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和这件事情有关的各种观念还在脑子里打转,无法释怀,所以决定再写一篇关于马原这件事情的个人看法。有人借此批判父权,有人提到男性中心主义,有从法律角度讨论监护人职责义务，也有为马原妻子打抱不平。每个人都振振有词的。其实不过是想借此标榜自己是道德完人。
但就是没有人说清楚，马原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读过这么多书的一个作家、学者、教授，当代最有知识的一群人的一分子。为什么会陷入到男性中心主义、父权霸权当中。为什么在对孩子健康这么关切生死的问题上，陷入到唯心主义而抗拒现代医学？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爱子的病情。也有人鄙夷他，认为他伪善、自私、冷血，对儿子死后的哀痛居然很快就能洒脱地面对，而且儿子死后他自己生病了却照常进医院接受治疗。对比当初不让儿子去医院治疗、动手术，完全判若两人。认为他这是分裂型人格，虚伪又野蛮。这些问题里我只认可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孩子监护权的分析。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大人需要谨慎神圣地履行好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在这点上，我倾向认为马原是失职的。但同时我又知道，对于一个深爱自己孩子的父亲来说，让自己幼弱的孩子做心脏手术，实在是想一想心里都会颤抖的！心脏手术，做得好会得康复，做不好死在手术台上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马原貌似很逃避这件事情，虽然他一直很喜欢在小说里提到海明威的“硬汉”之说。但很显然，他没有他看上去那么Man！我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读书人，他脑子里那些“奇怪”的念头，是怎么形成的，是谁装到他脑子里去的?因为生病了抗拒去医院，这念头和轮子差不多同样愚昧。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马原身上？我只是简要地回顾了我在西藏和他缘分很浅的两次见面。当年像我那样见过他的人不少，他其实恐怕都不记得我。所以，我来评判他，肯定是不合适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呢？但是基于都有过年轻时在西藏生活过的经验。我或许可以感同身受地来想一想,他这么做的缘由。也许有助于大家换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件事情——注意，是了解，不是理解。马原引用过海明威的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打猎的故事是不需要让人相信的。我借用一下类似的表达：精神世界的事/信仰的事，不需要理解。首先，马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非常感性的。面对现实世界，他们的判断和选择，往往是基于感性的。因为理性大于感性的话，可以写论文，但写小说肯定就有问题。幸或者不幸，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作家。他会为了自己所爱，做出违反常理常规的事情。这就很自然。你们谁见过一个陷入爱河的人，会显得非常理智呢？被热烈的爱情击中的人，多少都会有几分非理性的吧？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不疯魔不成活。一旦疯魔起来，就会沉湎于自我构建的世界里走不出来。想想那么多自杀的作家吧——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伍尔夫、张纯如……还有演完角色出不来，跳楼自杀的张国荣。我这不是在为艺术家辩解。这种艺术创作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某种特殊精神现象，至今还没法全然用理性和科学来说清楚的。即使未来有了ChatGPT5.0，6.0.我相信这依然是一个黑洞。再来说西藏，马原到西藏，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过去的。以他的年龄，当时也快三十岁了。按说。一个人活到这个年龄，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精神世界的构建。都应该已经快定型了。但遗憾的是,他这个年龄的人，在1979年以前，所受的教育很值得怀疑，——反正以我的经验——我在1979年以前，我不知道中国有唐诗宋词，不知道世界上有基督教，有圣经，更不知道世间一切美好的文学和艺术，只有农业学大寨，只有批林批孔，整天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哈就是好。反正我觉得全中国99.99%的年轻人都是那样被愚弄、被欺骗、被荒芜了的。马原如何能例外？纵然他最后博览群书，也奈何没法补上现代科学这一课。进入西藏之后。对他世界影响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肯定是八十年代初蜂拥而至的大量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和当代西方小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著作、理论著作、思想著作在短时间内集中引入中国。