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朔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其中一部分是说他自己，一部分是说别人，弄得我这两天见了什么人都被问起这件事，而且说的都是王朔骂了谁谁谁，完全没看见王朔自己的事。所以，我得出结论，现在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人”，也很少人真正关心他说的对还是错，只有蜚短流长才能引起兴趣。真没劲。

贴上我在三联写的关于王朔的短文，没改过的——

    王朔在读着《时间简史》和《金刚经》，人却在12月25日出现在海淀人民法院，因为他在公众期待中有特殊的位置，所以出庭为朋友代理民事纠纷的事情足以引得媒体追逐，而其中的关键被猜测为“王朔要再度发表作品...

　苏格拉底以清明的思想为正确生活的条件，他认为，世俗中的食物仅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衣服的价值仅仅局限于遮蔽和御寒功能，对女人的需求仅仅出于生育的需要。这样的城邦生活，被他的对话者格劳孔感叹为“猪的城邦”。苏格拉底问，“缺了什么呢？”格劳孔答:缺躺椅、桌子、点心之类平常的文明用品。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别有他求的城邦是“癫狂的城邦”。他所指的不是道德上，而是医学上的癫狂症状。2000多年后，同样被他的时代视为思想者的建筑师库哈斯在研究了现代大都市的典型城市纽约之后，作出的判断与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指责几乎相同——癫狂的纽约。他的定义同样不是道德意义上，而是有医学含义的癫狂。区别在于...

1907年6月，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斯坦因离开敦煌时的一幕场景集中显现了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命运：斯坦因已经预知他将在欧洲得到他梦想得到的荣誉，那个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则除了用斯坦因给他的捐款修整寺庙，还要忍受着内心的种种矛盾，这一点是斯坦因观察到的，同样被斯坦因记录下来的是他在敦煌城外受到了敦煌地方官们的盛装欢送，他们根本不知晓斯坦因带走了什么，即使知道了对其意义没有概念。此后，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在中国新疆的考察队都没放过藏经洞。《敦煌史话》记，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卷，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德国、美国、丹麦...

斯坦因与敦煌的故事，在今天重提，不仅有100年这样一个纪念性的时间点，更有可说的，其实是其中的复杂性——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学概念，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方式的不同。谁能说中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斯坦因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也没人能说中国人没文化吧？只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所以那些材料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价值还没被认识到。

一味的谴责斯坦因，或当时的官员，都显得是事后的觉悟。王道士一直被指责为“贪恋”，可是斯坦因的著作里很严肃地记录着，王道士把所有钱都用在了修缮庙寺上了，你也不能站在自己今天的立场因此指责王道士“愚昧”。而简单地说那些被拿走...

在汉朝时《论语》有三个版本，流传的有两个版本来自鲁国和齐国，这两个版本被张禹合二为一，因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因...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