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澤厚之《中國思想史》，對李澤厚先生對孔子的再評價深以為然。

先生認為：

“ (1)孔子所維護的周禮本是周公所建立的氏族貴族的規範化制度，其中包含著原始人道和民主遺風。古典文獻與現代民俗學可相互印證這一點。”

 這說明孔子學說的基礎是非民眾的，把這種從現實中拔高出來的東西制度化，普遍化是一種主觀理想主義，這註定了它的悲劇性。我一直認為，孔學並非普適性的人學，誰信仰，誰拘泥，誰受傷。究裏就在於他立意過於高深，以道德性來硬拔人性，以至人向上不能，向下不許，在半空中懸浮著，而似人非人。

“(2)但歷史向來是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行進，文明進步要付出道德的代價。必將消失的氏族社會中的人道意識卻構成了孔學的中心。”

澤厚先生沒有明說，孔氏處於社會人文道德的退行期，是所謂被稱為文明的那種東西的衰落的時代。誰說社會發展的車輪總是向前的？除了科學的發展是前進式單行道外，人類的社會史就是一步汽車，是既可以拐彎、又可能倒退的。孔學就是一種在社會人文歷史發生倒退時的“繼絕學”之學，但是，誰又敢說後退就一定的壞事呢？反正我不敢這麼說。孔子在這一點上，也許有老子思想的影子，是“反動”的。

“(3)孔子以“仁”釋“禮”，將社會外在規範化為個體的內在自覺，是中國哲學史上的創舉，為漢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結構奠下了始基。孔子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和代表。”

我認為，孔子的“仁學”應當是中華文化中理想性人格的象徵和代表，所以，才被歷代所推崇，所追求，而大凡屬於被追求的精神類的東西都是非現實的。

“(4)“仁”的四個層面：(A)血緣基礎，(B)心理原則，(C)人道主義，(D)個體人格。四因素的相互制約，構成有機整體，其精神特徵是“實踐(用)理性”。”

仁學 “四框架”中，“血緣基礎”是界緣，是核心，是原則，其他三者圍繞之，拒斥其他，以為閉環。這是我之愚見。

 “(5)最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則，它是孔學、儒家區別於其他學說或學派的關鍵點。”

這種心理情感是以血緣為紐帶的，五服關係、擬血緣關係，泛血緣關係，都不過是直接血親關係的放大化，結果讓社會運作和封閉在一種血親關係之中，以此成為一種社會治理的基本模式和內聚力。但在心理情感上還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的標準是以與核心血緣關係的距離遠近來決定的。所以，男人在個人財富分配上，優先分配給與他有兩性關係的女人，然後再分配給子女是合理的，因為沒有兩性關係就不存在血緣關係的產生，故兩性關係是根本關係，核心關係。這是關係中最重要的。

“(6)強調情感與理性的合理調節，以取得社會存在和個體身心的均衡穩定:不需要外在神靈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熱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達到濟世救民和自我實現。”

由於生存環境（地少人多，生存資源匱乏）的擠壓，種族整體生存的需要高於一切，人之兩端即老幼關係處理成為情感與理性的衝突的調合之點，於是在以血緣為紐帶的前提下，發展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愛幼”的社會倫理原則，為保障這種倫理原則的可持續性，中國人發展出了強大的“孝德文化”，並以此延展出“孝“與“後”的道德邏輯關係，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類，以“孝”與“後”，從道德層面來維護社會治理的內在穩定，以防禦“棄老”和“棄嬰“現象的普遍社會化。

農耕文化決定了老年人對自然環境的知識文化的積累在生存中的重要價值，在非科學化的時代，這種價值解決了生存過程中的許多實際的問題，於是“神化”長者也成為一種自然，久而久之，以“祖宗為神”的民族心理形成，並以祖宗建立起最終的信仰和精神歸宿，故“光宗耀祖”，“衣錦還鄉”成為漢民族男子的人生目標，死入祖墳成為人生的最後追求和道德歸屬，而非西人的“天堂”或“上帝”，漢民族沒有發展出明確的“超越界”是它精神內求的結果。

202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