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经济学(二):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特点


 马歇尔经济学(二):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特点

 2019-5-25

在经济思想史上,作为经济学家的马歇尔首先是学科体系的构建者。在约翰·穆勒之后,马歇尔应用经济学的新方法,将古典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加以综合,建立起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综合体系,也是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新的时代,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有了重大的变化,因为科学研究的深化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发展,马歇尔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既区别于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也区别于卡尔·门格尔和斯坦利·杰文斯。

本节介绍基于《经济学原理》的马歇尔经济学在理论基础、方法选择、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特点。所涉及的方法论有关内容体现的是马歇尔经济学体系整体的构建特点,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心理分析的应用

马歇尔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前,受亨利·西奇威克(1838-1900)的影响而研究伦理学。西奇威克是19世纪功利主义的代表,主张人的常识和道德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其奠基人边沁(17481832)那里,人的行为动机是效用的实现,而效用是幸福(正效用)和痛苦(负效用)的加总。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社会评价的标准,而经济学则被认为是幸福和痛苦的微积分。对马歇尔经济学研究产生持久影响的约翰·穆勒是边沁功利主义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马歇尔进入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之初,还受到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研究对象的转向。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问题,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存在性质及其行为倾向则重视不够。边际主义经济学将研究重点转向消费行为,经济个体的社会存在性质及其行为倾向成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于是心理分析成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受功利主义和边际主义的影响,马歇尔强调心理分析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探讨人们所进行的与社会财富有关的那些经济行为的动机。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1]马歇尔认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有两种:一是追求满足,这一心理促进了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二是避免牺牲,这一心理制约了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进一步,马歇尔利用这两种心理动机来解释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在马歇尔经济学中,经济现象就是心理现象,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心理学。马歇尔用于构建经济学体系的很多范畴,本身就是心理的范畴。比如,作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基础的“欲望”和“效用”就是心理范畴;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就建立在这两个范畴基础上。马歇尔用于构建均衡价格理论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都是“意愿”的价格;他所谓的“均衡”也是供给和需求这两者心理力量相等所形成的均势。在生产和分配理论中,马歇尔对很多基础性范畴的解释,所使用的也是心理分析的思路。比如,“资本”被解释为“等待”以取代同样是将其视为心理现象的西尼尔的“节欲”;“利息”因此被解释成“等待”的报酬。“劳动”使人疲倦、厌烦和不愉快,工资因此被解释为对劳动的“负效用”的补偿。“消费者剩余”被用来解释不同市场结构对消费者福利或者社会福利的影响;作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差额的“剩余”或者“租金”,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现象。

马歇尔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因为受人类本性中那些不断变化和捉摸不定的力量的制约而具有复杂性,但这种复杂的动机却可以用货币来测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这些可用货币测量的动机。马歇尔相信“货币”这个标尺足以衡量和记录各种市场价格和各种心理的、主观的动机的强烈程度。例如,人们在追求“满足”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代价太大,大到人们不能接受时,就会自动放弃对“满足”的追求;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为了获得一定的“满足”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他们就会坚持对“满足”的追求。这种为了获得“满足”需要放弃的代价可以用货币数量来表示。同样,如果人们愿意承受一定的“牺牲”,就应该获得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也可以用货币数量来表示。通过货币这个标尺,可以衡量每个消费者愿意为其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而支付的价格数额,同时也可以衡量每个生产者愿意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数额。而市场价格正好反映了这种买卖双方的“动机力量”。尽管这种测量的精确性不能与自然科学相比,但这种测量本身使经济学超越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可以计量的科学,一门相对精确的社会科学。“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2]

二、数学方法的应用

早期的边际学派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在马歇尔进入经济学领域之前的19世纪上半叶,德国、法国的经济学家屠能、冯·曼戈尔特、戈森、古诺、杜普伊特等人,已成功应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作为数学家的马歇尔,对经济研究中数理分析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及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化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3]

