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和产业的东风，把本人3年前的旧作发表一下，添一把小火。

这原本是在一个论坛上的演讲，后来经过一位专家的推荐整理成文，准备在国内某刊物上发表。终因观点过于激进，不合政治时宜被压了下来。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并称为新世纪技术革命的火车头，是未来推动我们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关键。但是，从转基因生物技术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无休止的“世纪争论”。我称之“面对早产儿的困惑”。

由于科学界的努力，转基因生物工程技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诞生、八十年代完善、九十年代实现产业化。其实，就广义的科学界而言，其对这项技术的诞生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围绕这项技术及产业，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有利益集团的博弈，个别团体的误导；媒体的夸大其词；有政府方面不同管理部门的不同声音；有一些规章制度的缺失；有高层领导的举棋不定，还有公众的困惑不解和无所适从的。。。。

这种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它代表着“单极的世界”向“多极的世界”的转化。

如果我们把争论各方做一下分析和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无非是由以下四个方阵组成，即： “正方”、“反方”、“官方”还有夹在中间的“公众方”。

“正方”的组成实际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界，另一个是产业界。产业界其实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我们看一下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就可以知道，在跨国公司的后面有不下数百家的本地公司在运作，而惠及的是全体棉农，棉花产业极其下游的纺织，服装产业等。

产业界和科学界在推广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从通过论证这项技术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来宣传这项技术。但是它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因为它过分强调了生产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市场上买方的力量； 第二个阶段是从营养改善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去宣传。但是营养的宣传在欧美节食减肥的时髦中悄无声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结论遭遇了“双重标准”的讨伐，无功而返；第三个阶段是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面进行论证。但这些话题往往是“社会精英”们的关注的，而不是普罗大众的最爱，所以社会反响也没有想象的热烈。

在这场争论中，“怀疑论者”具有先天优势：产业界由于本身具有的驱利动机的“原罪”，不能能被公众信任；无论科学界怎么宣传它的好处，也会有“王婆卖瓜”的嫌疑。

“反方”。反方的组成可以说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联盟。在它的旗帜下集结着传统的食品的生产者，非政府机构，个别忧心忡忡的科学家和个别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反对的理由和手法是不同的。

第一个手法是把生物技术“妖魔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潘多拉的魔盒论”。这种论调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是一种魔怪。一旦这种技术出笼，它可以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到那时人类再想控制它都来不及了。这种论调在前些年曾一度甚嚣尘上，但由于缺乏科学与事实依据，这种声音现在逐渐失去了市场；

第二种手法利用个别的科学家进行科学上的误证或者伪证。其中最著名莫过于美国的“斑蝶案”和英国的“小白鼠案”。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位科研人员声称，通过他的试验证实转基因玉米的花粉会对深受美国人喜爱的一种蝴蝶–斑蝶（Monarch Butterfly）的生存构成威胁。该报告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格外关注。但是，康乃尔大学科学委员会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该研究报告结论是基于一个自然界不可能存在的环境所得到的，因而其结论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类似的情形还有英国的“小白鼠案”。一位英国的科研人员声称其研究成果证实转基因食品对小白鼠有生长受阻，免疫系统遭受破坏作用。但英国皇家科学院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该研究报告逻辑和实验数据混乱，根本无法支持这一结论。这两个案例虽然最终都不成立，但它们仍然在消费者人群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负面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第三是方法相对比较隐晦，我姑且称之为“不可知论”。虽然科学界通过很多努力证实了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是安全的，而且已经经过全体美国人和世界其它许多国家十多年的食用验证了它的安全性，但“不可知论”仍然坚称：即便转基因食品今天是安全的也不能够保证它多年以后是安全的；人类食用它十年没有问题，但不能保证食用它几十年以后或几代人以后没有问题。这是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扼杀一项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首先，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而只有相对安全的食品；其次，我们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相比同样安全或者更安全。如果“不可知论”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全世界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就无从谈起了。“不可知论”者最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青霉素案”。他们说，“青霉素当年推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产生让人牙黄的副作用，我们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想重复当年的错误”。但是提出这种论据的人并没有考虑到，正是由于青霉素的出现每年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正是由于青霉素的出现带动的整个抗生素技术和产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青霉素的出现，世界上每年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由于简单的炎症或伤口感染而死于非命。

综上所述，我认为“反方”误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是用生物技术现阶段发展不成熟的一些弱点，来彻底否定这个技术；第二个就是漠视这个技术革命对环境和健康所带来的益处；第三个是混淆了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的概念，用双重标准讨论传统食品和转基因生物技术及食品安全的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我也把它暂时列入了“反方”，实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个别官员的心态，这就是“谨慎论”。这种观点说，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许多问题我们还不了解，我们应当谨慎从事。从原则上讲，这种论点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这种“谨慎论”不应该成为拖延观望和无所作为的挡箭牌。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这种“谨慎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官方”。可以分四个层面：第一个是各部委职能部门层面；第二个是规章制度、政策法规层面；第三个是操作层面；第四个是最高决策层面。中国各个部委职能部门对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不甚协调，但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理解的角度和对权力的诉求不同；规章制度的尚有缺失也是正常现象， 因为这毕竟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和产业；对尺度的把握方面千人千面更是必然；在最高决策层方面需全面平衡利弊及各方利益这正是领导艺术的真蒂所在…。但存在并不一定等于合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目前我们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困扰着我们，这就是：“职场定律”或者“官场定律”，我把它叫作“第一个吃螃蟹人的遭遇”。情景一：中毒死亡。也许他的螃蟹不是新鲜的，结果是中毒死亡；情形二：虽然没有毒但也不美味。因为他不会做，没有煮熟或没有味道。结果是这个人很无聊；情景三：他吃了螃蟹以后发现是美味，然后转告大家。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仍然视他为异类而排斥他，这是因为是有以下四条规律在起作用：第一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他总有犯错误的时候；第二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众口烁金；第三是一件错事至少要有四件好事去平衡，才能达到他人认可的程度；第四，即便他全做对了，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总之，第一个吃螃蟹人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我总结“职场和官场定律”的总律就是：“对传统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说是, 但没有人愿意带头说不；对新生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说不, 但没有人愿意带头说是”。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这样做不但需要有远见卓识, 还需要承担仕途和职场风险。所以说做一个开拓型人才或者官员难, 做一个改革家更难。

