与上述企业家的合作，壹基金与他们所领导的企业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对伙伴的选择，则显示了李连杰的智慧。要推动人人公益，就必须要有网络，而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马化腾领导的腾讯，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网络，能够带动千千万万人；招商银行为募集善款打开了便捷的金融通道。这种清晰的思路，也获得了刘东华的认可。当李连杰第三次参加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刘东华向柳传志介绍说：“他是个真人。他是个想做大事的人。他是个思维健全能把大事做成的人”。

 

   至此，壹基金的企业家发起人，独缺席了王石和冯仑。这个过程，《中国企业家》描述为天使投资人张醒生向上海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介绍了冯仑，两人见面以后，又在北京前门23号将王石、冯仑约到一起。但据杨鹏回忆，是李连杰通过刘东华找到王石、冯仑的手机号——无论何种方式，请他们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壹基金已经走过个人创业的激情阶段，希望通过企业家的介入，使之纳入组织化、规范化的管理；二是希望他们参与进来，共同支撑壹基金今后的发展。”

 

   对于从观看《少林寺》开始喜欢上功夫电影的一代人，中国的很多领域，李连杰的名字就像一块金字招牌，王石、冯仑也不例外，他们对李连杰所描述的“人人公益”这一理念颇为认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都在另一家集合了众多企业家的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况且，民间资本的公募化运作，在中国极少先例可循。因此，王石、冯仑并没有完全确认加盟壹基金的意愿，而是委托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前秘书长、时任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杨鹏进行研究。

 

   “我觉得这件事挺值得的做。第一这个事情很纯，第二意义很大，第三困难很多。我跟王石说，你们这些有条件的人不去帮助他，那谁帮他呢？那时候，大家在这个层面都蛮理想主义的，既然让人感动又值得干，困难再多也要把局面撑起来。”杨鹏说，“那段时间，连杰的头发都熬白了。”

 

   2010年2月，包括李连杰、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周惟彦、柳传志和王石、冯仑、杨鹏在内的筹备组成员聚在一起，就壹基金公募化路径进行了一次讨论。王石戏称，“三马一牛”变成了“五马奔腾”——如果将冯仑比作“二马”的话。都是大佬么，由谁来领衔管理？“连杰比较中意的是王石。”杨鹏说，“他有几个理由：第一，王石的管理能力是公认的；第二，王石有正直的口碑；第三，王石有鲜明的个性，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他企业家都忙得要死，但王石比较懂得放权，看重缓慢、持续的进步，所以他有时间去思考、爬山、去哈佛读书。”

 

   这样，以王石为组长，杨鹏为秘书组负责人的公募化之路开始了。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在中国大陆，独立的公募基金由政府部门独立操办，并且享受事业单位编制，民间资本的公募化运作虽然也出现过，例如前文提到的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也往往是在打一些擦边球，因为国家在这个领域存在着立法空白。但是，对于壹基金这样承载着亿万人的梦想，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公益组织，要申请独立的公募化运作，却没有人敢接招了。因此，筹备组接连几个月都没有进展。

 

   这时，旧的运作机制仍要维系，当时的流程是，“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善款先进入中国红十字会账户，审核后才能拿给上海壹基金去执行，账户不能自主，中间难免有一些磕磕绊绊。公募化前途未卜之际，李连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采访时突然说，壹基金有面临中断的可能。

 

   这一表态引起了社会的喧哗，也捅破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一层窗户纸。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打破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而在这一领域，深圳市是有“尚方宝剑”的——早在2006年，深圳就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开始了尝试性探索；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把体制创新扩展到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到2009年，民政部与直接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

 

   有了政策保障，刘润华主动联系到与壹基金关系密切的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并通过其向李连杰递出了将壹基金吸引到深圳落户的橄榄枝。“壹基金有两个人专程来找过我，一个是杨鹏先生，跟我谈壹基金注册的细节问题，我说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我们一切细节要让路。”刘润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第二个来找我的是王石先生，他是我们深圳的企业家，他知道我们的态度后连说了三句‘灯下黑’，他说没有想到。”

 