在学习和研究古典经济学及早期边际学派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上,马歇尔尝试用数学方法来解释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在马歇尔最初讨论穆勒经济学的文稿中,数学和图解方法的应用取得了成效。凯恩斯说:“马歇尔在经济理论中对数学和图解方法的运用娴熟、陈述全面而且科学严谨,这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那些‘思想火花’,我们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说,马歇尔是图解经济学的创始人。”[4]数学和图解确实是一种有效经济学分析工具,它能够以简单明确的方式解释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后来,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构建微观经济学综合体系时,数理分析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应用。他的均衡价格理论,是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的产物;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和弹性理论,是微积分方法的应用;在报酬规律、垄断理论、税收和补贴等问题的分析中,数理分析也无处不在。

作为思想家的马歇尔,也充分认识到数学的有用性及有限性。数学只是辅助研究的一种便利工具,它不能代替经济学分析。思想不是技术,经济学也不是数学。尽管同时是一位数学家,马歇尔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始终保持谨慎态度,“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信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5]

在评论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马歇尔也表达了对滥用数学方法的不满。他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把他们所善用的数学方法用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从而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应当表示感谢。但他们作出的所有推理和结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用普通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面前这本书,如果去掉其中的数学而保留它的图解,将会有所改观。”[6]

马歇尔强烈反对那种为数学而数学的作法,反对那种将经济学数学化的主张。他说,过分依赖数学“也许会导致我们走上追求智力玩具和与实际生活条件不相干的幻想问题的歧途;进而,通过引起我们忽视用数学机器不能顺利解决的因素也许会扰乱我们的正常感觉”。[7]在跟他朋友和同事阿瑟·鲍利讨论经济学方法问题时,马歇尔说:“一个能够处理经济假说的好的数学定理完全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并且我不断地得出一些规则——(1)将数学用作一种速记语言,而不是一种研究工具。(2)在工作完成之前保留它们。(3)将数学转换成英语语言。(4)然后用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性的例子来说明。(5)放弃数学。(6)如果你在(4)上不能成功,就放弃(3)。这最后一项我是经常做的。”[8]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所有的数理方法和图解分析放在脚注和附录中。马歇尔这样做,体现着他对思想重视,体现着数学的经济学应用中经济学本身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马歇尔肯定经济学研究中数理分析的价值。因为《经济学原理》的成功,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蓬勃发展,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在马歇尔之后进一步得到推广。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发展,马歇尔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学形式化发展过程中,马歇尔当初提出那些中肯的警告被遗忘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应用越来越泛滥,为数学而数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已经被数学淹没。当初马歇尔主张慎重而有节制地应用数学,他的动机之一是要让经济学著作能够被普通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而日益形式化的经济学,将自己视为象牙塔中的精美艺术品,下里巴人的普通读者,已经远远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三、连续原理的应用

在马歇尔知识成长的过程中,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问世,1862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的《第一原理》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存在自由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过程,贫富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马歇尔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物界有着共同之处,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生存竞争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经济活动。人类社会与生物世界一样也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社会的改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厂商也和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在自由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也一样会经历优胜劣汰、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自然不能飞跃”,集中体现了马歇尔的经济进化观念。他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中着重指出:经济进化是逐渐发生的,尽管经济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它的前进运动绝对不是突然的。经济进步可能由于人们创造性的思想和辛勤的工作而加速,但无论怎样加速,经济进步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正在日益增长的驾御控制能力而言,经济进步是缓慢的。虽然制度可以迅速加以改变,但必须与人的变化相适应。如果制度改变得太快,超越了人的变化及其适应能力,社会就不能维持稳定。

“自然不能飞跃”。马歇尔认为,经济进化不仅是渐进的、缓慢的,还是连续的,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一个缓慢而连续的过程。由此,马歇尔提出了“连续原理”。“连续原理”是马歇尔构建经济学综合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也是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特征。他说:“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9]“连续原理”是接受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受古诺在经济学中运用连续函数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马歇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规律具有一致性,各种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这种渐进性就是“连续的数量关系”。马歇尔所主张的“连续原理”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第一,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一切经济因素、概念、范畴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没有明显的性质上的严格区别,只有数量和程度上的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连续关系。例如,工人与资本家只有追求金钱数量大小的程度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别。他们都企图寻找最好的市场或职业,都在参与竞争。价值和市场价格也只是长、短期的区分而已,但时间上的长、短期却是连续的。市场价值是由偶然因素占压倒优势而形成的价值,而正常价值却是各种经济条件不受干扰并且有充分时间使其影响充分实现而形成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可以用一种连续的次序而彼此连接起来。尽管人类通过“努力”和“牺牲”所形成的商品供求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由于有形货物本身就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因而它们之间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

