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在其《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一书中，称赞中国经济改革采取双轨制来实现市场经济、增进经济活力的政策选择，避免了一味追求《华盛顿共识》对内部机制的破坏，因为这样往往适得其反，拉美国家便是如此。

采取双轨制的政策选择，既尊重和维持了原有利益格局，又渐进式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没有实行私有产权的制度体系，它仅仅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嫁接了市场制度而已。作者对此将之与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做法进行比较，认识到理念的纯正不能应付复杂的现实问题，整体的改革需要让步于有策略的渐进式改革。

当然，作者认为在短期看起来有效的选择并不保证长期不会出现由此衍生的问题，其改革的最终目的依旧是完全、统一的市场经济。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渐进式的改革不会达成由量变达到质变的飞跃，要实现终极的目的必须在已有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转变根本的改革路径。

双轨制的成功鼓舞了社会思想的转变，这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认定双轨制或双轨制思想是正确的，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矛盾的问题。

比如，落后的内地地区通过临时的、应急的、脱离地区既有制度法规的变通方式，连接沿海发达地区，借此实现货物、资本、劳动力的流通，可将之称为“绿色通道”，希望由此实现经济的发展跨越。

任何政策或者经济理论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如果这样的操作，不能实现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适于当地的产业聚集，则只能被发达地区吸附，对本地的发展没有助益。

摆脱经济落后的现状或者扶贫行动归根结底是对人进行投资，而且这样的投资将会产生更长久、更深刻的改变。所谓市场化是走出贫困的必由之路，但必须有产业基础而后才会实现市场化，而这需要着力于当地的经济开发。

反观历史，任何信誓旦旦的政策构想多不实际，政府扶助大企业、大银行，由此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所谓“吊坠”理论，掌握大企业将后者带动起来，但实际上，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会为竞争者或者潜在竞争者设置障碍，提高行业市场的进入门槛。

再则，大企业、大银行大到不能倒，用纳税人的钱去为它们买单，从而让它们更加漠视市场规则、淡化风险意识，进而绑架社会经济，进而使得中产阶级的经济遭受损失，恶化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国家的慷慨和仁慈并不能从长远的角度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科技的发展，产业机构的激变，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兴起，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赢家通吃”的现象，这在产业、地域等范畴内均成立。即使农业经济也有这样的趋势，这是信息时代需要付出的代价。曾经各个农业企业都会获取利润，只有多少的不同，而现在成功的企业则赢占整个市场，失败者将被扫地出门。

双轨制的消极意义也在于此，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增进市场活力之余，也带来了掠夺和侵害，抑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统一，因此双轨制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在细分领域的单一经济体制，在市场面前，人人具有平等的地位。当然市场或者行业的开放包括生产和消费，而不是限制了生产或者消费。

因此，双轨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继续对经济发展有何助益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双轨制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寻租空间大开，有地位、有资本、有内幕消息的人可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甚或操纵体制的改革进程，将之导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而对大众或者其他群体带来伤害。

双轨制由此演化的经济型态不会自然而然的过渡到健全的市场经济这一终极目标，只要存在双轨制则必然无法达成这一目标而只会弱化、拖延、侵害这一目标的达成。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并非要遵循在维持原有利益格局基础上实施双轨制，而是立足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资源调配效率、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环境这一基础。

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双轨制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关键在于如何抵消它的消极影响。

美国各州的法律存在不同，人们可以通过对法律的偏好进行自身的选择，从而促进各地对政策的反思和调整。这与双轨制存在很大的不同，它人为的制造了政策漏洞和利益高地，带来了畸形的利益诉求方式。

拉美国家的失败除去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市场化破坏原有利益格局以外，社会风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成功与失败多半也维系与此。而这需要寻求从历史依赖路径上去寻求突破，如果人们崇尚法纪、遵守信用，那么将会大大促进市场化改革，反之则将市场化转变为权贵渔利人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