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品质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应该从它的本质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有过十分明确的论述。
在写著于1876年9月底至1878年6月初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旧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而唯心主义又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时说：“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1885年9月23日，恩格斯在他写的《<反杜林论>二版序言》中谈到他在该书中对杜林的批判时说：“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 <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他还写道：“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他们创立的学说看作是“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辩证方法”。从他们的其他著述中可以知道，这种“辩证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永远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永远不会停止。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哲学时所指出的：“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这就是说，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要求我们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他们创立的学说。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他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象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转引自《智慧的明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即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它不是一个固守已有结论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在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复杂情况。”（《列宁全集》第3卷第26页）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直排本，第284页）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任何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僵化不变的封闭体系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观点不但不是坚持或维护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背离。
二、马克思主义是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
（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坚持与时俱进、对前人的理论成果进行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当时，虽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却早已暴露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制造出巨大的社会灾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凭借暴力，在国内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迫使广大农业劳动者与土地分离，在国外开展血淋淋的殖民掠夺、灭绝人性的贩卖黑奴活动和以超经济强制为主要特征的海外贸易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784页）。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广大雇佣工人的又是被奴役、被剥削、饥饿、贫困和失业。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才有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很早就摆脱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绝对化的思想束缚，最先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课题。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批判，包含着许多击中要害的见解；他们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耀着不少天才思想的火花。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反映不成熟的实践的不成熟的理论，它包含着许多缺陷和空想，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运动，因而不能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来论证资本主义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必然性；他们同情无产阶段被压迫被剥削的遭遇，但是却没有认识到，正是无产阶段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也没有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交替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他们幻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伟大的革命变革，还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他们对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作了天才的具体描绘，其中不乏闪光的天才预见，但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而是以主观愿望和主观臆测为出发点，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特征大多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采用反向思维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正是由于存在着这许多缺陷，所以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份，同时又对其“空想”的成份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揭示出了资本主义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必然性，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论断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之上；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无产阶段反对资本统治的政治斗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当时社会中处于被统治、被剥削、被奴役的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正是无产阶级是埋葬旧制度创立新社会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上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不是社会的主是矛盾，因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能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实事求是的观察，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考。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的最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此外，对社会再生产问题，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存在形式利润、利息、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等等问题，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做过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正是因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因而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包含着许多缺陷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不能摆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因而他们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是把它看成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合乎自然的、绝对和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起点的，但又不是对它的简单继承。他们纠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中的错误，分析并解决了其中包含的矛盾，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辩证法，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由此，全部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了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
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辩证法同唯心主义高度结合 的哲学。黑格尔是这种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在阐述“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中，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绘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他提出了关于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源泉的思想，关于从量变到质变转化的思想，关于发展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并且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过程，揭示了概念的矛盾运动。这是黑格尔对辩证法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他的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大师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宣称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神学还原为人本学。他运用人本学的理论论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坚决维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彻底否认所谓在物质世界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不彻底的，带有形而上学和同唯心主义宗教伦理思想调和的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时候，面对的时代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继续发展，使社会规律、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显露出来，为人们认识这一规律提供了客观条件；19世纪中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揭示了自然界的联系和运动的辩证法，打破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深化为依据，并且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冲破了一切旧思想体系的束缚，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宗教、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当时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已经达到的成就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探讨的许多重大问题，前人都已经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是简单地继承这些成果，而是根据客观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发展变化、根据人们实践的发展变化、根据人们认识的发展变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毛泽东语，见《实践论》），从而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知识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认为他们创立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特别强调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毛泽东也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反思、否定和修正补充。
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制定的革命纲领。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宣言》的德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尽管“《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指出，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已经过时了:
第一，《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
第三，“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式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否定过时了的思想认识的勇气令人钦佩。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亲自参加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参与了同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到了1859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国家中发生。在恩格斯写著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经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但是，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又经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得出了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一定要走西欧国家之路的结论。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俄国是应当象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而“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俄国在当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观点在马克思1881年2—3月《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表述得更加明确。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又指出，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候，俄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在这种大大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在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30—231页）。
