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灵感是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的产物。
文学故事则是人脑的文学创作灵感链接了体现生活逻辑，并以个性化的自觉概念思维描述人的感官感觉所构想的文字语言作品，它兼有直觉自发响应和自觉逻辑思维响应两种思维，文学灵感与文学故事两者都与形象思维关联。文学才能，必须体现为至少两种以上思维方式交替运用或综合运用。因此，文学创作属于人脑高级创新思维方式参与的创造性活动。
实验课题（NO：92）能否引导学生围绕学科主题创作文学故事？
199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三位拥有奇特想象力的数学家，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创新力为全世界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博弈论”。人们普遍认为，博弈论为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困境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手段，它在全球范围引发了经济学思维方法、经济学运用手段和经济学以外的诸多领域决策方式的一场革命。
那么要问：曾激发全球诸多决策领域创新思维的博弈论，究竟是怎样创立起来的？笔者追根溯源，考察它的雏形孕育过程和后来的成长阶段，却令人不敢相信。原来，它是凭借政治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形象思维之想象力，通过“瞎编故事”和“胡思乱想”而演绎成熟的。
1950年，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著名学者勃拉姆斯率先垂范，领头围绕学科主题“瞎编故事”或称为围绕学科主题搞“文学创作”。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增克紧随其后。他们两人分别创作了两个并非只为了游戏目的的“游戏故事”，以此来激发人们对生活中、也是对学科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引起重视。首先介绍勃拉姆斯想象的故事，叫《三人决斗》。
故事说：有三个参与决斗的枪手，每人一把手枪，手枪里只有一发子弹。假定你也在其中，而且三人的命中率都是百分之百，一旦决斗开始，将会出现何种局面？研究结果有四种格局——单就“利己理性”而言。最优格局是其他两人先被打死，而你活着。次优格局是包括你在内的两人受伤，另一人死去。再次结局是三人同归于尽。最差格局是你被打死，其他人都活着。问：在本场游戏实验中，作为“理性的”的枪手，他会做出何种选择？
正确答案当然是按“利己理性”原则作出恰当决策选择。不可能选择自己死别人活，也不敢指望自己能活别人都死，于是折衷：“宁可自己死去也要赚一个够本”。勃拉姆斯怕别人不理解他的“文学创作”，还就上述同一故事设计了多个游戏规则选项。假定仲裁人允许你先开枪，作为“利己理性人”又会作出何种选择？勃拉姆斯想象的正确答案是：“对天开枪，放弃决斗”。由于《三人决斗》的困境选择过于残酷，该故事在西方并未流传。
而数学家增克想象和创作的“文学故事”则被各国学界内外人群广泛传播。增克想象的故事后来被称作《囚徒困境》。那是数学家采用文学家的那种“高于生活而又不脱离生活”的创作方法“编造”出来的故事。情节是：一宗严重的纵火案发生之后，警察在现场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正是他们两人一起放火烧掉了一座仓库。可是，警方没有掌握足够的犯罪证据，只得把他们隔离囚禁起来，要求他们坦白交代。此事有如下格局：
如果两个囚徒他们都承认自己犯有故意纵火罪，两人将被各判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不承认故意纵火，两人人将被各判入狱一年。如果一个抵赖，另一个坦白交代并出来作证，那么，抵赖者将被判入狱五年，坦白者将获宽大处理——释放。请问：这两个囚徒会怎样作出利己选择？
这样一个故事，完全是用文学创作方法编造和想象出来的，但却不能小觑。如果有人能够把它研究透彻，他实际上堪称为心理学大师、行为策略大师或经济企划大师。博弈论萌芽之初，一直处在“游戏规则”的不成熟演义中，与《囚徒困境》类似的故事也成为人们考验对方智力的脍炙人口的精致小品。后来才发现一个故事孕育的困境选择道理，对所有两人以上的竞争对抗决策均适用。可见，那位数学家编故事的能力居然超过了文学家。
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囚徒到底会怎样的选择？假设：两位都是“利己理性人”，甲囚徒先会想到什么？他想：如果乙选择抵赖，我选择坦白的话，我将被释放。如果我选择抵赖，偏偏乙不选择抵赖，我将被判入狱五年——这不亏大了！两相比较，还是坦白对自己有利。
