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它使我们知道自己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从哪里来，走过什么样的路，要到哪里去，路该如何走。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

　　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国家设立史官及其制度，忠实纪录史事档案，随着朝代更替而撰写史书；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以达到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以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 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有着显明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它并不是刻意篡改历史的人们硬要混淆是听地讲什么“历史无是非”，“历史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国史之记述，亦影响到地方志书的产生。地方志书之撰，至少在西周时代已有，或者还要更早一些，《山海经》就具有一定的地方志性质。到了汉代以来，历代文人学者中，就不乏有志于方志之类书籍的撰写者。如：汉代朱赣的《地理书》，应劭的《十三州记》；《晋太康三年地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阚骃的《十三州记》；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隋虞世基的《隋区域图志》；唐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南朝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等。元、明、清，仿照国史分门别类的地方官修志书也发展起来，省一级的叫“通志”，县一级的称“县志”，各大名山有“山志”，河流有“水志”，寺庙也有其“志”，如《清凉山志》、《灵隐寺志》等。

　　这些地方志书，对各地的山川、河流、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土特产品、历史人物、地方官政绩等，都有丰富的记载，它不仅是研究各个不同地方历史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性资料。详细研究地方志书，常常可以解开正史某些谜题，纠正某些正史之误，是正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可忽缺的补充材料。

　　正因为史志文化的重要，而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 这，是总结中国历史经验而发出的金石之音，是客观存在着的真理。日本欲行侵华，其御用学者就打着进行古史研究的幌子，先毁我华夏民族之古史，说“黄帝无其人，无其事；尧是香炉，舜是蜡烛台，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毁坏历史，其目的就是让人失去对历史的记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欲摧毁人们对往昔的记忆时，举过一个不论“是”与“非”，一定要全部销毁图书馆藏书的例子：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使叙利亚国运中断了一千多年之后才得以重建其统一的国家。当哈里发的军队攻下亚历山大港时，一位将官向哈里发请示如何处理亚历山大港著名图书馆的藏书问题。哈里发指示道：“如果这些希腊文书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它们就是无用的，犯不着保存；如果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就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销毁。”② 属于敌对者摧毁史志，人们有能看清者，然杜撰历史，篡改历史，附会史事与地名，事实上亦同样是破坏真实的历史传播与民族精神之传承，是对史志文化的一种反动。而人们对此能看清者却少，反对者更少，批判者很难见到，倒是对其传播——————————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②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册第349—350页。

　　乃至赞尝者众。

　　地方史志的编撰，多是由当地官吏组织当地的文人们进行，由于编撰者学识参差不齐，知识面有限，因而曲解、附会历史者多有存在；由于其不具备史学家心胸，又由于在偏爱于自己家乡的情感下忽略了志书对国史、对民族的影响，又往往会发生将重大而美好的历史事件发生地附会于本地，甚至明知其谬，而偏要重复其说，以“坐实”其事。涿鹿县的志书附会东汉窦宪刻石纪功的燕然山为当地的黄阳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史事的发生必然与一定的地点、地名、地理形势、交通要道等等有联系，当着一些重大历史遗址、遗迹能够利用来发展旅游事业，能变成滚滚而来金钱的资源后，一些地方官们组织人马编造和附会重大历史遗址、遗迹的事，就会司空见惯。于是，一此旅游部门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历史学家”、“文化学者”！而忙于经济建设的人们，对此亦难以引起警觉，对于这种行为给国家和民族将要造成的危害普遍认识不足，不能对于歪曲、附会和编造历史，以及制造假遗址的不法行为，给予有力的制止和纠正。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此喊上一嗓子。由此，也就有了想就歪曲、篡改、编造虚假历史、历史遗址、历史地名的事写一本书。一切编造和附会历史，首先就是必须曲解历史才能达到其目的。所以，书名就定为《被曲解了的古史地》。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此书自然存有不如人愿之处，对此，一请读者理解，二请多提宝贵意见，万一我还能争取到改正的时间，我就一定将不妥之处改正过来！

　　曲  辰2015年6月21日于张市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