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五之”读书法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就告诉我们,读书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要广博广泛地学习,博览群书,尤其要看观点不同的书,看不同作者是如何提出自己的论据的,而不能只看一方面的书、只学一方面的知识。兼学则明,偏学则暗。
审问之,就是读者要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对所学习的知识提出自己的疑问,看看这个知识是否与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相一致,有没有不一致的情况?为什么会不一致?是知识有问题,还是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问题,还是自己所掌握情况不够准确?通过审问,找到不一致的根源。
慎思之,就是不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要深入学习、深入思考,掌握其知识核心内容和本质,掌握知识生成的内在逻辑,看看其中有什么可供自己借鉴的东西,看其中有什么不严密、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不,因为,有些所谓的理论,其实是不能自洽的,更别提外洽。
明辨之,就是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理念、实践情况,来辩明所学知识的真与假,对自己的作用、意义的善与恶、是与非,要有选择地掌握和应用所学的对自己、对人类有益的知识,而不能囫囵吞枣。
笃行之,就是要善于借鉴、借用他人的有益知识成果,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且对自己有益有用的知识加以应用,把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应用于自己的行动和实践中,用自己认为正确的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避免自己走弯路、错路,造成损失,从而使自己的实践道路更捷径、更有效。
有不少读者在读书时,忘记了孔老夫子的“五之”教诲,他们不加思索地接受他人的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是否对自己有益、对人类社会有益,他们都一并收之,这种读书学习的方式,其实是有害而无益的。有些读者这样读书学习,可能是因为不敢“五之”,也有些是完全不知道“五之”,还有的是不善于“五之”,没有养成“五之”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不敢“五之”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外力压迫而不敢,另一种是受自己能力限制而不敢。前一种是邪恶的,是“愚民”造成的,“愚民”者,其实是为了自利、自肥;后一种则是自愚的,无论哪种情况,都应当被抛弃。不知道、不善于、没有养成良好“五之”读书学习习惯的,则需要更多地读书、学习、观察、思考,尤其是要树立自主意识、主体意识,积极、主动地把书本知识与实践情况进行对比,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两张皮、两脱离。要知道,学以致用是读书的根本目的,不能用、不能给人带来益处、带来快乐的读书学习是无用的行为,是浪费时间精力。我们读书学习,就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益处,就是为了能够被我们自己使用、运用、利用、享用。
我喜欢“五之”读书学习法,它让我分析到了许多真实的情况。比如,近期,我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琵琶书屋读了三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一本是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创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论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一本是王志艳编著、延边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3次印刷出版的《马克思》,另一本是王艳娥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第6次印刷出版的《马克思的故事》,觉得很有收获。虽然此类书之前也多有阅读,但,这次读起来,有显著的“温故而知新”的感觉。三本书中都提到了马克思于1848年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公开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并于1867年间开始创作第三卷。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毅然决定暂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韩庆祥的书中第59页提到,马克思在看到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9年法国革命失败后,就改变了自己对于当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认识与推断,初步感觉到资本主义不会很快走向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明确坚信,“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在经历了两次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把“两个必然”改为“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到1877年,马克思整理《资本论》续卷的工作基本停顿。这足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正在遭受痛苦的挫折和转折。不过很遗憾,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后人再也无法知晓、也没有人愿意去深入分析马克思致死都没有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真实原因。
看到这里时,我就思考,距离《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已过10年,且第二卷已完稿,并已完成了第三卷手稿,理论上第二卷会很快就会公开出版的,当时的一些马粉们也期待他出版第二卷,但是,马克思此时却决定暂不出版第二卷,显然是有重大情况发生了。我推断,马克思可能已从这两次大革命失败中认识到自己已有的推理和判断可能错了,只是马克思并没有公开承认、没有公开这么讲罢了,就以不出版第二、三卷作为无声的思想转变。其实,世界的生成路径是相当复杂的,至今是难以预料的。以简单的矛盾来预测社会发展路径是很不可靠的,至今没有成功的先例。人类社会的“二次混沌”理论解释了这种情况。
据两位王老师的书,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到马克思去世之前的16年时间里,马克思不是没有时间修改和出版其《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因为,这期间,马克思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人类学、世界史、农业学、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矿物学,甚至数学。在我看来,马克思研究兴趣转向、致死都没有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可能是他已认识到自己已有的观点并没有实践基础作支撑,实践不足以支撑他已有的观点。但是,由于他已有的观点却被许多人——包括今天的人——不加“五之”地学习和推崇,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给欧洲之外的许多地方——包括我们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盲目读书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巨大而深刻。其实,马克思也是个“五之”读书者,他在读大学时,就怀疑哲学权威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从而开启了他自己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探索之路。
再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马斯克的新闻,其中有介绍亚里士多德发明的“第一性原理”: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都存在第一性原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第一性原理”的思考方式,就是深入本质,层层剥茧,回溯事物本身去重新思考该怎么做。看到这个介绍,我就思考,这个原理应当对我是有用的。我就检索我自己是否曾经不知不觉地遵循了这个原理。我就发现,我在研究新知识经济学时,其实已不知不觉地遵循并应用、采用了这个“第一性原理”,因为,我在分析价值时,就提问:人为什么要劳动?人劳动的目的是什么?正是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我发现了“人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使用价值”这个新知识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
可以说,正是“五之”读书法,使我找到了正确思考和揭示知识经济学的路径,并创作了《新知识经济学》。我希望读者在读《新知识经济学》时,同样抱着“五之”的态度和方法,要有自己独立的、联系实践实际的思考,而不要盲目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