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要立足本土化与实证化
——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
高小平
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接踵而至，甚至相互交织，使得现代社会越来日益呈现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系列变化是在时空压缩的现代语境中发生的，其变革之快、变化之巨、领域之广都堪称空前甚至绝后，以至于我们再要回想起一二十年前的社会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全方位的转变，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转型期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变迁、适应与调整的问题，至于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实施就更为如此了。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实现公众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和公意选择，是引导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或行为准则，是由特定的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正是由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整个社会游戏规则、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公共政策的环境与背景也不同于以往，因此新与旧、求变与守成、创新与惯性的矛盾便突显出来。同转型社会的诸多问题一样，公共政策所面临的也是顺应时势的问题。而我们目前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不多，而且大多局限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译介与推广，有些甚至是在中国环境下的简单运用，这些距离现实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此背景下，陈潭等著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便具了不可多得的意义。这些年轻学子们凭着对学术的一腔热情和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他们对变迁社会中公共政策的观察与思考。这种观察与思考，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备与成熟，但却凭借以下几点和该领域其它众多相关的成果明显有别：
其一，这是公共政策研究本土化尝试的成功之作。本土化在近十多年来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时独领风骚的字眼，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的现实理论与诉求。尤其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这种本土化更加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由于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起步较晚。加之传统上公共决策的随意性、人为性和长官意识，公共政策成为一门科学也还是晚近之事。我们在忙于对西方的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和运用，应该说公共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公共政策本身又是区域性与情境性极强的学科，换句话说，它更强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西方的理论现实践固然有参考价值，但更多的我们的研究应该立脚下的这方热土。正是这一点上，本书做了有益的尝试。虽然，作者也在上篇费了笔黑用四章的篇幅介绍了公共政策的含义、功能、要素以及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程序等知识，但显然作者们的旨趣并不只在此，但他们有更大的抱负――用理论去解读案例，去分析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应该说，他们对中国现实的关注是敏锐的、深刻的，他们部分选择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中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以求取对策。对苏南模式的分析、对贫困农村社区的生育文化的分析、对农民的健康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重构的分析以及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政策的分析等无疑抓信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而对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长江三角洲的投资政策环境的分析、国有企业改革的支持与制度创新的分析、关于价格听证的分析等也是中国城市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公共政策所面对的中国式问题。希望作者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但它们的这些工作对于当前的公共政策决策有以积极的参考意义。可以想到，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观照，对公共政策本土化的努力将会对后继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其二，实证性使本书摆脱了以往公共政策研究中纸上谈兵式的主观判断所导致的轻率、冒昧的问题，将其理论、观点与对策都建立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与统计分析之上。虽然其中有些方法的运用应该更加细致与精密，但这毕竟是公共政策迈向科学化的可贵尝试。“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不乏理论知识的作者们显然通晓其中的道理。他们没有陶醉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痛快与激情，而是在具体的调查分析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预设与结论。《贫困农村社区的生育文化》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与信息定量与定性分析，认为原先对农民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在政策决策中我们需要对农民概念化的观念和认识范式认真地反思。客观地说，作者的结论是可信的。《投资政策环境的作用、构成及相关因素》也是实证方法运用的成功之作，作者在对南京、杭州、上海三市五十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华投资的实地调查之上，对投资政策本身、政策制定者与具体实施者以及投资环境所表现出赤的综合效应的分析，作者提出，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从长远考虑，致力于地方社会资本的培植、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克服地方主义走向普遍主义、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弘扬地方特色与传统文化。当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的认真、踏实的求知方法。讲出一个观点并不难，难的每个观点都有真凭实据，都有认真求证的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方法本身的追求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的变迁，仅仅依靠摇椅上的灵感显然是不能把握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的。在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其三，积极的“问题意识”是作者们选择研究的特色，而这其实也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公共政策密切关注解决和改善社会问题，因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特性就是问题取向（problem oriented）。公共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的起始环节。公共政策的任务主要就是解决和改善在现实生活中不理想、不规范、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社会状态。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的问题意义成为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牵涉到研究者的对社会问题的发现能力和捕捉社会问题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学者学术研究中的敏感性与悟性问题。作者们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及时敏锐的捕捉到了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非常关键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函数中的重要变量。在几个有关农村的案例分析中，不论是对贫困农村社区生育文化的的分析、对农村医疗制度重构的考虑、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考察等等，可以说正切中了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对于城市、企业的关注，这种问题意识表现的也很浓烈，对投资政策环境的关注、对于政府与企业之间搏弈的公共政策分析、对于启动教育消费的公共政策效应分析等等，都有明确的问题取向。对于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研究来说，理论的研究固然是不可或缺，但如果失去了对现实的关照，那么所有的研究即便不是有问题至少也是有缺憾的。
