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之间的距离,说的是他们和我的距离,有多大?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自由主义,继而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事实面前,我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社会这个“事物”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当今的世界,没有人能给我现成的答案,我只有自己去找到真谛。

  在心底,准确说是在潜意识里,种下这个念头的时间是三十八年前,也即1982年的夏秋之交,我应届中考落榜之后。

  从那个时候,我就踏出了向已经无路的前方拓进的脚步。四顾茫茫,荆棘遍地,看不到目标——我却无路可退,不由自主,仿佛是上天给我赋予了这个使命。

  也就是说,在三十八年前,我已经是以前人所能到达的路的尽头为起点,继续向着事物真相的目的地进发了。三十八年过去了,我到达了目的地,收获了揭示社会真相和规律的“动态资源论”。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就是那些头顶各种光环的所谓专家学者,以及仍然在科班路上辛苦跋涉着的千百万学子。他们还是以前人所到达的终点为目标呢。

  三十八年过去了,人类对社会这个事物的认知有大的突破吗?没有,还是停留在三十八年前已经形成的格局上。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仍然是各占山头、各说各话。而诸多专家学者穷经皓首,却一辈子走不出前人留下的迷障。更不用说年轻一辈的学子们,却又以这些专家学者为师、为圣,那更是匍匐在尘埃里。

  所以也就难怪,在去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年会”上,当我的《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新发现》“端”上来的时候,张宇燕教授表示“没接触过这一块......”;王正毅教授也显现出一脸懵逼。我是特意要“捉住"代表学界的两位权威“大咖”,想让他们鉴定一下我的理论“成色”的,现在我知道,他们却是看不懂。

  羌建新教授似乎是看出了一点门道,他是学界年青一代的翘楚。会前,我和他有多一点的交流,分组会开始后,他亲自在别的会场推介过我的这篇论文。但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大概是一时头热,冷静下来还是有别的顾虑吧。

  这就是他们与我的距离,多大呢,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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