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方面，列宁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列宁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转变做出了深入的、科学的分析。他指出在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这是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计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有了这样的突破，列宁和俄共布尔什维克才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也始终坚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在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1918年，在俄共七大讨论修改党纲时，列宁又指出：“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因为还没有材料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造好。”（《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4-135页）在这里，列宁再一次表现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而要从具体事实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
列宁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曾经实行过以工业国有化、余粮征集制、限制市场与私人贸易和推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战胜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而造成的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一种排除商品交换关系、对生产和分配实行集中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措施对于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以求取得战争的胜利，保卫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列宁肯定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1921年，在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决定用新经济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在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时，列宁说：“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但是，也要看到，“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做法不能使农民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工农联盟。在战争结束后，它的这些弊病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20年，俄国主要产粮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25年春俄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果断地决定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在全俄国推行，用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点包括：
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和余粮征集制不同，不是征集农民的全部余粮，而是以征税的方式，向农民收缴事先规定限额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农民完税后的余粮和其他农副产品可以自己支配，自由买卖。由于粮食税的征收数量只相当于余粮征集制的一半左右，肉类仅为四分之一强，而且应征的数量在春种之前即公布到户，增产不增税，提高了农民的经营兴趣，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上升。
第二，工业企业停止推行国有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
第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发展。鉴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列宁从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保留商品与货币，大力发展商业。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它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第四，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俄共党内有的人表示出担心和不同的看法。列宁针对这种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他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同上，第527页）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同上，第529页）。列宁还主张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赛。
新经济政策是在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市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行不通的情况下实行的，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对以前错误的纠正。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同上，第571页）。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最好地说明列宁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与时俱进的精神。
三、准确理解“与时俱进”的内涵
当前，“与时俱进”是一个在文章中和人们口头上出现得很频繁的词语。但是，“与时俱进”的本质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与时俱进”？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是对“与时俱进”这个指导方针的最精辟、最准确的解释。
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最基本的内涵。
“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就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始终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之中，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表现出一定的特色。“与时俱进”就是指我们的理论和工作要随着客观事物与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要体现出时代特色。
首先，体现时代性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随着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一种形式，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而客观世界永不停止地在发展变化着，因此理论也就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毛泽东同志对理论要体现时代性作过十分明确的阐述：“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直排本，第284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无产阶段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才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列宁正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这一时代变化，才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也正是由于他正确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当时俄国国内和国际主要矛盾的变化，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发生的理论并且成功地领导了实践这一理论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提出了在中国的国情下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计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发展道路，把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阶段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变化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深化而发展；而且，这种变化和发展是无止境的，在以后，它还要用客观事物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来不断地修正自己、充实自己。
其次，体现时代性要求我们的工作也要随着客观事物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也应该随着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其他的社会矛盾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矛盾的影响和制约的。因此，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从过去抓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在50—80年代，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整个国民经济表现出短缺经济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式是以大规模增加投入、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到了九十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从根本上扭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之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上来。
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最基本要求。
与时俱进的“进”就是指我们的理论和工作要变化、要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以对客观事物与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而不是与此相背离的任意的变化。因此，把握规律性是我们的理论和工作“与时俱进”的最基本要求。
首先，把握规律性要求我们的理论和工作要始终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比如说，现阶段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我们党内来，因此开展积极的反腐败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始终把握住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伟大正确的党这个本质，坚决地同各种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企图作斗争。又比如，二十年来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人们认不清这个本质，就会或者把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改革的目的理解为是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实际工作中对国有企业搞“一卖了之”、把改革引上歧路；或者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从而对改革本身持否定态度。
其次，把握规律性就是要求我们始终看准前进的大方向、始终牢记党的最终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建设共产主义，在近期的目标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由于客观事物的变化是十分迅速的，实践活动是十分复杂的，事物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因此，我们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所强调的中心工作可能会经常发生变化，阶段工作的重点可能会多次转移。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了自己前进的总方向、总目标，不要因为阶段性工作重点的变化而头昏眼花，迷失了方向，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再次，把握规律性就是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新事物，满腔热情地保护新事物，积极地培育它成长壮大。客观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以新事物的不断出现来实现的。因此，支持新事物就是把握住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天天都在创造出新的东西。当然，新出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新事物。新出现的东西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有不少是腐朽没落的旧事物的回光反照或者变种。只有那些可以代表客观事物发展方向的东西才是新事物。把握规律性就是要求我们去伪存真，善于发现新事物，并满腔热情支持它成长壮大。
总之，把握规律性就是要求我们在“进”的过程中，认清事物的本质，不被现象所迷惑；牢记前进的大方向，不要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迷路而误入歧途；热情支持新事物，不要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最突出特征。
与时俱进的“进”，就是通过不断的、丰富多彩的创新来实现的，没有创新，与时俱进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在理论和工作中要勇于创新。
首先是观念的创新。例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群众基础的认识……等等都需要创新。
其次是制度上的创新。我们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设，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同迅速发展变化着的实践不相一致的缺陷，因而创新是必要的。而且，实践还要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因此制度的创新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再次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我们党在八十余年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其中有许多在已经变化了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仍然是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例如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等等。但是，也要肯定其中有一些作风和方法如今已经没有其发生作用的条件，因而不适用了。因此，我们要努力研究当今的时间、地点、条件，积极地探索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来，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200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