   随后，他给民政部写了一封壹基金在深圳落户事宜的汇报信，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他回复短信：“感觉很好”，“高度共识，共同奋斗”。“我们登记壹基金，完全是在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只是打破了一些工作惯例，可以说是做了一件既该做、又能够做的小事。”刘润华告诉《中国慈善家》。

 

   实际上，上海市民政局也曾向李连杰表示过“先从地方落地”的意向。李连杰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深圳，因为他考虑到，壹基金有三位理事都在深圳，人员、资源分配上有利。“这件事有点机缘聚合，前前后后十多天的时间就办完了。”杨鹏说，“这个过程，我还得筹集老牛基金会、上海壹基金、万通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这是一次被李连杰比喻为“先入洞房，其他事再说”的落户，因此注册之后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商榷。比如，在理事会最初拟订的章程中，李连杰被注明为“永久理事”，但作为一个公募基金会，这一表述无法通过政府的审核。“为此，我们的章程差不多晚公布了一年半。”杨鹏说。最终，理事会章程只能将李连杰的身份表述为“发起人的权利”，“永久理事”则成为名誉上的称谓。

 

   接下来是理事长的推选。壹基金作为一个大众化组织，由企业家领衔似乎并不合适。于是，王石向李连杰推荐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早就有把周其仁拉进来的想法。”杨鹏说，“他是一个受大家尊敬的经济学家，身份比较中立。”治学严谨、为人低调的周其仁最终同意了筹备组的邀请，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和法人。至此，商业精英参与治理、专业团队执行、公众志愿参与的运作模式初步形成。

 

   周其仁为壹基金做的第一件事是确立议事规则。“马化腾把王石给统一了，或者王石把马云给统一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杨鹏说，作为历次“吵架”的见证人，周其仁不好总是靠自己的身份去纠正别人，就需要一个规范的议事规则——表达意见要举手发言，不能中途打断别人。难能可贵的是，周其仁同所有企业家理事一样，所有差旅费用自己承担，不在壹基金领一分钱。

 

 

   2012年5月，李连杰带领65名壹基金义工，与非营利性房屋事工组织“仁人家园”合作，到广东省从化市山区水尾洞村为低收入家庭重建房屋，依然头戴鸭舌帽的李连杰拿起瓦刀砌墙建屋，只是神情略显疲惫——这是他最近一次身体力行地担当义工；12月16日，他还将赶赴深圳，为深圳市文明办、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壹基金等联合主办的“为爱奔跑·壹基金2012深圳（盐田）山地马拉松赛”充当志愿者，为参赛人员送水、呐喊助威，像一个普通的志愿者，“站在人民中间”。

 

   此时的李连杰，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别处——2012年3月，他与马云联合发起创办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亲任CEO，将更多精力投放到已传递健康、快乐为宗旨的佛道文化推广当中。

 

   即便如此，无论对壹基金还是公益慈善界，李连杰仍然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名字。2012年9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新媒体与社会公益峰会”上，李连杰以嘉宾的身份，再次阐释了“公益行动，首先心要动”的实践理念。

 

   按照公益慈善的参与程度，他将人类分为五种——第一类血液里充满对人类的责任和爱，愿意付出生命、时间、一切去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第二类是公益事业的工作者，他们拿了比正常市场少一半左右的薪水，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去推动公益事业；第三类当有天灾、人祸及突发事件，就开始行动；第四类希望通过公益慈善提高企业或个人的知名度；第五类觉得很多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一直没有参与。

 

   “我特别渴望最后一部分人通过媒体传播参与进来。”李连杰说，“所以即使再好的硬件设施，如果心没有动，也很难发生转变；如果只是说、不去做，就不能继承我们所说的‘日行一善’。”“连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修行者，一直在寻求生命的修炼。”杨鹏说，这与他的佛教信仰有关。佛教比较强调生命的修炼，这种修炼还不仅是打坐、练功，而是把红尘当做道场，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

 

   步入天命之年的李连杰，原是北京体校武术班一个“著名的孩子”，少年时代曾经连续五年获得全国全能武术冠军，并在第四届全运会上一人夺得五块金牌，获得过周恩来、邓小平、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接见，时人称之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大师”。一次，他受到尼克松赏识，邀其担任保镖，但被李连杰拒绝了。