除过写作的这三个特点外，还有一个不能为人注意到的细节，即这些年轻的学子除过对学术的热诚和追求外，各自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差别很大。可能他们中有些并不具备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专业修为，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贡献。数年前，沃勒斯坦提出要开放社会科学，引起了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共鸣，学科间的综合遂蔚为一时之风，造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在深入进行着的科际整合。公共政策科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本身就不是哪一科学的专利，从一开始它就表现出一种在公共问题决策上的多学科优势。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要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有更多大的作为，就应该坚持开放、反思、自由、多元的包容精神，迎八面来风，有百川汇海的博爱胸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著作的作者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典范。他们以自己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在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上见仁见智，其中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视野，这正是跨学科的研究之优势所在。公共政策研究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尽可能的吸收不同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这也是本书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了，在对这些年轻学者们的大量尝试感到欣喜，对这本公共政策案例分析的新作不吝溢美之词时，并不意味此书就已臻完美。本书对上下篇关系的处理、衔接上显得不够顺畅，有个别的案例分析仍略显粗糙，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白壁之暇，在所难免。本书的出版，不能是对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空缺的弥补，而且对于具体的公共政策决策方面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因此，本书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对于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决策者们都是难得的参考资料。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愿这些年轻有为的学子们再接再厉，为公共政策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陈潭等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书评作者高小平研究员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书讯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第4期，书评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
——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
高小平
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接踵而至，甚至相互交织，使得现代社会越来日益呈现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系列变化是在时空压缩的现代语境中发生的，其变革之快、变化之巨、领域之广都堪称空前甚至绝后，以至于我们再要回想起一二十年前的社会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全方位的转变，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转型期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变迁、适应与调整的问题，至于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实施就更为如此了。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实现公众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和公意选择，是引导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或行为准则，是由特定的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正是由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整个社会游戏规则、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公共政策的环境与背景也不同于以往，因此新与旧、求变与守成、创新与惯性的矛盾便突显出来。同转型社会的诸多问题一样，公共政策所面临的也是顺应时势的问题。而我们目前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不多，而且大多局限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译介与推广，有些甚至是在中国环境下的简单运用，这些距离现实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此背景下，陈潭等著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便具了不可多得的意义。这些年轻学子们凭着对学术的一腔热情和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他们对变迁社会中公共政策的观察与思考。这种观察与思考，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备与成熟，但却凭借以下几点和该领域其它众多相关的成果明显有别：
其一，这是公共政策研究本土化尝试的成功之作。本土化在近十多年来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时独领风骚的字眼，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的现实理论与诉求。尤其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这种本土化更加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由于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起步较晚。加之传统上公共决策的随意性、人为性和长官意识，公共政策成为一门科学也还是晚近之事。我们在忙于对西方的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和运用，应该说公共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公共政策本身又是区域性与情境性极强的学科，换句话说，它更强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西方的理论现实践固然有参考价值，但更多的我们的研究应该立脚下的这方热土。正是这一点上，本书做了有益的尝试。虽然，作者也在上篇费了笔黑用四章的篇幅介绍了公共政策的含义、功能、要素以及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程序等知识，但显然作者们的旨趣并不只在此，但他们有更大的抱负――用理论去解读案例，去分析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应该说，他们对中国现实的关注是敏锐的、深刻的，他们部分选择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中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以求取对策。