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讲座”

2019-5-31

周五政治学习，台上领导在说“讲座”的事情。最近讲座安排比较多，学校要求严格走程序，要上报，要审批，要填表，要签字。

领导在台上讲大话，我们在台下讲小话。

“实在奇怪，搞个讲座那么麻烦，学校似乎也不是特别鼓励和提倡，为什么还那么趋之若鹜？”

“什么人都来搞讲座，有的有点名气，有的没有名气，有的有专业背景，有的没专业背景，有的是老油条，有的乳臭未干。”

“学生课业那么紧张，还要专门安排时间去听讲座，搞讲座的有的有水平，有的没水平；即使有水平，也不一定就是学生需要的。”

“我们一个年级二百多人，一个专业几十人；一个专业全部去听，还嫌我们人少。”

“弄不懂搞讲座究竟是为了学生学习和成长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要说为了学生，为什么还要强制，为什么不考虑学生的需要？”

“说到底，之所以这样热衷于搞讲座，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交换。”

“一次讲座一两个小时，支付报酬五千元；一门课上一个学期，也才两千多。”

四月中旬因为讲座而出了件大事儿，那一次还让华师出了点名。

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被安排去听一次“国学”讲座，那开讲座的专家似乎只是某文化机构的老板，而那文化机构其实是从事商业活动的。那专家的能力和资质大有可疑，讲了一些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讲了喜欢抱怨的女人命不好而且会坏三代之类的胡话，讲座过程中就引起过学生的反感，受到指责。后来，此事又在网络上发酵。

我从网上得到的消息，对学生们的做法是理解和支持的。说实在话，在华师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百年老校，让一个下三滥的“专家”来指手画脚，实在是侮辱。我们的学生能够勇敢站出来，加以抵制，加以揭露，维护学校的威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是可敬的，可爱的。我认为，在学校的层面是应该支持的。

可学校的态度似乎有些暧昧。传言中，似乎此次失败的讲座与某领导有所瓜葛，于是对此事的关注就集中在此次讲座是否程序合理，某领导与此是否有关等方面。对于此次讲座的性质，学生的反应等等问题则注意不到。

此事发生之后两次周末例会都提到过此事。似乎还是学校的意思，说此事在网络的发酵，有外国势力利用的嫌疑，要大家保持警惕。这种“阴谋论”让我们很反感。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要面对和处理。应该要弄清楚的，是对今后学校工作学生工作有助益，有警示作用的方面；比如，应该鼓励和支持什么样的讲座，对学生的反应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阴谋论”之下，努力撇清关系，实在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是缺乏责任担当的表现。

我从院教职工微信群里了解到，这段时间讲座实在太多，有时候一周几次。

被请来做讲座的，有经济学的，工商管理的，房地产的；有学校的，有非学校研究机构的，还有报刊杂志的；有年纪大而学有专长的，有年纪轻而名不见经传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省内的有省外的。总之是外来和尚会念经。

学术交流很有必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过，不论什么东西一旦热成了风潮，就会出轨，就会有问题，这是我本能的判断。首先从时间安排来讲，一周一次甚至几次，都要求学生去听，这就干扰了学生的正常学习；这种“强制性”，实际上是对学生学习权力的剥夺。其次，从内容安排来看，是否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就大可怀疑。我看最近一段时间的讲座题目，大多是高精尖的问题，很多是关于方法的主题。这些问题看起来高大上，甚至号称在相关研究领域处于前沿，具有引领作用。果真如此，学生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就成了大问题。实际上，安排讲座的老师和搞讲座的专家，只是要安排这样一次讲座，只是要搞这样一次讲座而已，至于是否适合学生的需要，对学习时间被耽搁了的学生是否有好处，能否获得教益，这是他们所不关注的。

我本来是不屑于“阴谋论”和“动机论”的，但既然这样的讲座学生不欢迎，对学生没好处，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我就判断其中有某种利益存在。有的可能是集体的，比如为单位学科建设争取其他学校或者学术机构的支持；更多的可能是私人的，比如通过相互邀请做讲座而联络情感，提升影响，甚至是获得利益。其实，除非讲座本身真有价值，对学生成长真有帮助，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要求学生陪绑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真的是出于对学生成长的考虑而安排讲座，就应该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比如，讲座的安排应该由学生会来组织，而学院或者老师只是给予建议和帮助。我们现在普遍的做法是大有问题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生学习权力的破坏甚至剥夺。比如，很多学校都有这种规定，听讲座算学分，总共要听多少讲座，要完成多少学分。学生通过上课学习获得学分，课程是有专职老师负责的，讲什么学什么都是经过论证的，是确定的。讲座呢？首先讲授者的资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只要有关系，谁都可以去讲，包括上次那样的“伪国学大师”；其次讲座的内容也不确定，至少是没有经过专门的论证。如果学生有选择自由的话，这些问题都不大，至少是存在自发的矫正机制。但在目前的具有强制性质的背景下，学生是没有选择的。

学生没有选择，就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成为任人倾倒垃圾的垃圾场。单位为了学科发展需要，强制学生来听些无关痛痒的讲座，其实只是来捧场；某些领导或者老师为了自己或单位学术或者非学术的需要安排讲座，强制学生参加，只是为了领导或老师的面子。要求学生参与的讲座，其功能往往与学生无关。有时候听到一些有用的，有时候听到一些无用的，有时候听到的甚至是堕落的，反动的。安排讲座的，搞讲座的乐此不疲，因为其中有他们的利益存在；学生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他们的尊严被凌辱。我们目前的教育，很多方面体现着寻租的特点，讲座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讲座本来不是这样的，讲座本来是确有其价值的。

我们上大学的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经济学教学体系还很不完善；我们很多老师以前是教政治类课程的，经济学的基础不是很好；给我们上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对西方经济学既不理解，也不接受。那时候我们所接受的现代知识，很多就来自课外，来自讲座。比如我们通过听吴敬琏的讲座，了解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通过听厉以宁的讲座，了解了股份制度，了解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通过听社会科学院某位东欧经济问题专家的讲座，了解了东欧的改革，了解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国家父爱主义”；1986年初听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历史学博士的讲座，我第一次听说过“计量经济史学”，了解福格尔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反事实的经济史研究。我们那时候受益最大的讲座来自我们的老系主任，我国世界经济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陶大镛先生。他每个学期开学都要搞一次讲座，一次讲三四个小时，讲他的人生，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陶先生身上体现的那种对真理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这样的讲座，让我们终身受益。

我想，我们那时候从讲座中获益匪浅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候的讲座就是为学生服务的，那时候的讲座不论是讲思想，讲方法，还是讲理论，讲时事，都是围绕着学生的需要来安排的。现在的情况大为不同了。教育本身很大程度上成为寻租竞赛，学生只不过是这场寻租竞赛中的陪衬和看客。

讲座还是必需的，但希望多考虑学生的需要，而不是单位或者老师的需要；希望多讲一些有营养有价值的东西，少散布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