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挑战”鲁迅？（五）

2022-01-06

陈漱渝，《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书的第四个专题是“鲁迅研究与意识形态”，主要是围绕汪晖1988年第六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展开的讨论。

汪晖认为，我们历来的鲁迅研究，缺乏当代性，现实性，缺乏对当代生活的参与和介入，缺乏与当代思想的沟通与对话。本质上，鲁迅研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论证，最高领导为塑造意识形态权威，思想和文化的权威，给鲁迅研究设定了一定的模式，制定了一定的标准。研究不过是按照一定的模子来塑像。研究的前提是既定的，方法和路径的一定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结论也是前定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发现新的东西，也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发现；研究不过是要证明已经被证明过若干次的内容，至多是补充一些材料，换一种同样正确的说法。这样的研究，几十年一贯，千篇一律。伟人为鲁迅勾勒出圣像，三个“伟大”，七个“最”，“旗手”，“斗士”，“主将”，“先驱者”，“至圣先师”……研究就是照模子塑像，就是为圣像增光添彩。被塑造或重塑的鲁迅，实际上并非历史上真实的鲁迅，而是被规定了的被定型了的鲁迅。那个锋芒毕露的鲁迅必须用大幕遮起来，时代需要的是敢当“革命小兵”的鲁迅。改革之后鲁迅研究有了一些变化，眼界拓展了，思维深化了，但是论证还是先验的，概念还是贫乏的。汪先生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肯定了他关于“回到鲁迅那里去”的观念，但还是觉得王富仁的研究还不够彻底，还不够深入。

读了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总觉得大多是传统套路，隔靴搔痒，形式主义，或者是将鲁迅掏空，仅仅关注与鲁迅有关但脱离其精神的“鲁迅周边”，或者是将鲁迅无限拔高并努力维护其神圣形象，或者是重复已经被重复几千遍的那些绝对正确的陈词滥调。说实在话，有时候真觉得很多专业的鲁迅研究者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他们躺在鲁迅身上吃饭，干的却是鲁迅所反感所痛恨的无聊的事情。

汪晖此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打破了以往研究的那种单调，沉闷，浅薄，诡辩，他能够正视历史，正视现实，能够暴露问题，揭示真相。相对于那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认识和思维都高出一截。实际上，长期以来主流的历史研究，大多是从特定立场出发，用特定的方法证明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结论。意识形态化的鲁迅研究，不过是确认权威的话语，圣化鲁迅的形象。比如在某些研究者的眼里，《呐喊》和《彷徨》就是以艺术的形象的方式来表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命题。鲁迅实际要表达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鲁迅表达出符合政治需要的内容。

辛平山在1990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对汪晖进行批判。鲁迅只是一个“形象”，似乎没有他的真实存在，而且，鲁迅的“形象”是被研究者所塑造的，这样将“研究”等同于形象塑造的观念，在我看来只是利用和玩弄而已。我讨厌这样的论调。辛平山的方法、立论及证明的套路，就是汪晖批判的那一套。看到下面这句话，我就彻底明了作者的思维方式了——“他反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价鲁迅就说明他不承认鲁迅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P288）真是奇怪的逻辑。汪晖并非反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而是反对仅仅从意识形态需要进行的研究，反对将研究对象纳入强加的外在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反对前定的前提下前定的结论，反对证明无需证明的陈词滥调。“就说明”这样的“说明”简直是一种泛滥的无聊的表达，前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前因与后果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鲁迅当然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真正的鲁迅研究是应该从鲁迅的意识形态研究的，而不是将鲁迅套入一个“正确”的意识形态当中。看到下面这段话的时候，我开始有些反胃了。“他（鲁迅）深刻认识到，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没有中国人民的未来。所以他后半生始终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列，站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前列。”如此说来，鲁迅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而且已经是一位自觉的先进的共产主义战士了。而且，他已经预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了。

我真的相信，与那些虚张声势的辩护者和维护者相比，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批评家在智力上和人格上都显示出显著的优势。

那种真正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研究，才是时代所需要的鲁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