但是，甲单方想完自己的利己行为后，又不得不认真审视乙方选择。如果乙选择坦白，我也选择坦白，结果两人都判入狱三年。如果我期望乙抵赖，偏偏笨蛋乙不抵赖，却选择坦白，我的抵赖只能给乙做垫背。想来想去，甲认为还是选择坦白比较稳妥，最多被判三年，走运可能被释放，打保票绝不会被判五年。恰好乙最后的选择相同。两个囚徒思维路径一样。
实际上，双方最佳利己策略是共同抵赖，但他们无法串供，两个利己理性人只能依据各自的利益背靠背进行“博弈”（注：据《科学画报》2002年7期）。数学家增克的文学故事强力推动了博弈论的创立发展，此后不久又有学者凭借想象力编出一个又一个《囚徒困境》的扩展故事。
比如“争霸困境”，两个强人都想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结果都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选择中，如何决断？博弈论从此延伸到了国与国竞争领域。
比如“价格困境”，两家企业均以低价争夺市场也陷入囚徒困境……博弈论延伸到经济领域。采取合作双赢策略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比如“情侣困境”，男女双方很相爱但各自有不同兴趣爱好，在选择是共同看芭蕾舞还是巴西足球的一次博弈中，情侣遇到了爱情与爱好的两难选择。如何做出困境选择？博弈论延伸到涉及人数众多的爱情生活领域。
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界已经有了“纳什定律”博士论文，但博弈论并无显赫地位。是学者们凭借故事演义推动了文学思维与纳什矩阵数学的融合，由此，于不期然中发明了科普概念“纳什均衡”并确立了它在博弈论中的核心地位——即博弈双方在不可能达到满意程度时，可寻求折衷指数，像两个囚徒一样，没有把握获得释放，最好不要被判入狱五年。“纳什均衡”定律恰恰就是针对“利己理性人”的动态心理、动态行为在动态决策过程中，可判断其应该做出何种理性选择的适用性普遍的思维工具和决策规律。
有了“纳什均衡”这一可帮助人脑实现自觉概念积累的学科新概念，经济学界根据《囚徒困境》再所演义的文学故事，似乎认知指向就更加明确了。于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文学想象力如潮水一般打开了思维闸门。又有某大学学者们根据股票市场涨跌动荡表现构思出了《智猪博弈》。
说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边栏食槽一旁有一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投食口就落下少量食物。如果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吃到食物。于是“智猪博弈”将出现两种格局：当小猪采动踏板时，大猪会迅速把槽内食物吃光；当大猪采动踏板时，它还有机会回过头来抢吃小猪吃剩的食物。那么，真正的“智猪”会采取何种策略？
经济学家通过上述故事的想象设计是要告诉金融投资管理者：在股票市场上“小猪”特别多，他们都想让“大猪”来拉动市场。而“大猪”并不是蠢猪，他们在拉动市场的同时会诱骗“小猪”上当。面对博弈双方动态行为表现，如果宏观调控不力，必将导致社会动荡。这个不亚于文学想象力的故事，其实依然是有目的回到了“纳什均衡”定律上。人们通过一则通俗故事很容易发现股票市场始终存在着“均衡大小猪利益关系的问题”。
笔者郑重告诉读者：在博弈论所指的决策领域即行为经济学领域，被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创作的无数文学故事所完成的“纳什均衡”概念的融汇，与中国古人一千多年前早已发现的行为方式“中庸之道”十分相似。“纳什均衡”实验证据，是纳什先生用数学矩阵算法手段予以简单而巧妙算出的，也是那三位数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最终理由之一。
然而，如果没有诸多学者有目的指向并且联系《囚徒困境》的故事展开创意构思，“纳什均衡”之行为规律绝无可能被单一形式逻辑方法引导其融入现实。在新科学创立过程中、在物质运动前沿探索领域，人们必须依靠直觉和想象力实现突破，然后才能凸显形式逻辑基于既有概念的严密推理和判断的最精彩表现，不这样，几乎没有新学说创立和新发明诞生。
（2009年加注：据考证，演绎和求证“纳什均衡”定律并成就诺奖成果有代表性的矩阵数学文本，仅有一小片纸张，大约600字；确证宇宙背景辐射并成就了诺奖成果的最终数据演算，也是一小片纸张，大约600字。而伴随着这600字的创新思维过程则经历了几代人的多次大的思想理论突破。说明：任何重大创新成果，在其确认形式逻辑方法求证出结果以前，一定存在其他创新思维方法的一步一步铺垫。）