 

   1980年，年仅十七岁的李连杰因出演《少林寺》而一炮走红——第一次踏入影视圈，就被装扮成了一个和尚，老方丈一句“你是佛缘中人”，成为其进入佛教的重要契机。后来，他所饰演的黄飞鸿、张三丰、洪熙官、霍元甲、庞青云等一系列经典角色，不仅成就了他的影坛地位，也让他在一系列的坎坷与打磨之后，体悟到光与影的世界终究是执着于相，只有放下执着，才能获得真我。2003年，李连杰到台北宣传电影，巧遇来此弘法的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的巴麦寺活佛罗贡桑仁波切，当即拜其为师，并在次年下决心淡出影坛，到巴麦寺潜修佛法。就在这年12月，正在马尔代夫度假的李连杰一家，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印度洋海啸。这次海啸脱险，以及到西藏礼佛遭遇缺氧的经历，使他深刻体悟到生命的可贵，下决心创办一家公益机构，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对生命和社会的热情。

 

   这是一个从“无明”到“无名”的过程。李连杰在影视领域的成功，使他名利双收，这种巨大的声望也是壹基金在公众中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基础；然而，这种世俗层面的成功，也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无明”——要在滚滚红尘找到真我，唯有放下这些名誉，从“无明”的状态，进入到“无名”的境界。2011年6月，他在为藏传佛教上师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所著《正见:佛陀的证悟》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当你把这部戏都掉丢，才是一场没游戏的好戏，看似无戏，实则处处是好戏。”

 

   壹基金公募化转型之后，李连杰开始将更多精力投放到太极禅的推广当中，希望更多的人在这种被简化了的佛道文化当中体悟到生活的真谛。“就像嫁女儿一样”，他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壹基金交给了中国最聪明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个组织架构，一个让他值得放心、可以让她走得更远的团队手里。一名壹基金创始员工说，“对李先生而言，他的个人使命已经完成了。”

 

   “好的公益组织，可能更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它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而不会有人关心它的董事长是谁、总经理是谁。”杨鹏说，“这是李连杰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他一直说，我是一个志愿者，壹基金如果做得好，我就继续当志愿者。”而进入专业化治理的壹基金，也从李连杰的个人色彩，转变为理事会的集体决策，套用李连杰的话说——当你把领导者的角色丢掉，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看似没有领导，实则人人都是壹基金的主人——不仅是理事会，还包括每一个志愿者、参与者。

 

   面对李连杰从执行层面的淡出，壹基金的品牌传播方式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由李连杰个人形象的传播，转变为“项目化、产品化”的传播和志愿者传播。某种意义上，这是壹基金公募后不得不为的一个结果。但与壹基金不同的是，麦当劳具有很强的复制能力，所以能在世界遍地开花；目前来看，这种复制能力是壹基金所不具备的，但它在中国草根NGO当中的影响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却独树一帜。

 

   知情人士回忆，“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时代，李连杰会在第一时间到达救灾现场，而李连杰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新闻；转型之后，如何将李连杰个人影响力转化为产品和项目的影响力优势，还需要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阶段，李连杰和马云，一个在青川，一个在汶川，道路尚未修通，但两个人一定要见面，后来只得调动了直升飞机；有一次，李连杰在北京停留一天半的时间，一起床就轮番见各拨客人，先是独家专访，然后是小组采访，完了还有电视台的采访，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那段时间，这要客户对壹基金有捐赠，相关活动就会亲自出席。这种亲力亲为，使壹基金2008年捐赠收入破天荒达到1.4亿元。

 

   李连杰的热情和投入，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的帮衬，使公募前的壹基金具有了其他公益机构无法比拟的公信力、资源整合能力、行业影响力、传播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一优势决定了壹基金当时作为一个平台型基金会的定位——李连杰的个人形象，你无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因为李连杰在，媒体会主动给你打电话；李连杰走到哪，媒体就会跟到哪。那一时期，他和周惟彦共同策划发起的“典范工程”、“行走”、“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让更多的公众认识了慈善事业。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中国公益事业的布道者。

 

