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磊
“圆明园的西洋楼美吗？那就像一个中国人，穿着西装，却戴了一顶中式小圆帽。乾隆皇帝不是为了欣赏西方建筑的美，才建这个西洋楼，他只是喜欢人家气势磅礴的喷泉。但他觉得西方人在喷泉旁边放12个裸体美人鱼有伤风化，所以，他换成了十二生肖那就是后来流失海外的著名的兽首。”
昨天下午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荣祖带着他的新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在体育场路晓风书屋做了一场钱报读书会，题目叫《从圆明园的西洋楼看东西文化的相遇》。
当汪荣祖讲述圆明园的种种典故，以及东西文明在两千年历史中屡屡失之交臂的时候，台下的读者禁不住要感慨，假如东方和...
这个春天对于演出行业来说，似乎有点“冷”。在全国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背景下，文化部也从严审批关于节庆活动等各种文化活动，从源头上遏制大制作和公款请明星的现象。一时间，各地林林总总的演出文化活动明显收敛。
能够突出艺术本体，不再比拼名人效应，让演出票价回归合理范围，对于广大观众而言，当然是好事一桩。而对于演出企业来说，面对“降温”，需要的却不是被动“捱”过，而是主动适应、去粗取精、突破转型。有专家认为，当下我国演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理性回归，此刻也正是民营演出蓄势发力的好时机。
多...
4月3日，刘洋首次回到家乡安阳祭祖，亲自到月台迎接的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代表市四大班子和全市570万人民对刘洋回到家乡表示欢迎，欢迎仪式极为隆重。（4月7日大河网）
不错，刘洋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此番回家祭祖实乃私人行为，领导干部犯得着放下手头的工作，全程陪同刘洋祭祖吗？
“八项规定”之所以深得民心，盖因为其剑指“特权”和“奴性”，意义深远。而我从安阳市委书记出迎刘洋的报道中，恰恰感知到了“特权”和“奴性”，...
“也论”，是因这个问题已有所“论”。我指的是乐黛云先生的演讲《中国文化如何面向世界》。我在凤凰网上看到了这个演讲的纪录稿；首先是乐先生之“论”，精彩多多，让我得益，而更重要的是，启发连连，使我因联想而有了“也论”的冲动。
“面向世界”是一个很热门的词儿，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有所增长，这个词儿显得愈加流行和时尚。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一个东西很时尚很流行了，你要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流行和时尚&r...
广州红专厂文化创意产业园近来备受关注。前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微博透露，红专厂将要被搬迁，今后全部规划成金融中心。据媒体报道，红专厂的确在金融城规划区域内，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位于金融城核心西区，规划目前还在研究之中，是否拆除尚未确定。尽管尚无定论，但红专厂何去何从俨然因此成了广州市民，尤其是文化精英不可回避的议题。
对于文艺青年而言，红专厂搬迁的消息难免有些意外，究其原因或在于，它塑造了广州本土重要的文化生活，其魅力早已为他们所耳濡目染，影响力与地位不言而喻。恰如“798”之于北京，很多年轻人对于红专厂也有特殊的情结。当然...
2014年3月，《禹贡》杂志成立80周年。这份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己任的杂志，是现代中国最早注意到边疆研究之重要性的杂志。而其主创者顾颉刚，曾于1938年入甘肃考察伊斯兰文化，并提出因文化隔阂而出现盲目的民族矛盾，必须用诚挚严谨的研究来消除。让我们温习一下《禹贡》这份杂志，重新检视历史前辈关于边疆研究的洞见，将其作为我们一份可以继承的文化遗产。
“化缘”办刊学术救国
致力于地理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术。
1934年3月1日，《禹贡》半月刊创刊，标志着禹贡学会成立。这个由学者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的学会，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现...
用公费来满足某些单位、个人的虚荣，表演得再逼真，也换不来什么文化自信，只能沦为笑柄。
在9日政协文艺组讨论时，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指出，一大拨中国演出团队砸钱去金色大厅“镀金”；国内首位登“厅”的宋祖英坦言自己“开了个‘坏头’”，并认为“后来者应该有一个审核审批的过程”。
金色大厅的“含金量”，无疑让很多人开了眼界。更让人讶异的是，仅在去年，就有上百个国产演出团体去“镀金”。
按理说，趋“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大多数的投资人已经接受这种崭新的理财模式，从固定保守的银行转向这一新型的投资手段。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未来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仍然有可能再次小幅度地降息。然而相比如今银行的不断降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作为一颗新星，其产品和收益都显得稳健许多，自然受到众多年轻人的欢迎。
对于投资人来说，理财产品能够带来的最大效益即是收益，选择做投资理财的人群大约是拥有一些闲钱的白领和事业相当的中年人或青年。相较于专业的金融研究人员，他们更需要简洁明了，快速便捷又具有高流动性的产品。而银行往往不会对产品的细节进行披...
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绪九年应会试考生1.6万多人来看，只“赐陈冕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其录取率约为1.9%，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8%的科举考生都成落榜生。
那么，清代如此众多的落榜生除了继续攻读再考外，还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种是“半工半读”，这是清代科举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继续攻读，以待下届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经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落第之后，都有一段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时光。他34岁那年才中榜，继而成为大臣、著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