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发展与交换的产生
——关于市场起源问题的一个超经济学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交换被抽象为理性经济人实现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被等同于实现瓦尔拉斯配置的一种途径,交换问题被简化为边际替换率问题(罗伯特.B.威尔逊,1996:219—223)。现代经济学研究交换的资源配置功能但却排斥对交换本身的研究,交换就是供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下的均衡。至于交换作为人类行为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则被作为一个黑箱简单化处理了。这种理解抽象了交换所具有的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内涵,使对交换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理解成为不可能。当然,新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是在一个纯粹的理想世界里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交换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不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对交换问题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处置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对交换起源问题的忽视同时构成新古典经济学丧失解释力的一个表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交换起源问题需要“超越”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其实,在古典经济学的那里,人类经济行为被理解为融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和伦理背景的特殊行为,经济关系被理解为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环节,交换被理解为整合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超越”经济学在相当意义上意味着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斯密和戈森的交换起源思想
市场或交换问题是斯密经济学的核心。在斯密看来,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探讨 “富国裕民”的实现途径(亚当.斯密,1972(下):1)。国民财富增长的关键之一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工的发展。作为一种劳动组合手段,斯密将分工理解为交换的一种现实形式。斯密所探究的“富国裕民”的实现途径,就是建立类似牛顿的“和谐的自然秩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斯皮格尔,1999(上):191)。这一秩序就是自由的市场秩序,或者说是基于人类本性的交换秩序。在斯密那里,“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利用自由定价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而是一种社会组织机制加上一种经济调节机制”(罗桑瓦隆,2004:79),同时,交换不仅仅是基于稀缺性和效用差异而发生的权力转移行为,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