   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曾一手办理了壹基金注册的深圳市民政局前局长刘润华认为，壹基金在的落户，对整个广东省公益慈善组织都起到示范、带动和枢纽的作用。但公募化之后，“还要不要用李连杰这个招牌，‘去李连杰化’分寸如何把握，都是很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壹基金公募那一年，李连杰48岁，距离印度洋海啸已经整整过去七年；他的企业家伙伴们——王石60岁，冯仑52岁，马蔚华62岁，马云47岁，牛根生53岁，柳传志67岁，“小马哥”马化腾年龄最小，也已步入不惑之年——不会再有故事了。当改革开放后崛起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走过创业的艰辛、市场的拼杀、理性的成长，步入人生的总结阶段，他们关心的，除了几十年打拼出的成果如何基业长青、积累的财富如何发挥社会影响力，还有——将给后人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

 

   “大家还是把壹基金和李连杰连在一起，企业家只是来出个力，帮个忙。”杨鹏说，壹基金希望由人民来支撑，这是李连杰心中的梦想，“企业家们会保证它的生存，大家不会相信他们会到壹基金来贪腐。”对于企业家们来说，在这个年龄段上，“不是与终极相关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

 

   2011年，壹基金的散捐额度上升了80%。“如果一边是一百万人每人给你一块钱，一边是某个客户一次性捐赠一百万元，那么，壹基金宁愿选择前者。”杨鹏说，李连杰也好，理事会也好，他们不希望通过个人去赢得大客户，而是希望让公众看到服务和产品，渴望人人公益背影下的壹基金——就像加拿大的一个公益组织，叫“联合道路”，用月捐、日捐，让成千上万的人卷入到这个网络中来。

 

   以壹基金转型为节点，王石游学哈佛，归来后口述了《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等畅销书；冯仑积半百人生沉淀，理想逐渐丰满（《理想丰满》，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牛根生也正式辞去了蒙牛乳业董事会主席，带领家人种草、种树，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马蔚华名至实归的获得中国金融行业最高荣誉——中国证券金紫荆奖最具影响力领袖奖；马云的下一个目标，是与李连杰联手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武术家。

 

   注重产品和服务，依靠项目执行和志愿者参与进行品牌传播，这是壹基金走向专业化的表征之一。然而，对于公众来说，接受一个偶像明星容易，理解并接受一个公益项目，却并不容易。

 

   “公益映像节”即壹基金着眼于品牌传播和行业传播所进行的一个试验。为普及影像知识，壹基金先从合作伙伴中筛选出20家草根NGO组织，聘请纪录片导演对他们进行培训。“开始很多人认为是制作一个公益的宣传片，实践之后发现，宣传片是不能打动人的。”首届“公益映像节”负责人叶婉说，“议题式传播，第一可以增加公益机构公信力，第二可以让NGO学会如何跟公众沟通。”

 

   这次以“记录不一样的人生，传递心中的微力量”为宗旨的公益传播活动，参评对象并不限于NGO组织，还包括纪录片导演、企业以及热心公众——为鼓励公众的参与，组委会设置了最低的准入门槛，“即使用IFENG、IPAID拍摄的影像作品都可以上传。”叶婉说，“你可以发现每天都在捡垃圾的老太太，她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也可以发现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他是如何与困难做斗争的。”

 

   《月亮熊》是亚洲动物基金会制作的一部片子，讲述活熊去胆的故事，很快就被莫文蔚转发了；王石则在自己微博上转发了《我的高山兀鹫》——这是由青海两名佛学博士拍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片子——兀鹫是腐肉类动物，在以往，牦牛死去之后会成为兀鹫的食物，但近年来，受经济利益驱使，很多藏民开始把死牦牛收集起来卖到城市，这直接导致了兀鹫数量的减少。

 

   为期三个月的投稿和投票阶段，组委会共收到320部参赛作品，其中不乏具有创意的企业社会责任宣传片，但此类作品很难受到关注。公益映像节结束后，王石通过微博向组委会致意：“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体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个具体、生动、有名有姓的生命关怀中，而应避免抽象的、数字化的、个个体化的对生命的概括，无论《月亮熊》、《我的爸爸是渐冻人》、《马兰的歌声》，都体现了这一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期待明年壹基金公益映像节。”

