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验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已经证实了人脑习惯根据脑内记忆的简单线索作出判断。实际上，对非理性动机取向来说，人脑中最简单线索就是链接综合知觉根系的感觉优势，它的规律性源于前述“八大因素”。而对理性判断来说，最简单线索则是人脑中最熟知最自觉的概念。由此，读者是否能理解到：实验心理学方法有它的扎实优点但也有零乱缺陷？
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前景理论”其所证实的每一种小原则，都必须服从本书阐述的“非理性行为取向始终朝向人的感觉优势倾斜”之原则。以往的心理学曾经证实的所谓“从众心理”、“羊群心理”等种种非理性动机取向，是不是也一样遵循了“感觉倾斜原则”？
人脑高级直觉所包含的行为动机取向，它们皆拥有形象性、整体性、模糊性和方向性的、也属于未经科学提炼的意识醒悟之表现特征，这就是非理性动机所具备的主要脑功能。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是从几个零散的实验结果中获得了几项有技术操作意义的实用性原则。
现在，有了综合知觉理论研究，如果把诺奖评委所赞许的卡尼曼对“人类不确定性行为领域”的探索，即对人脑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确定性领域中他已证实的几个小原则用“感觉倾斜原则”来分析来解释，能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引导出更多、更切合本国具体实践的创新理论原则呢？
答案是肯定的。当本书对人脑综合知觉理论有了透彻了解后，才可以确切说：在人的非理性行为动机中，卡尼曼只回答了几项具体的“是”，他没有也还不能从根源上回答一系列“为何是”。下面，我们运用“感觉倾斜原则”来认识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大奖得主的主要贡献。
关于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
“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是用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曾屡建功劳并为美国金融流通领域、尤其是普通消费领域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创新原则。其实，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恰好是因卡尼曼的实验结果自发遵循了相关“主映像”情感比重倾斜程度被人为调整之方法。
笔者先谈谈该原则应所包含的既定的感觉倾斜程度。通常，日积月累辛勤工作的情景留给人脑的综合知觉记忆，如果是联系着一笔又一笔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必然使人们从各自辛勤工作的情境感觉积累中，强化了对积攒一笔一笔“辛苦钱”的情感联系。
中国诗人对上述情感联系有精彩的实体映像描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中的浅显道理是：谁对诗人描述的那种映像感受最深，谁就是最珍惜粮食的人。感觉来之不易，就必然舍之不易；感觉来得容易，也必然挥霍容易。
人们说当今中国“富二代”最不心痛花钱，这其中不可能有别的道理。唯一因果是：那些钱不是他们辛苦挣来的，而是父辈创造的财富。还有，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中共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著名红军将领彭德怀怒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只会用兵于阵地战、消耗战。他严厉痛斥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
此话所含的道理，正如唐诗中所描述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记忆，还是那种心痛与不心痛的情感联系问题。红军并非李德创建，其从弱小发展壮大的那份情感，在李德心里丝毫没有，而在彭德怀心里，每牺牲一个连队他都感到心痛。
接着正题继续阐述——你仔细想一想：政府的减税，实际上并未减去人们对财富一笔一笔辛勤积累的情感联系；相反，卡尼曼的“退税”举措，则恰好模糊了“辛苦钱”与每个挣钱人的情感联系，减轻了“辛苦钱”在挣钱人脑中综合知觉记忆积累的感觉比重。
本来是纳税人应该得到的“辛苦钱”，但美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把减税变成退税，这就把“钱”变成了一笔似乎是不可得到，而意外得到的“外快收入”，它“从天而降”，不在平日辛辛苦苦挣钱和精打细算花钱之列。理所当然，能产生刺激消费的心理效应。
应该肯定，卡尼曼在没有发现“感觉倾斜原则”的“父定律”时，其所发现的几个“子原则”为如何实现“感觉倾斜原则”的技术性操作提供了参考思路。即经济决策人面对非理性行为动机取向，可以随时通过调整对方综合知觉中的感觉比重来制定经济策略。
其具体操作方法是：有针对性地调整、阻断、淡化感觉比重，或创造、增进、强化对方某一种感觉比重。比如调整、阻断、淡化方法——“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比如创造、增进、强化方法——增加感情投资、加大广告投入、增强“社会主映像”的凝聚力，等等。