从解禁的西方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到当代的康德、弗洛伊德、尼采、荣格，一时间成为思想爆炸，一时间仿佛给干涸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荒原上，洒下了普降的甘霖。大家如饥似渴的阅读这些解放出来的书籍，翻译引进的名著。马原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受益者。我记得在当时拉萨新华书店有一个内部发行处，就在书店进大门右手往里的一个小隔间，说是内部，其实一般人也能进去阅读，我就在里面买过《百年孤独》《舍伍德安德森中短篇小说选》《愤怒的葡萄》，等十多本书，还有一本英文原版的《简爱》，相信马原那时候，也一定是这个书店的常客。这些书籍给了我们最美好的人生记忆。但无论如何，马原所在的地方是西藏。西藏是一个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地方。我这么说，听上去有点饶舌。但去过西藏的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天空特别的蓝，云特别地美特别低，低到好像那白云是专门为你垂落下来的。到了晚上，拉萨的星星也特别的亮，月亮也出奇的大，拉萨的月光是蓝幽幽的。但是也别忘了拉萨海拔3400多，严重缺氧。即使是白天，也容易让人产生梦游的感觉。现实生活在某个程度上显得有一些游离,欠缺一点真实感。这种感觉对于艺术创作或文学家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但对于要循规蹈矩过生活的人来说，就有一定难受。所以人们用宗教把自己的生活加以规束。那里的藏人，全民信教——他不信教信什么呢？信娱乐吗，那会儿电视或电影都非常稀缺。仅有的娱乐是他们自己可以唱的藏歌、跳的舞蹈、和能够开的玩笑。那么信金钱吗？说实话。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你就会知道，金钱对你来讲用处不是很大的。虽然你需要钱，但是没有钱你在草原上照样能生活下去。你面对的是大自然, 你除了需要用自己的肉身自然环境的极端残酷与恶劣，还有有一种东西帮助你战胜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在草原上，经常几百公里，是没有人的。每天你所看到的，就是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白云从南山涌出来，然后缓缓地移动。再从北面的雪山上沉下去，枯燥、单调，枯燥到让人绝望，单调到让人发疯。他们通过各种神话传说，让这些山，这些水，这些草原，一一赋予某种神性。给他们另外一种身份。一座雪山是一个女神，一片湖面是一个仙女，一座浑圆的山包，可能是曾经与格萨尔王战斗过的某个恶神的化身。诸如此类。泛灵论和泛神论的思维，使得周边的一切都有了生命和灵性，都是可以祈祷、可以对话的神祗、神灵。有了这些神灵作伴人没那么孤独，即便是死了，也没那么可悲和可怕。不过是回到了神灵的怀抱。不要嘲笑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过，文化是没有先进或落后之说，没有文明和野蛮之别的，每一种文化只是和他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生活环境相适应的。马原在西藏那么久，他曾经经常像个夜游神一样在八郭街跟藏人转经，他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泛神论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的小说，从早期的西藏题材，到后来的海南题材，都充满神秘主义意味，和超现实色彩，还有一些宿命思想，同他在西藏那么些年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所以我在他后来的《牛鬼蛇神》里看到，他对现代科学的和西医治疗的不以为然。他在痛失爱子后，所表现出来的寄情天国的哀痛，一半是源自信仰，一半是痛苦的转身。所以，那些自以为拥有道德优越感的城里人，自以为懂法律懂科学的文明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掌握了道德标尺、法律准绳、科学手册，就可以对别人妄加评判，其实未尝不又是另外一种偏颇呢。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经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一条大河，从千万里之外流过来，流到你跟前的时候，你没有资格问，河水为什么不像你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清澈，也不像你见过的大海那样蔚蓝？它为什么是泥沙俱下的？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有自己的局限，比如在时间上，站在今天角度的去谴责古人，古人又野蛮又落后。在空间上，一个从小在现代科技和城市生活经验中长大的人，看我这样的乡下来的人，都有些乡巴佬或者土老冒儿。马原在惹过大事的《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上发过一篇小说，里面引用过庄子的散文，他对庄子是有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