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丁学良
如果有人问：大家都感到那些在2017新年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态，标记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该为它起个什么名称最贴切？笔者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没有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
确实，不管阁下高兴不高兴——指名道姓地说谁为此高兴、谁为此不高兴并不很难，只是不礼貌，咱们暂不点名——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是一个缺乏有人敢于出头扛大旗的时代。这种状况发生在1917年那场搅乱了全世界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的今天，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超级悲喜剧。其中饱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的深刻启示，非同小可。...
在笔者于今年6月12日为FT中文网所写的评论《中国对美国孤立主义的爱和恨》里，曾经假设万一（注：第一个“万一”）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以后，他在竞选期间大声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创意，万一（第二个“万一”）大部分被他的当局真动手做起来，不论最终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将会造成怎样的地覆天翻的后果。而在这场搅动全球战略态势的大乱局中，北京拟定的“中国梦”里面那些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突飞猛进的美好设想，便会获得意外成功的新机会。
特朗普已经为“中国梦”增添了机会到今天为止，上述的第一个“万...
在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奥巴马立马访问欧盟的两个成员国。笔者本来以为特朗普阵营里会有几个大嘴巴像以前一样，公开指责这位现任总统是趁最后的机会花公款搞一趟欧洲游。也许是得胜阵营眼下太开心了，这次没讲什么恶心话。
任期只剩下几十天的奥巴马，匆匆跑一趟欧洲，实打实是去盟友那里灭其焦虑之火——保证特朗普的当选不至于让美国也“脱欧”，即解脱对北约的军事安全负担，让欧洲人百分之百地自己花自己的钱（目前是支付一半），必要时完全靠流自己的血、死自己的人，保卫自己的家园（“奥巴马道别，欧洲盟友自珍重&rdquo...
这个年头，许多人每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或媒体网站，总是带着既担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态，急切地收视或扫描头条、二条新闻，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了，特别是亲人目前所在的遥远地方，或自己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或马上要去访问的地方。这种矛盾心态颇类似于小时候听大人讲恶鬼的故事，又怕听恐怖细节，又禁不住想听个明白。
华人社会的奇特型态在环顾全球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的这些岁月里，笔者不能不反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型态（peculiar pattern）：相对而言，五个华人社会是处于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档次。而这五个华人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架构、经济水平、...
随着特朗普越来越以美国“可能的下一届总统”准官方身份就外交政策大声开火发炮，不计其数的美国严肃媒体评论家、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和资深的主流政界人士均摆出严重担心的理由，因为特朗普这位从未当任过美国公职的特级炒作大师正在提出一连串“大翻盘”档次的外交政策设想。假若这些设想中的任何一项成为不久之后真上了台的“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外交作为，都会把小小的地球折腾至大大的不安。
一、特朗普的“反动倡议”
令特朗普实在忍无可忍的，是过去许多届的美国两党总统都一脉相承的外交政策之基线—...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
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
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做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
刺激笔者写这篇带有公共政策建议成分文章的间接原因，是两个时隔多年、而在核心机制上却密切相关的反差式经验。直接刺激笔者写这篇评论的，是台湾眼下的政权变更，以及随后一定会层出不穷的海峡两岸须严肃对付的老困扰和新麻烦。
它山之石，不可以攻玉?
第一个间接经验来自2006-2008年在北京期间，笔者参与美国和中国有关全球化对双方关系新挑战的合作研究项目，多次听到中方资深研究人员对美国形形色色智库的羡慕，和把这一体制引进中国运作的热切希望。有位中方的小组负责人特别提及他们小组访问加州斯坦福大学及邻近的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坐在课堂里听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班的讨论。授课教授就是几年前卸任的美国外交和...
摘要：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
“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有两个重大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
另一个时期，今天通常用“五四”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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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宣布今年9月3日要举行庆祝二战/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消息以来，全球的观察家都在猜测，哪些主要国家的哪些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北京阅兵式。中国的老百姓讲面子，中国的党政高官更讲面子。来的外国代表越多、其级别越高，北京的这笔风险投资在国内外的政治和宣传市场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耀眼。
北京阅兵式的风险投资
称这场阅兵式为“风险投资”并不离谱，因为中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大把握，他们最希望请到的那些主要国家的政要是否会来北京登台捧场（“中国公布抗战胜利日阅兵安排，参与国别尚未知”，DW中文网，201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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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十八大为新起点标志的反腐败运动，迄今已经两年半了。再过两年半，中共就要按期举行十九大——如果一切都顺利不出大事的话。
两年半的反腐败运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特别像刚闭幕的周永康案。然而在海外媒体上，大多数报道和点评均是以一个主题来作解释，往往把反腐败描画成电视连续剧式的过程。虽然那些不全是无稽之谈，但这个运动是不应该被这么全盘戏剧化的。
中共要达到反腐整肃的目标非常之难
客观地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包含实实在在的正当性。在这个“一石击多鸟”的高难度和高风险的颇具规模的操作中，有一个目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