（2009年加注：即便是人脑灵感突发所直接推动的数据演算，它也必须基于长期的综合知觉积累，才能酝酿出那种突然的感悟。形式逻辑方法作为创新思维末端精彩的技术性表现，并不是创新思维过程的全部。它只能代表“第六个幸运馒头”填饱肚子的功劳，不能包含前五个馒头的功劳。就好比足球竞赛，经过全场战略战术的严密组织和环环铺垫，最终，才会出现那令人振奋、令人狂喜的“临门一脚”。）
如今，《囚徒困境》故事还在继续被联想、被编写出各种各样和各个领域中的“文学故事”。1997年最新畅想的故事叫《父子博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幽默：总是该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爱编文学故事）古尔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人”的新的博弈论。他“瞎编”的故事是：假定进入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并非是“完全理性人”，即是说他们不完全只考虑一己利益。不错，类似情况会有。那么，又将出现怎样的博弈对局？
古尔编写的故事情节是这样：说两个亲兄弟感情十分之好（幽默：手足情），但却常常为争夺一个玩具俩人闹得不可开交，这引起父亲不满。一日，父亲严厉斥责后宣布：如果你们再不规规矩矩玩耍，仍然像过去一样争争抢抢，一旦发现那就不管两个兄弟谁的过错，都将把俩人一起关闭起来！其实，现实生活中只有类似故事的浅表现象，极少会有故事中所演义的极端结果。古尔教授使用的依然是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手法！
不过，进一步的学科发展局面也就从此开始有了新的探索空间。两个亲兄弟为了不使自己都被关起来，他们之间即使发生了矛盾，也将设法让父亲根本不知道！两个亲兄弟将会订立终身有效的攻守同盟，囚徒困境将由此化解。此时，别说是隔离关押，就是把一个押到西伯利亚，另一个流放到南极无人区，也无济于事。如果24小时过后没有证据，两人都将被释放。“囚徒困境”变成了“狱警困境”。老爸管理儿子陷入困境。
需要点拨的理论观点是：古尔教授所“编”故事恰恰就是本书在前面章节中阐述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状态”。老爸依靠“严格制度管理”代表理性一方；俩兄弟则以情感为纽带与老爸抗衡，代表非理性一方。而本书研究的结论——理性与非理性直接冲突的结果是谁也战胜不了谁。此种博弈对局，必须要求老爸一方改变方式方法，让理性与非理性间接博弈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古尔教授运用“实验”方法的点滴积累，有没有实现上述发现和突破？希望古尔教授能够早日读到《智慧论》，自觉启动先进思维方法。
古尔的故事，同时也表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博弈论，那其实都是以“利己理性人”为前提的理论构想。但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狭隘之人，也并非人人都是专门利他的博爱之人。理论上的博弈论由此出现严重破绽，人们发现“纳什均衡”面对更为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它最多只能被当作一种决策思维的支撑点，而很少在普通人群中成为最后结果。于是，进入21世纪的新的博弈论则开始摆脱单纯理论上的演绎和判断，渐渐发展成另一科学门类——“实验博弈论”，旨在与“理论博弈论”抗衡。
博弈论被学者继续“博弈”的后事又将如何？笔者拭目以待。
（2019年2月12日加注：更先进更科学更全面的“博弈论”是中国杰出政治家、哲学家习近平首提。他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利与义”的竞争博弈新理念。利，指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条件；义，指约束利益支配和分配的道义情义正义，其中道义指难中互助之义，情义指友情相助之义，正义指平等公平互敬互惠互利之义。人类社会并非人人是“一己优先”的狭隘之人，也并非人人都是专门利他的博爱之人。先进的博弈论把同一争执焦点中的“利与义”两种对应关系兼顾起来使之互动，这就是习近平的博弈观。）
（2019年2月12日加注：客观认识国际社会竞争双方的关系，不论谁争利他也摆脱不了或道义、或情义、或正义的约束，那种利欲熏心、寡情薄义的时代已去而不返；反过来，不论谁重义也做不到任人白占白拿白要。那么，这就需要“博弈论”在习近平新时代新理念引领下，重新创作超越《囚徒困境》的系列文学故事，重新推演包含博弈双方兼顾“义利”格局的更完善的数学矩阵。请问高等院校能否率先为“利与义”博弈论发明可操作的技术原则？在利与道义、情义、正义各自互动格局下新的格局将如何？）
