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聚集圆明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团组织对立。这一天，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开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笼，红卫兵开始活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还在天安门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300万人次，全国停学、停产搞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使“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转向各级政权的重建过程时，红卫兵因受年龄、资历、身份等局限，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无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特别是在地方政权中担任角色。因此，当工人造反队伍登上文革舞台时，命里注定只能当过河卒子的红卫兵只好将帅印交给了工人老大哥，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67年5、6月起，全国武斗四起，红卫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斗大战中，使毛泽东大为恼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十分生气地教训他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搞武斗，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从毛泽东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厌倦。孙悟空捣蛋了，唐僧就会念紧箍咒。当时，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他手下这帮“孙悟空”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66、67、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给党中央的情况反映中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二十世纪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一批北京的红卫兵于1967年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开创了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这种行为给毛泽东安置这些红卫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工的形势下，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