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对于民主与法制，不仅有着极为明确的论述，而且有过长期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这就是由于在中国哲学产生很早，五帝时期就引以为国家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科技、教育、文化等一切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所以，这就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而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代“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以君主一家私利为核心的独裁专制政权后，又进行了长期的反面社会实践。我们正可以从这历史的正、反两方面进行比较。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民主”、“法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但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而言，民主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管理、治理上，由广大人民做主，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掌权为公，治国为民，执政者以人民为根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实行民主，不害怕老百姓提意见，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广开言路，倾听人民的意见。五帝时期对此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 建立巡视的制度，帝王凡五年一巡狩，到全国各地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倾听民意，考察各地吏治、政绩，以检讨治国措施的利弊得失而改进之；
二、 设立民意代表机关称作“四岳”，进行参政议政，帝王每遇治国大事必与“四岳”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方可实际施行。如尧欲治理洪水，首先咨询“四岳”之长的意见，虽尧的主张与“四岳”之长意见相左，还是听从了“四岳”所推荐的鲧，而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尧选接班人也是听从“四岳”之长的意见而选拔、培养、任用了民间一位至孝的单身汉。可见其时民意代机构权力之重。
三、 帝王施政过程中，用各种方式鼓励天下百姓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如黄帝立“明台之议”，尧立“诽谤木”于通衢大道，舜置“敢谏鼓”于宫庭外及各级衙署门前等。
四、 在百官设置之中又专设谏官，谏官的责任就是对施政提出各种批评与建议。
夏禹建立封建君主独裁政治制度，提出“惟皇作极”的政治口号，明确要“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①，就不会听任何人的意见了。于是，“立明台之议”变成了一言堂；“诽谤木”变成了代表皇帝尊严的华表；“敢谏鼓”变成了民众击之喊冤、挨四十大板方可受理官司之鼓。虽历代也还沿袭古制，朝中设有谏官，但真正能听得进谏言的帝王没有多少，因为他们都只要求百官及人民对其歌功颂德，不能进行批评。搞的是颂我者昌，谏我者亡。因为害怕黎民百姓提意见，乃至进行思想控制，制造文字狱，焚书坑儒，千方百计以言定罪，迫害知识分子，株连九族，也就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所以，在管理和治理国家的一切事务中，不能广开言路，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代表、不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论编出多么好听的说词，都无民主可言。
而民主又是与法制紧相联系的，法制以民主为根据，民主以法制为保障，两者互为依存。有真正的民主，才会有真正的法制。而没有依客观自然之道为指导的法制建设，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故，黄帝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② 执政以人民为根本，执政者就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无私利。故黄帝又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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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② ③ 《黄帝经·经法·道法》。
法律依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制定，法律就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在法律面前，不存在任何可以置身于其外的“特殊阶层”，而可以不守国法。所以“道生法”，这是法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科学命题，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道德和法律，凡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和道德，它就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就具有稳定性。故“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严明，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则天下治。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社会上存有特殊阶层不受法律制约，虽有严刑，乱根已定，乱为必然。整个五帝时期，犯罪事例极少，且无战乱发生，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时，在执法中，是谁犯罪，谁伏法，不搞株连，亦是五帝时期执法上的一大特点。例如，鲧犯罪受诛，并不影响对其子委以治水大任。禹之治水有功，也不因其是鲧之子而影响其受禅为帝，就是例证。