在市场竞争中，博弈双方一般采取的那些可以调整那些所谓的“不确定性行为”的制胜策略，恰恰是过去的“理性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科学道理，即感觉倾斜原则所含的科学道理。确认此一原则后，便能创新出更多的有确定性信念的针对非理性动机的市场调控手段和经济政策。
实验课题（NO：40）为何挣钱时要设计责任联系机制，消费时要设计情感隔离机制？
股份制，是为人人创造价值（挣钱）而设计的责权利与每个人挂钩联系的机制。但是，在市场竞争领域，所有激励人创造价值的有效制度安排及其所构造的激励机制，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制度缺陷，即在鼓励挣钱的同时，也把创造价值的群体变成了勤苦惜财的群体。
共有制，则是为了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有目的推进市场容量的扩展、持续保持产出与消费相互协调均衡增长的优越机制。但是，能体现“财富共享”的制度安排，也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它可能导致财富共享者成为不珍惜公共财富、不精打细算的过度消费者。
用何种智慧才能实现既不回避两种制度机制的各自缺陷，又能有针对性地综合协调用好它们各自运行中的制度优点呢？人们终究会发现：优越的经济体制机制，是将上述两种制度巧妙融合，组成一种可相互协调使用的互动的运行机制。即应该联系每个人责任情感时，就联系起来；应该隔离每个消费者情感联系时，即采取适当的政策隔离措施。
请问：你的制度设计可否做出这样的安排——为了激励人们高效创造价值，制度设计优先考虑财富与责任与个人情感的密切联系？为了刺激更多消费，则适时考虑割断财富与人脑之间的情感联系，想办法缩小工薪人“辛辛苦苦挣钱、精打细算花钱”的家庭计划比量，尽可能把小部分家庭收入以制度化“外快”方式反馈给国民，可否显著刺激消费增长？
（2018年12月2日加注：实际经济运行也包含同一经济立项的融合方法，即不完全割断消费与个人财富的情感联系，也不完全与之丝丝挂钩。比如各地政府为解决方便交通“最后一公里”不便难题，纷纷推出“共享单车”社会福利。其运行结果显示：凡实施彻底共享的城市全部失败，而部分让共享者出小钱“与情感微挂钩”的城市运行正常。）
经过以上分析，当你确知“退税优于减税的刺激消费原则”恰恰就是人脑综合知觉所积累的感觉倾斜程度被人为调整的必然结果时，便恍然大悟！虽然，卡尼曼没有掌握非理性行为动机取向的核心机理，但他，却依靠实验方法找到了少数具体操作原则。
现在，你已经站在了高于诺贝尔奖项成果之上，眼前变得明朗多了！如果说卡尼曼用实验方法证实的“子原则”难使更多经济决策人产生丰富想象力，那么，“感觉倾斜原则”则能帮助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经常变化的新情况，持续不断地举一反三。请你来设计一国制度安排，如何？
在中国，公款消费常有泛滥势头且屡禁不止。为什么公款消费总是保持只增不减旺势？根本原因是情感比重倾斜问题。公款不同于个人“辛苦钱”支出，容易被慷慨。针对缺少个人情感联系的公款消费现象，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应该考虑利用情感比重关系调整相关政策，改变制度安排，积极引导消费？
但凡成功的市场经济运作并不排斥公共福利和生活补贴。相反，高明的经济决策不能让“福利”成为北欧式的纯粹福利和刚性福利，而是善于巧妙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使福利能够随时调整消费走向、随时撬动“感觉天平”定向倾斜，随时能够扩展市场容量。价格利率杠杆是理性经济学手段，撬动“感觉天平”是非理性经济学方法。宏观微观都能用。
50后以早的退休老人都不会忘记：二十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年代，那时，各地企事业单位曾有很多“本单位福利”起到了显著刺激消费的作用（幽默：传说某企业除了老婆不发，什么都配发）。记得那10年谁建商场谁发财。但后来，由于引进太多来自西方国家基于利己理性人的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安排，且又过分崇拜，便觉得过去所做的一切与市场经济学道理没有一点点沾上边，于是全部抛弃。完全不懂得完备的经济学离不开“感觉倾斜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决策。
在卡尼曼主张退税优于减税之前，崇尚利己理性的改革理论曾强烈主张把所有消费资金发给个人，很片面。这样做，无疑从情感倾斜程度上把工薪层都变成了精打细算的“唯理性”消费群体。当市场急需适度消费时，政府却没有相应的调控手段，谁又能干预个人生活消费？如经济学家厉以宁2003年所感叹：“如今老百姓不肯消费，你没办法！”
1994年～2003年间，城乡消费市场显著皮软，已经充分证实基于理性经济学的“价格杠杆”“利率杠杆”部分失灵，即便放长假也刺激不了个人消费，减价刺激消费却类似于减税，对消费者刺激作用甚微，明明不能再减价了仍然在期待：或许还会减。
客观上，非理性消费现象永远存在，即便是不被宏观政策引导，它也会畸形存在。比如，房地产市场一旦被炒热，就会招致无数消费者单凭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蜂拥而至。而且，房价越高涨，房产越好卖。试问：追价而来的购房者有多少人是理性的？