对苏南模式的分析、对贫困农村社区的生育文化的分析、对农民的健康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重构的分析以及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政策的分析等无疑抓信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而对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长江三角洲的投资政策环境的分析、国有企业改革的支持与制度创新的分析、关于价格听证的分析等也是中国城市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公共政策所面对的中国式问题。希望作者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但它们的这些工作对于当前的公共政策决策有以积极的参考意义。可以想到，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观照，对公共政策本土化的努力将会对后继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其二，实证性使本书摆脱了以往公共政策研究中纸上谈兵式的主观判断所导致的轻率、冒昧的问题，将其理论、观点与对策都建立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与统计分析之上。虽然其中有些方法的运用应该更加细致与精密，但这毕竟是公共政策迈向科学化的可贵尝试。“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不乏理论知识的作者们显然通晓其中的道理。他们没有陶醉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痛快与激情，而是在具体的调查分析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预设与结论。《贫困农村社区的生育文化》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与信息定量与定性分析，认为原先对农民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在政策决策中我们需要对农民概念化的观念和认识范式认真地反思。客观地说，作者的结论是可信的。《投资政策环境的作用、构成及相关因素》也是实证方法运用的成功之作，作者在对南京、杭州、上海三市五十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华投资的实地调查之上，对投资政策本身、政策制定者与具体实施者以及投资环境所表现出赤的综合效应的分析，作者提出，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从长远考虑，致力于地方社会资本的培植、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克服地方主义走向普遍主义、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弘扬地方特色与传统文化。当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的认真、踏实的求知方法。讲出一个观点并不难，难的每个观点都有真凭实据，都有认真求证的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方法本身的追求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的变迁，仅仅依靠摇椅上的灵感显然是不能把握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的。在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其三，积极的“问题意识”是作者们选择研究的特色，而这其实也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公共政策密切关注解决和改善社会问题，因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特性就是问题取向（problem oriented）。公共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的起始环节。公共政策的任务主要就是解决和改善在现实生活中不理想、不规范、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社会状态。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的问题意义成为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牵涉到研究者的对社会问题的发现能力和捕捉社会问题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学者学术研究中的敏感性与悟性问题。作者们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及时敏锐的捕捉到了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非常关键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函数中的重要变量。在几个有关农村的案例分析中，不论是对贫困农村社区生育文化的的分析、对农村医疗制度重构的考虑、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考察等等，可以说正切中了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对于城市、企业的关注，这种问题意识表现的也很浓烈，对投资政策环境的关注、对于政府与企业之间搏弈的公共政策分析、对于启动教育消费的公共政策效应分析等等，都有明确的问题取向。对于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研究来说，理论的研究固然是不可或缺，但如果失去了对现实的关照，那么所有的研究即便不是有问题至少也是有缺憾的。
除过写作的这三个特点外，还有一个不能为人注意到的细节，即这些年轻的学子除过对学术的热诚和追求外，各自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差别很大。可能他们中有些并不具备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专业修为，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贡献。数年前，沃勒斯坦提出要开放社会科学，引起了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共鸣，学科间的综合遂蔚为一时之风，造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在深入进行着的科际整合。公共政策科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本身就不是哪一科学的专利，从一开始它就表现出一种在公共问题决策上的多学科优势。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要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有更多大的作为，就应该坚持开放、反思、自由、多元的包容精神，迎八面来风，有百川汇海的博爱胸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著作的作者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典范。他们以自己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在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上见仁见智，其中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视野，这正是跨学科的研究之优势所在。公共政策研究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尽可能的吸收不同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这也是本书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了，在对这些年轻学者们的大量尝试感到欣喜，对这本公共政策案例分析的新作不吝溢美之词时，并不意味此书就已臻完美。本书对上下篇关系的处理、衔接上显得不够顺畅，有个别的案例分析仍略显粗糙，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白壁之暇，在所难免。本书的出版，不能是对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空缺的弥补，而且对于具体的公共政策决策方面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因此，本书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对于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决策者们都是难得的参考资料。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愿这些年轻有为的学子们再接再厉，为公共政策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陈潭等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书评作者高小平研究员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书讯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第4期，书评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