夏禹建立为其一家私利掌权的封建君主独裁社会制度后，就破坏了五帝时期以道立法的制度，而是以自己独裁的利益、喜恶、需要为法。他提出的“惟辟作福”，② 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而赏人。“惟辟作威”，③ 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自己的意愿而罚人、杀人。这当然不是讲法制，而是强调皇权至上“以意为法”、“以言为法”的君主独裁。如禹治水毕，舜露出以禹代行摄政意，禹就提出自己威望不及皋陶德播天下，恐民不依。又言治水中苗民顽而不按时完工，请舜授权以征苗民，舜不许伐，曰：“以德可也”④。此后，舜对苗民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⑤。舜恐日后有祸事起，遂迁苗民一部于三危，使其余者南迁至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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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任法》。
② ③《尚书·洪范》。
④ 《吕氏春秋·上德》。
⑤ 《绎史·卷十二》引《韩诗外传》。
蠡之间。故吴起言及史事，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①。
舜死之后，禹即帝位首先就是举兵伐苗。禹为了通过兴兵伐苗之战，威慑天下诸侯，将战争气氛闹了个轰轰烈烈：先是率百官祭祀上天，后又祭祖庙，尔后誓师，宣布苗民的“罪状”。说是：三苗为乱，上天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教化，多次叛乱。直闹得在他们那里是妖魔四起，天生变异，黑白颠倒，夜里出太阳，夏天闹冰冻，大地开裂，五谷不长，天降血雨，狗哭于闹市，我受上天、祖宗之命以征有罪，冀望大家协力同心②……民之慑服，禹以为并不等于诸侯也服。所以，其在大会诸侯于茅山之时，就以迟到为理由，又杀了诸侯防风氏，并将其暴尸三日以示众。
而禹之子启，傲虐更甚，其自取国权，天下人不服，尤以有扈氏反对最烈，启就举兵而伐。战前，召六卿而申之曰：“尔等六卿各理军事之人，我设誓告诉尔等：有扈氏威虐侮慢《洪范》五行之盛德，怠弃三正之大法，上天就要剿灭他们！今天我就要恭奉天命讨伐他们！尔等军前若是左不攻于左，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右不攻于右，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御车者驾不好车马，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凡听我命令者，行赏于祖主之前；不听我的命令、作战不力者，则杀尔于社主之前！所该杀者，非只杀尔一人，而是要将你父母、妻儿先在你面前杀死，然后再杀你！莫谓言之不预！”③
其后，禹子启的作威作福，在坑害天下百姓的同时，亦给他的亲弟弟带来了杀身大祸。禹的小儿子武观见其兄当上了帝王，作威作福，他认为自己作为禹子也该当如此。所以，在其兄面前就不拘礼节。夏后启认为这是其弟有篡逆之心，于是就将武观流放于西河。其后，这个夏后启还是不放心，就又让方伯彭寿率兵征伐武观，彭寿将武观擒回交给启，启就将他弟弟武观杀了。大约武观作了鬼，也还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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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魏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② 《古本竹书纪年》、《随巢子》、《墨子》、《论衡》等对此均有记述。
③ 《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
自夏禹建立“惟皇作极”独裁专权政治制度后的整个历史上，虽然一方面还世代呼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口号，但实际则实行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一套，虽后世严刑到了一人犯法而株连九族，历朝历代都有“满门抄斩”之事发生，但却乱象横生，造反者不绝。究其原因就是执法不公，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造成的。历代的农民起义，归根到底都是“官逼民反”。所以，法律只要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法律就不是公平、合理、科学的法律，在此种法律面前就不存在人人平等的问题。而只要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事实存在，则国家必乱。
从历史上理论与实践的事例中可知，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上，民主是前提，法制是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保障。没有民主，便永远不会有真正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与制度。而要使法律制度很好地为民主制度服务，则必须大力发扬民主，并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民意代表机构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人民的权力来监督、监察、制约执政者行政权力的正确施行。因为，人类也同其他动物、植物一样，为了生存就需要生存的物质，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人人都有大量占有社会财富的本能性欲望，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私欲。因而对于掌握公共权力公共社会财物资源的人，也同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一样，一方面要靠其道德修养以自律，更要以一种切实可行的权力机制进行施政权力运用上的有效制约，将权力运用限制在特定的笼子里，不准其越制运用。不然，掌权者就极容易产生腐败，因此而毒害社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乃至由此而改变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