第二,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没有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东西。例如,供求、价格和生产之间只有相互关系,而没有因果关系。供求的变动会引起价格变动,价格的变动又会引起生产变动,生产的变动又引起供求变动。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会使价格停止波动,使供求趋于均衡,使生产达到稳定状态,从而形成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正因为如此,马歇尔指出:“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连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10]

第三,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的发展是连续的。马歇尔强调经济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当代经济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新理论乍一看起来似乎与早期学说相矛盾,但实际上,新理论往往是旧理论的延续,是对旧理论的补充、修改和发展,而很少是在推翻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学派之间就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过适当的处理,这两个理论可以综合到一个体系中。

“连续原理”对马歇尔经济学综合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是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具有连续的特点,边际分析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也正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连续的特点,时间因素的引入对经济分析才具有更加深刻而现实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各种观念、思想、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弥合各学派的理论分歧,构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

四、综合性特点

综合性是马歇尔经济学体系最大的特点。所谓“综合”,不是既有各学派思想和理论的简单堆砌和随意嫁接,而是相互结合和融会贯通;不是各种思想和理论的罗列和拼凑,而是将各种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思想和理论结合为一个有机的体系。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次综合,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完成了第二次综合。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综合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上对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经济学的综合。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财富的运动。斯密强调的是财富的生产,李嘉图强调的是财富的分配。尽管萨伊提出的“三分法”——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及詹姆斯·穆勒提出的“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将消费列为研究对象,但古典经济学重视财富而轻视人的现象显著存在。19世纪上半叶以来兴起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的规定上则强调了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方面。边际学派以消费为重点,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研究,这样心理分析就进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

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对以上两种观念的一次综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导言”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11]他所谓研究财富,就是研究财富运动的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如供求和价格,生产和组织,分配和收入等等;他所谓研究人,就是研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的心理动机、行为动力和市场影响。将对财富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的结合起来,从人的心理动机出发探寻经济行为的动力,理解市场运行的规律,使马歇尔的经济学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效用经济学有了更加现实而真实的基础。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对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综合。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古典学派的先驱者威廉·配第首次实践了用算术或者数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政治算术”。这一传统在斯密那里没有得到继承。斯密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造成其经济理论的内在冲突。李嘉图一以贯之地使用抽象演绎法,使他得以建立起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李嘉图的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用文字表述的数学方法,虽然严谨而深刻,却缺乏易于理解的清晰和明了。德国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与主流的古典经济学持对立态度。他们认为,经济研究的任务不是通过抽象演绎研究普适性的一般规律,而是要以历史归纳法探索各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到新历史学派的时代,在历史归纳法的基础上,又强调心理及道德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边际效用学派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站在历史学派的对立面,尽管同样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奥地利学派是坚定的抽象演绎法的支持者和历史归纳法的反对者。在德国、法国早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那里,数理分析已经得到初步应用。古诺和屠能的边际分析方法在马歇尔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歇尔构建经济学体系所使用的方法,是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学派方法的综合。他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强调行为分析与心理分析的关系,重视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并娴熟应用了数学和图解的方法。事实上,就方法论而言,马歇尔也是集大成者。而且,他之所以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研究方法,在继承前人及借鉴同行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的创造。比如引入了时间分析,提出了局部均衡分析,等等。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本身不是真理,而是发现真理的引擎。而他的方法论,就是这部引擎的核心构件。

