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养心
第四章 辩证解析“暴政和仁政”
“暴政和仁政”看似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现实矛盾问题。
我们从理论上辩证解析“暴政和仁政”矛盾问题，也许能促使我们搞好“辩证养心”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有许多小国，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此，统治者对内对外施行的政治大部分是“暴政”。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景象，涌现出大量的著作，如道学有《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儒学有《四书》、《五经》和《论语》等著作，中医家有《黄帝内经》、《内经》和《外经》等著作，阴阳家有《邹子》著作，纵横家有《苏子》、《张子》和《鬼谷子》等著作，法家有《商君书》、《韩非子》等著作，兵家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著作，农家有《神农》、《野老》等著作，其中道学和儒学比较反对“暴政”，道学从“道”思想出发，提出了人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要遵循“道”，尤其要遵循“天道”，“天道”之中有一道“顺其自然”，人们遵循其道要像水一样由高处向低处流——“处下”、“上善若水”、“不争为争”而成为“百谷王者”，如果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能遵循其道，就不会施行“暴政”，而会像先祖圣人一样“无为而治”。然而，由于道学的“道”思想是逆向思维或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有些义正、深奥或难以操作，因此不被多数统治者看好，屡次遭到排斥；儒学反对“暴政”从“仁”思想出发，提出了人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要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以“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最主要道德准则，从政治上要施行“仁政”，如此儒学思想浅显易懂、方便实用，因此被多数统治者接受，因而从总体上由“暴政”变为“仁政”，由此成为了两千多年以来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化思想。
当时，孔子深恶痛绝“暴政”，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伦理思想、政治主张。那时，“暴政”又叫“苛政”，有一个孔子故事《苛政猛于虎》讲：
有一天，孔子坐车经过泰山下，看见一位妇人扑倒在坟上，哭得非常伤心。孔子坐在车里听了非常同情，便叫他的学生子路去问妇人怎么回事。
妇人回答：“我当然伤心呀！从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吃了！”
孔子便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还要住在这里呢？”
妇人说：“这里虽然老虎多，但是没有苛政，苛政猛于虎！”
该寓言故事给人警示：暴政（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人们害怕老虎，更害怕暴政；作为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放弃暴政，施行仁政。
后来，孔子思想继承人、儒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对“暴政和仁政”矛盾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把自己的理论成果转化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经过他的一系列努力，他受到了一些国王邀请而向他们游说，向后人留下了一些非常有政治价值的理论及故事，至此讲一个孟子故事《论道议政》（选自《孟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李家军/著）。
齐宣王堪称圣明之君，有着宽容的胸怀与大度，他频频召孟子入宫，尊之为长，奉之为师，促膝交谈，聆听教训。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陛下认为，什么是诸侯之宝？”
齐宣王道：“珍珠美玉，是诸侯之宝……”
孟子笑道：“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的人，殃祸一定要及其身。”
齐宣王与孟子对几而饮，孟子乘着酒兴问齐宣王：“一国之内，什么是贵？”
齐宣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自然是君为贵。”
孟子这时摇摇头，摆摆手，笑了笑。齐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无惊奇地问道：“怎么，错了吗？”
孟子严肃地答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认为，人民是与天齐平的，民便是天。君王、诸侯，他们的责任是造福于民，人民奉养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谋福利，倘若他们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人民便有权改立他们，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该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思想、政治主张。
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言，这是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思想，同时借鉴和吸收了老子的“处下”思想，转换成自己的“仁政”思想，其“仁政”思想也可以简称为“民贵君轻”思想，其思想又可转换成“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思想。从当时来讲，其“民贵君轻”思想极具颠覆性、辩证性和思想性，以及划时代意义。也可以说，其“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萌发、延伸或拓展“仁政”思想的根基。
就“民贵君轻”而言，是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政治思想，也是人们要想解决好政治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只要用好这把金钥匙就有可能打开“理性”、“善性”、“良性”、“互爱”、“互尊”、“互利”、“和睦”、“和谐”或“和平”之门。
就“民贵君轻”而言，是“过去式”，“现在式”——我们讲：“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生命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和“以人为本”等。
就“以人为本”而言，“以人为本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体现”、“以人为本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就“以人为本”而言，有丰富内涵：（１）要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立、自谦、自律或自责等，相反，不要“以己为本”，即不要唯我独大、唯我独尊、唯我是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或为所欲为等；（２）要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欣赏人、赞扬人、鼓励人、平近人、友好人、帮助人、方便人、让利人、造福人、信任人、谦让人、依靠人、感恩人、谅解人或宽恕人等，相反，不要“民贱君贵”，即不要目中无人、盛气凌人、咄咄逼人、仗势欺人、嫁祸于人、骂人打人或整人害人，以及要记住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３）要合情、合理或合法领导人、管理人、教育人或监督人，其中不要搞“形式主义”而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踏实、切实解决好“民心”、“民意”、“民权”、“民主”、“民生”或“民事”等现实问题。
在当今人类社会中，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缺乏“民贵君轻”、“以人为本”或“仁政”的政治思想，总是用“丛林法则”、“斗争哲学”、“个人主义”做人做事，从而始终存在较轻较重的种族矛盾问题、上下矛盾问题或内外矛盾问题等社会矛盾问题，如果人们，尤其是西方国家能用“民贵君轻”、“以人为本”或“仁政”的政治思想做人做事，就有可能使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迎刃而解、不攻自破或销声匿迹。
两千多年以来，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入人心，一些国王施行“仁政”成为了一种自觉行为，一个典型故事《死刑犯回家过年》讲：
唐贞观时期，社会秩序可谓名副其实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390人。这一年岁未，唐太宗李世民准许这些死刑犯回家办理后事，要求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390个囚犯全部返回，慷慨就死。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所谓“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白居易《新乐府》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这事。太宗与死囚的约定竟然坦荡如斯，难怪人们将信将疑，疑问“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何不逃之夭夭？”。
歌功颂德方面认为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
唐太宗历来被称为有道明君，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现在他的胸襟气度上。《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故事让人读来不禁会为唐太宗的气度折服，更感叹死囚的诚信。
该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太宗李世民气度非凡，准许390个死刑犯回家办理后事，要求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次年9月，390个囚犯全部返回，慷慨就死。
该故事给人启示：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施行“仁政”不要施行“暴政”，施行“仁政”能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不但能让百姓信服、而且能让罪犯信服。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无论是治国，还是治人、治家或治世，都需要思考“暴政和仁政”矛盾问题，思考要辩证思维，辩证地理解、把握或解决其矛盾问题。
一、“暴政和仁政”具有狭义性和广义性。
（内容略）
二、“暴政和仁政”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内容略）
三、“暴政和仁政”具有矛盾性和方法性。
（内容略）
四、“暴政和仁政”具有因果性和利弊性。
（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