个体人脑的理性判断能力因概念系统复杂指数增长而衰减的客观规律，足以解释一个简单道理，即基于利己理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它不可能完全调控亿万消费者个体经济行为。它也是200多年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仅仅依靠单一“利己理性”经济学原则长期指导宏观经济运行，之所以频繁发生周期性大系统功能紊乱的深层原因之一。
基于利己理性人假设的现代经济学，也是对人脑的理智寄望过高的经济学。它需要把全人类都培养成在经济领域绝少产生“理性极限”的理财专家，才能确保理性经济学不至于丧失科学性。可是，让所有人干所有事均保证其能够运用几套相互交叉的自觉概念系统做精准判断，是否这就是人脑的进化前途？是否这就是电脑应该替代人脑的依据？
上述疑问实则引出两个理论问题：第一，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有没有可能把所有人培养成市场经济生活的全才？第二，人人都掌握了复杂的经济理论概念，或者随时可用电脑来替代自己决策，那么，人类的理性规则是否就能超然于综合知觉理论之上？不可能！消费者在其个人消费领域，也只有按照各自感觉优势选择消费，他们才能获得真实的幸福感。
而且，更现实的社会问题是：人脑的“理性极限”常使多数人只能具备有限的理财智慧；同时，管理者还要意识到那些事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财概念，将被多数人认为与己无关。况且多数情况下，消费者遇到自己算不过来账的事，很难免直觉响应。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花钱从来不算账，他们懒于在生活中开动脑子运用麻烦的理财智慧。
讲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并不很富裕的家庭，装修新居之后要乔迁新居。很高兴！此时，欢喜乔迁的女主人一高兴买了6尊维纳斯雕像，大的与人等高，小的8寸左右，置于三房两厅里总共花了1万多元。丈夫埋怨说：“哪有像你这样花钱的？”女主人说“我喜欢！”既然她喜欢，自然就从内心感到自己消费很值，此刻她的内心深处充满幸福感。
如果假设，上述很个性的消费偏偏是利用电脑运算，替她做出的决策，又如何呢？她就失去了自发感觉并获得满足的幸福体验。人脑综合知觉响应优势在生活消费领域应该有人性空间，因为，那是每个个体不受任何人、任何制度约束的一种感觉至上的消费现象。
进入发达社会阶段，宏观经济管理者面对数字化时代，还必须清楚界定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决策适用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业领域，适用于人们共同认定的理性规则范围。在个人生活领域，因各自感觉优势直接联系幸福生活自我体验，绝不能让电脑决策取而代之！
美国最近风行一本书（注：据2003年的网络推介时间），书中描述的“未来人”都将变成没有情绪、没有感觉，只有理性思维的机器人摸样。笔者认为：也恰恰是把人类“唯理性光环”看得至尊、至高、至上的社会，才会有作家对未来社会给予这种不知是悲哀，还是冷嘲的生动描绘。那本书尽管是着眼于未来，实则，是在嘲讽现实规则暗淡。
今天和未来社会，理性规则或称理性制度安排，能否脱离人脑综合知觉独行？不能。那么，人们各不相同、各自分散的感觉优势可否任其自由地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不能。当我们确信“感觉倾斜原则”是人脑非理性动机取向的核心规律时，也确信对民众的总体综合知觉必须有服从科学发展、凝聚消费者分散感觉的宏观杠杆调控。
国家必须掌握和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主动从宏观经济层面创造感觉、引导感觉、凝聚感觉和调控感觉。而在理论创新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必须关注到人性的另一半，即综合知觉动机取向，并且遵循“感觉倾斜原则”去完善社科理论创新体系。
对卡尼曼“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还须说明两点：
一是他在上述原则发明过程中，当创新概念最初涌现，且并无经过实践验证之前，那绝不是依靠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也不是依靠电脑运算出来的，更不是依靠市场价值规律推导出来的。一句话，它不是理性经济学概念的产物，而是卡尼曼从众多消费者表现中所提取的概念。卡尼曼通过实验发现了实际结果，但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二是他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目前只适用于中产阶级已经普及的发达国家。在那些国家，减税或退税可直接影响到多数人消费行为，在目前中国就未必效果显著。退税额仅对企业和团体有相当数额，而团队消费不像个人，其多数属于理性消费。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卡尼曼在美国称得上经济学家，在中国暂时称不上。
诺奖评委们因尚未知悉本书正在研究的理论，其针对卡尼曼的探索方向，才指其表述为“不确定性经济领域”，即尚未揭示出真理真相的领域。而这一切恰恰是本书正在说清楚而且已经说清楚的脑科学理论。它也是理性经济学不能涵盖且可望与之平分经济学天下的理论体系。卡尼曼采用的实验方法显然存有漏洞。为什么？接续下章再举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