三是价值理论上对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经济学的综合。马歇尔用交换价值代替价值,又用价格代替交换价值,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价格取决于供给,也就是取决于生产费用。在边际学派那里,价格取决于需求,也就是取决于边际效用。马歇尔认为,这两种理论各执一端,都失之偏颇。对价值或者价格的形成的解释,需要同时使用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用前者来说明供给规律的变动,用后者来解释需求规律的变动。他说:“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张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还裁还是由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12]价格同时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在需求后面起作用的是边际效用,而在供给后面起作用的是生产成本。在解释价值或者价格形成问题上,马歇尔认为,效用理论和生产成本理论可以相互补充。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消费者的欲望,所以必须分析欲望、效用和需求的关系。马歇尔也同意古典学派的看法,承认供给和成本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利用边际效用得出需求曲线,应用生产成本得出供给曲线,将这二者结合到一个坐标系中,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中得出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价格就是这样由供求力量的均衡所决定的。马歇尔认为,事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有函数关系。在价值决定中,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是一致的;从而,在价值理论中,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也没有孰轻孰重之别。马歇尔以供给和需求,生产费用和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思想,既不同于约翰·穆勒的生产成本论,也不同于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论或者价格理论,实际上是供求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

四是分配理论上对古典经济学、边际学派及其他理论的综合。马歇尔的分配理论实际上是价值理论的发展,是均衡价格理论的应用。马歇尔在19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自己分配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受到屠能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影响。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条件下,各要素的报酬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马歇尔并不完全接受边际生产力理论。他认为,收入的决定就是要素价格的决定。就像商品价格不是取决于单独的供给力量或者单独的需求力量一样,要素价格或者收入也同时受到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制约。要素需求价格由边际生产力决定,要素供给价格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根据边际生产力得出需求曲线,根据边际生产成本得出供给曲线,二者相交点决定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要素收入由此决定。

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延伸和发展,体现着边际学派与古典学派的结合。在解释要素需求价格时使用了边际学派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解释要素供给价格时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思想。比如,讨论工资问题时,应用了斯密的工资理论;解释资本和利息问题时,应用了西尼尔的“节欲”理论;分析土地供给价格问题时,应用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当然,在分配理论上,马歇尔也不仅仅是个继承者。在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洞察中,马歇尔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创见。比如,在继承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准租”概念;在继承斯密工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效率工资”思想。

创新和综合,是交替推动经济思想发展的两股力量。经过创新,提出新的思想和观念,拓展研究的领域,实验研究的方法,这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力量;通过综合,对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的创新结果加以整合,通过体系化实现传承和发展,这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整合力量。约翰·穆勒之前,配第、洛克、诺思、休谟、曼德维尔、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杜尔哥、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等人对经济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性、创造性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经过约翰·穆勒的整合和发展,建立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个综合体系,推动了经济学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穆勒之后,边际学派对经济学研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方法论上边际方法的使用,使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通过马歇尔的综合,将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学派经济学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构建出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个综合体系。马歇尔的综合性工作的成果,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成为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平台。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马歇尔之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

对于马歇尔所完成的综合性工作,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评价。以“折中主义”归纳马歇尔的工作,是以往经济思想史的基本论调。这种判断可能存在问题。一般所谓“折中”,指的是简单的罗列和机械的拼凑,就是和稀泥,就是“大杂烩”。可是马歇尔所做的工作,却不是如此简单和机械。尽管马歇尔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吸收了各派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学说,但并不是生搬硬套和罗列拼凑,而是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精细的论证分析;不是将各种理论硬塞入一个理论框架,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成一个体系。他的这种吸收和融合,从基本的假设前提出发,遵循严谨的逻辑演绎,从而使其体系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就很好体现着这种综合的性质。关于价值或者价格的决定,马歇尔不是简单地罗列和拼凑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而是将二者纳入一个坐标系中,使二者成为决定价格的共同力量。

  回顾马歇尔的学术历程,可以清晰了解到他思想形成到成熟过程中各种知识力量的推动和催化作用。在马歇尔的时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提出了整合各派理论的要求,这是马歇尔完成经济学历史上第二次综合的历史背景。同时,马歇尔之所以能够成为集大成的经济学家并且对经济学很多领域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也与他个人天赋有关。如同凯恩斯所说:“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到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经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13]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34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35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421

[4] 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95

[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1516

[6]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P196

[7] Pigou,     A.C.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London:Macmilan,1925.转引自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87

[8] Pigou,     A.C.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London:Macmilan,1925.转引自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87

[9]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12

[10]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15

[1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23

[1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40

[13] 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