 

   就像以往一样，人们对同一活动有着不同的评价，本届“公益映像节”也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一些公众的指责：例如，很多人人认为某些作品格调过于灰暗，掩盖了健康、快乐的发起初衷；也有人认为这一评选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区分专业和业务组。但毋庸置疑的是，壹基金从公募前的李连杰个人风格传播，转变为以“灾害救助、儿童发展、公益支持”为核心，对产品、项目的传播，以及志愿者传播，这在某种程度上失掉了以往的传播广度，却在传播深度上变得深沉而内敛。

 

   壹基金在“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道路上，行走的迟缓而坚决。尽管李连杰在执行层面的缺席、传播方式的转变，以及宏观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壹基金目前的筹资额度大为缩水。2012年初，壹基金理事会为执行团队拟订了1.1亿元的筹资标准，但在中国股市普遍低迷，大客户的捐赠遭遇到很大挑战的背景下，理事会不得不将年度筹资额下调至7000万元，甚至4000万元的及格线。但无论王石、冯仑，还是马云、马化腾，壹基金的理事们都更在乎生存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如何形成一个好的机制、把基础夯实，而对于目前存在的筹资情况，反而显得并不是很着急。

 

   根据2012年1月11日修订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章程》，壹基金理事会每三年一届。从公募化注册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壹基金还是一个小孩，但是有理想的小孩，你探索十项业务，可能最终只有三项特别有生命力。”杨鹏说，壹基金主要着眼于25～35岁的年轻人，二十年以后，他们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由于受过公益的训练，他们看问题的眼光就变了。”（2012年采访、撰稿）

 

 

   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我就是一个志愿者。我们地球的兄弟姐妹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人类。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但是“一”没有改变。我一直不敢忘记，祖先告诉我们要胸怀天下，而天下一定不止这960万平方公里。今天，我来的成本大概是一两百块钱。在2008、2009年，我参加了全球大约40多个论坛，加在一起的成本大概有几十万元，而新媒体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习惯、信息传递，我们的信息可以传递给世界，世界也可以传递给我们。

 

   我想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做公益慈善，你要有一个战略，还要有一个战术；做新媒体传播，你要有一个硬件，还要有一个软件。在公益慈善的软件方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心动”。因为再方便的传播，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动，一切都不会变。心为什么要动呢？可以给自己找出很多的理由。

 

   首先，我光着身子来，穿一套衣服走，不管五十年还是七十年；其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不管是父母、老师、中国人、外国人、非洲人、中东人，哪怕你看我的电影，也是在帮助我；最后，努力参与一些行动，去改变，去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我觉得心不动很难做公益慈善。

 

   我把全球的人类分为五类：

 

   第一类人，他们血液里充满着对人类的责任和爱。也许是宗教信仰，也许是对生命的感悟，他们愿意付出生命、时间、一切去帮助人类解决问题。

 

   第二类人，是公益事业的工作者。他们拿了比正常市场和公司少一半左右的薪水，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去推动公益事业专业化、透明化，以及所有项目的设定。

 

   第三类人，当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以及突发事件、感人故事，就开始捐钱、帮人、做事、报道。

 

   第四类人，包括企业，包括个人。希望通过公益慈善做一些事，同时也希望提高企业的公益知名度，以及个人知名度。

 

   第五类人，觉得很多事跟我没有关系，一直没有参与。我渴望这部分人类能够通过媒体传播参与进来。

 

   再好的硬件，没有“心动”这个软件就很难实现转变。所以我一直希望中国的年轻朋友能够通过这个软件，把血液注入进去，常态化，每年、每月做一件事。如果只是说、不去行动，就不能够继承我们所说的日行一善。几十年、几百年的公益，必须要有强大的硬件把软件传递给人人。

 

   中国已经有十亿手机用户，如果一半的用户，每人坚持一个月捐一块钱，就是五亿元，这笔钱不管给谁，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如果中国人齐心去做这件事，就是对联合国千禧计划一个有力的支持。这可能需要二十年，可能需要两代人，但心如果诚了，你周围的世界都会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