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党国英
近日，在四川峨眉山景区，当地居民与景区官方间因林权证和利益分享等问题发生较大冲突。好在，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让步，给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希望。
峨眉山景区自古就有居民。旧时，没人收门票。有了一竿子插到底的政府，景区被圈起来了，就有了“公共利益”，并要政府维护。景区里的土地，本是当地居民所有，后来归了集体，农民还不能退出。有人认为，景区土地归了当地居民，他们就会乱来，景区要被破坏。这是不少官员喜欢的逻辑。中央推动林权改革后，当地管理者想为居民保管林权证，理由竟然是：为他们好。
然而，居民有自己的逻辑。那些景观土地虽是集体所有，但曾是农民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1]2012 年12 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在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目标本身并无异议，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意见却...
有媒体披露，重庆市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凡是重庆农村居民，首次在重庆市城镇购置普通商品住房，建筑面积90平方米及以下，只要价格在房管局公布的市场均价以下，可全部免征契税。按现行契税征收标准，重庆农民可节约支出总房款的1.5%.对于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农民来说，这个数额不算太重要。但它所反映出的重庆市政府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却有重要意义。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特别强调城镇化在未来发展中的意义，并将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作为政策调整的目标。这是中央政策在近期发生微调的一个信号。近十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总体上在加快，...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年1月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如何完成“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目标，成了当今中国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城市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能总是强调“中国特色”，而是要尽可...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使得改革风险降低、社会转型比较顺利?依笔者之见，如果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始终能伴随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转型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例如，他们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拥有独栋房屋的阶层会因生活于低人口密度居住区，有更大可能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
中产阶层的收入比较高，衣食无忧，因而有更大可能从事有创造的职业，给社会带来活力。中产阶层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会使社会的消极势力受到钳制，对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社会保持活力。他们...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认为，当前的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化陷阱”开始显现。有人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将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
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又很快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这种变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必然性。正确认识这种变化的成因及趋势，才能找到城市二元结构的办法。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的共同点，是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公共服务享有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城市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原住民。前者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后者为城市二元结构的标志。此二者之间有一定关系。收入低的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后，能够接受高于农村劳动者平均年收入总量、但低于城市年平均收入的工作岗位。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农村进城务工者处于城市低收入工作岗位...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一种文化研究热，一批学者（包括少数经济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解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疑惑。笔者不敢简单否定这种“热”的意义，但在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缺乏批判性思维而耽迷与引经据典的“考据派”学风。有的学者则是以书斋里幻想出的概念联系，来替代现实事物之间本来的联系；还有的学者甚至把玩着一串串概念，在搞填空游戏。分析中国社会的过去与未来不联系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当的；但如果在这项研究中不采取批判性立场，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文化问题呼唤实证性研究。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对近些年我国的文化研究作一评...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认为，当前的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化陷阱”开始显现。有人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将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
11月22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最近中央把改革征地制度、修改土地管理法作为重大任务，要求加快推进。而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造成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
近30年，中国社会的快速城镇化，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事变，也是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做好这件事，有利于中国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件事出了偏差，将延误发展，造成浪费；若偏差太大，中国现代化暂时中断也未为不可。
中国走向城市化的趋势谁也改不了，但这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多赢博弈过程，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一定和谐平顺。事实上，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