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与敦煌的故事，在今天重提，不仅有100年这样一个纪念性的时间点，更有可说的，其实是其中的复杂性——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学概念，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方式的不同。谁能说中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斯坦因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也没人能说中国人没文化吧？只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所以那些材料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价值还没被认识到。

一味的谴责斯坦因，或当时的官员，都显得是事后的觉悟。王道士一直被指责为“贪恋”，可是斯坦因的著作里很严肃地记录着，王道士把所有钱都用在了修缮庙寺上了，你也不能站在自己今天的立场因此指责王道士“愚昧”。而简单地说那些被拿走的文物在国外得到了更好的保存，也显得过于迂腐。斯坦因到中国的四次考察发掘都有英国政府的协助，那背后有一整套世界观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世界文物的保护的公心。保护是为了研究，研究是为了了解，了解是为了建立关联……

重提100年前的敦煌故事，如果得到的认识只是仗着中国现在富裕点了，就想着讨回那些文物，那未免浪费了这100年的时间。

100年前中国发生的种种故事都有值得细究的细节，因为我们总是忙着愤恨——或愤恨于自己的文化，或愤恨于外强的欺侮——而没有像斯坦因那样从一个个历史细节中建立对他人和自己的理解。

这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中，有对那段故事更详尽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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