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挑战”鲁迅？（四）

2022-01-06

陈漱渝，《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书的第四个专题是“《杂文报》与《青海湖》的风波”，是对两篇“贬低”和“侮辱”鲁迅的文章的讨论。

1985年8月，《杂文报》发表李不识的《何必言必称鲁迅》，《青海湖》发表邢孔荣的《论鲁迅的艺术创作》，被认为严重贬低鲁迅作品的价值，引起广泛的讨论。李不识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学经济的，只是对鲁迅对文坛的“垄断”有所不满，发了些牢骚。他的这个短文没什么分析论证，没多少内容。只是无知者无畏，杜撰了“鲁货”、“鲁化”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名词，夺人眼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精心维护鲁迅神圣形象的孝子贤孙大为光火。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问题，报社的责任更大一些。李不识毕竟只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他那个东西连文章都算不上，像是小孩子吵架说脏话。专业的《杂文报》发表这样的文章，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青海湖》发表的邢孔荣的《论鲁迅的艺术创作》倒是一篇专业的论文。这篇文章将鲁迅一生的创作分成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06-1918），这时鲁迅还用文言文写作，被认为基本上是失败的；创作时期（1918-1925），也就是小说创作时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衰退时期（1925-1936），主要是写杂文，文学成就不高。我不了解邢孔荣其人，不知他是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他的这篇文章，总的感觉是水平不高，算不上好文章。虽有观点，但只是简单的举例，没有充分的分析，没有深入的探讨。也谈不上是独立的创作，基本内容似乎是对之前夏志清类似观点的评价。其实，在没读这本书之前，读过陈漱渝和曹聚仁的鲁迅传记之后，我也有这样的判断。鲁迅真正的创作高峰是到北京之后，尤其是五四前后发生的。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创作了一批划时代的著作，《狂人日记》，《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在这些小说中，他深入剖析了国民的劣根性，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战斗性。离开北京之后，鲁迅经常陷于各种人际纠纷之中，创作能力可能下降，主要是写战斗性的杂文。我觉得，邢文除了写作不好之外，其内容上的最大问题是贬低了鲁迅杂文的价值。鲁迅的杂文，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纠缠使其价值受到影响，但作为一种战斗性的文体，是有其历史或时代的价值的。不过，邢文作为一家之言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论证水平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立场或者其他政治方面的问题。

《青海湖》杂志居然为发表邢孔荣的文章作了检讨，这是1986年的事情。为一篇“贬低”鲁迅的文章而作检讨，这是来自什么方面的压力呢？

本书主编选取的评论文章，大多是对“贬低”和“侮辱”鲁迅进行批判，为鲁迅做辩护的。

针对邢孔荣说鲁迅早期作品价值不高，“使用文言文这种行将死亡的语言写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的说法，毛微昭在《虽不是神，但毕竟伟大》中说，“如果对鲁迅竟这样苛求而不顾具体历史条件，我们是否也可以指责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没有写新诗而写了许多古体诗词，也是一大错？”

我对毛微昭这样的论证方式表示反对。扯上毛泽东等伟人或者国家领导人，完全是狐假虎威，不是公正的讨论方式。毛泽东等人写古体诗词，是因为这种体裁可以更好表达其意志。鲁迅用文言文写作的那些论文，如果用已经出现的白话文写作，是不是可以更好表达其意志，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呢？况且，鲁迅后来是反对文言文的，他是将文言文看成是统治阶级垄断文化的工具的。实际上，鲁迅后来成为新文学的主将，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对白话文的推广作出巨大的成就。如果他一开始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白话文写作，岂不更好，对新文化的推动作用岂不更大？

袁良骏在其《“鲁货”、“鲁化”论》中讨论了鲁迅在新时期交“华盖运”的几个原因：一是“四人帮”对鲁迅的糟蹋；二是文-革让人们怀疑伟人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三是一些权威作家发表了对鲁迅的伤害性言论；四是海外及港台出现一些贬低鲁迅的言论；五是新时期给右翼作家的“平反”带来一些对鲁迅的负面影响；六是鲁迅本人也有一些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些东西在新时期自由开放环境下被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讨论；七是鲁迅的著作深奥难懂，制约其被新一代读者了解；八是鲁迅研究工作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九是“寻根”理论和“断裂层”理论带来的冲击。

袁良骏的文章，有几个方面说的还算在理，比如第五和第八点。但是，讨论鲁迅在今天“地位”或“影响”的下降，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是袁文没有提及或者不愿提及的。如今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人们文学艺术的欣赏品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鲁迅作品严肃的批判精神不再为现代的人们所接受。其实，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这个时代批判精神的丧失。鲁迅的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他批判的对象是那些封建的专制的礼教的腐朽的落后的教条的愚昧的东西，那些塑造民族劣根性的东西。但在我们的时代，在长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传统影响下，公民的自主精神在丧失——实际上公民本身已经丧失，人们的批判精神已经消失殆尽，言论的控制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的削弱，都使怀疑和批判落空。即使有批判，也是诉诸情绪，讲主义，讲立场，讲政治，很少讲实证，讲分析，讲事实。批评或讨论往往沦为意识形态决定论，先验前提论，政治正确决定一切。

丧失了批判精神，讨论鲁迅杂文就没有意义。鲁迅杂文的价值就在于批判。在一个没有批判的土壤的时代，杂文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今天讲鲁迅杂文的现实意义，确实是一个怪诞的问题。鲁迅杂文是用来批判的，我们推崇鲁迅，却不能推崇他的杂文，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批判的土壤。这样的问题是有政治敏感性的，鲁迅研究者们通常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权威的鲁研者们沉溺于维护鲁迅的神圣地位，对于任何怀疑鲁迅伟大光荣正确的言论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风不顾身投身保护鲁迅的战斗中。但是，他们维护的鲁迅是没有鲁迅精神的，只是一个鲁迅的空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