也许，人们从科技资料上读到的“博弈论”知识，并没有笔者相比本章的阐述所表现的“理论情节”如此曲折而生动。但要知道，那些科技资料经过笔者融会贯通，同样采用了文学构思方法，才能把分散在许多刊物上的科技资料表现得相对集中和突出一些，也能显示出波澜起伏的创新过程。如果没有人文科学素质支撑着人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显得干巴巴的；如果笔者把有关博弈论的分散科技资料照抄下来，相信没有人爱读它。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始终是提升人类素质的两只天使般翅膀。如果你只有其中一只，就是一个“残疾天使”，能前行、思考，但永远飞不起来。
即便是数学家——那些被普通人认为只能在抽象概念和纯概念中生存的人，实则不然，只要他们其中有人被称为数学大师的，均具备优秀的形象思维响应条件。比如复旦大学数学泰斗苏步青、中科院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他们又是两位杰出诗人，其诗词创作能力令文学家也赞不绝口。而诗词创作必须以人文科学和文学素质来垫底，必须富有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大师们的头脑全部具备多个记忆中心及其互联互通机制。
西方人很相信直觉灵感，相信想象力，更崇尚概念形式的严格论证。形式逻辑与直觉逻辑以及辩证逻辑的自发综合运用，是西方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创不同于东方思维传统的分水岭。比如，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可与古希腊阿基米德一比高下的智慧大师，曹冲称象就是一例。区别在于，西方人在想象力基础上要接续更严格的推理和实证，使想象力变成一种科学知识，而三国时代的曹冲在称象之后一撂而过，只留给后人一个儿童益智故事。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习惯以“主观理念”为制胜法宝，对理念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规律并不注重更严格的逻辑分析。比如“中庸之道”，是一种反映主体处世哲学和处世方法的理念，它应所对应的客体运动规律恰恰就是当代西方人发明的“纳什均衡”。很遗憾，“中庸之道”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虽有助于启迪人的思想智慧和行为策略，却并不像“纳什均衡”一样可成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再比如新闻学中的“可读性”，也是一种反映主体传播效果的理念，它所对应的媒介条件恰恰是信息自身的“可感性”问题。（注：参见笔者另一部著作《新闻写作创新智慧》，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新闻学的“可读性”理念如果不能被进一步论证为媒介信息“可感性”指标，其与现代科技手段便存有差距。
无比辉煌的中国文化遗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古代智慧大师们极善于立足主体角度去顺应客体一方，提出逻辑内涵很深刻的哲学理念，他们的至理名言常常模糊照见了客体运动规律，使后人有神秘和精深之感。不过，他们很少从客体角度系统创立各种自然科学，揭示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哲学和人文科学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可开掘出来并可发展成现代科学技术的哲理思想。
今天，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必须询问：古代先哲为什么要这样想，要这样说？他们那些为后人崇拜的主观上的大智慧大理念，其所对应的客体真相所含科学技术手段究竟是什么？能不能被我们后辈发明创造出来？说到西方世界的所有发明创造，中华民族均能从自己祖先那里找到智慧思想根源，国人经常为此骄傲，但就是无人分析过：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想到了的东西却不能变成一种现代科学知识和引发财富革命的高新科技？
更令人产生不安和焦虑的问题是什么？如今应该尊重的上述优秀文化传统，又被颠倒成另一种极端。只注重学术和科研中的单一形式逻辑推理，只注重吸收西方世界既有的先进科技概念体系，不注重综合知觉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流传下来的哲学、人文科学传统所包含的许多“大智慧”被过去20多年应试教育扔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