“公众方”。我们再分析社会公众的心理因素对于新生事物的排斥。第一个因素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正所谓“一动不如一静”，“万变不离其宗”；第二个因素是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心里在作祟：我们常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是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经常会忘记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经被这样无端质疑过；第三个因素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公众需要正确引导。当年电、汽车，农药等在诞生之初也曾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对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炒作和误读。

我绝对支持公众的“知情权”。但人们现在所谈论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已经褪变成了一种“对隐私的侦探权”。其结果是造成了小道消息，坏消息满天飞，也造成了新闻界的一种“不好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的定律。另外，过分强调知情权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以“知情权“的名义达到对于“隐私权”的否定，从而体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这恰好是“民主的悖论”： 我们不能用集体的自由或者民主来否定个体的自由或者民主，因为如果没有个体的自由和民主哪里来的集体的自由和民主？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曾经喊过一个口号，“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这是一个完全违背常理的口号。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也就是说，不是国强才能民富，而是民富才能国强。如果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在安全性方面没有任何差异，而屈从“公众”的压力强行要求标识，这实际上是“民主的歧视“或者“民主的暴政”。这实质是对民主的愚弄。

再说公众方的“参与权”。这场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论战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富人游戏”。鲁迅先生曾经讲过：”美国的石油大亨是不知道中国捡煤渣老婆子的痛苦的”。这场争论本不应该是“酒足饭饱”之后的助消化的话题，也不应是报纸，电视中借以耸人听闻的花边, 更不应该成为小团体争取赞助费和话语权的砝码。我斗胆问一句，在这场讨论之中有没有中国八亿农民的“参与权”？有没有食不果腹的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参与权”，甚至是“生存权”？

到底我们对生物技术产业是要支持，反对，还是要观望？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实质。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是因为我们对不断增加的粮食消费的需求，是因为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路线是一个纲，纲举目张”。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再犹豫不决。

思想解放，开拓进取才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中国正统的中原文明衰落的起点在哪里？我认为是由宋明礼学讲究“中庸之道”开始的，它极大地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心; 明朝后期的“禁海令”又彻底束缚了中国人开拓世界的手脚，从此正统中原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满清在入关之前，由于强大的民族危机感和进取心，使它迅速成长壮大，最终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并创造了“康乾盛世”；然而满清一旦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的中庸之道以后，便开始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并由此走向衰落，并导致中国近代的百年血泪史。我认为从“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重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促进的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起步的。

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不是某项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的产物，而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 欧洲的“启蒙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独立运动”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和火药，却只能用它们来看风水和炼丹；欧洲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会了它们，结果用它们去航海和开拓疆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

我们现在正站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决策的影响力、滞后性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制定一个决策会使这个行业的企业在未来6到10年间不断投资研发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 在接下来的8年左右商业化的时间里，该项技术和产品会为企业带来总共10倍以上的经济效益和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社会效益。我们这里讲的仅仅是一个企业，其实整个行业都是如此。所以，一个正确的决策的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这里还要强调政策影响力的滞后性。我们今天的决策所影响的产业化和及其社会效益要等到到十年以后。所以我们不应该“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当断不断必将错失绝佳的“领跑”机会。

中国推广抗虫棉起始于98年，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早的。当时中国推广转基因作物的面积排名世界第三。但是经过数年的“原地踏步”，现在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

在对待转基因技术商业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一直在观望欧洲。对此我大惑不解。中国和欧洲的“国情”截然不同或者恰恰相反。欧洲是一个农业生产技术先进的地区，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农产品生产过剩、“欧洲议会”相对较弱；中国刚好相反：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欠发达，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稀缺，粮食供应紧张，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我国对于发展农业技术的渴求应该远远高于其它国家。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欧洲人的节拍跳舞？

什么是我们应有的哲学？是欧洲的这种安于现状，自我欣赏？还是日本的拿来主义，唯利是图？还是美国的急功近利，惟我独尊？我欣赏的是邓小平先生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什么是我们应该具有的心态？是积极进取的“愚公移山”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是兼收并蓄的“拿来主义”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心态。是自强自信的摒弃了盲目排斥的弱者的心态。生物技术和种子技术产业都是上游的技术产业，是应该大力的鼓励引进和发展鼓的产业，而不是限制。

什么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行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承担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做了很多稳定亚洲经济的事情；中国也在维护地区的和平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我们提出自己无线通讯的“3G标准”；我们对于农业发展积极支持为世界粮食安全稳定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认为中国应该在农业生物产业的发展方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职责：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制定自己的相关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还有对其进程的完全掌控。。。。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发展自己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让别人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