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执政党路线是健全法制而不是阶级斗争
摘要：阶级斗争不是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已经为我们党和人民所共识。这一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根据历史事实和当今世界现状，可以阐明即使当今社会前进不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对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建党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多种所有制形式、产权政策、政治文明、制度创新等等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面临着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是马克思当年没能预见到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国家问题。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就进入共产主义，也就没有阶级存在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存在阶级斗争是理论界的长期共识，实现共产主义就自然没有阶级斗争也是理论界所公认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是否仍然需要坚持阶级斗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没有论及的。所以，我们党十五大和十六大修订的党章陈述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结论，虽然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但也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党根据近代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发展。[1]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是否坚持阶级斗争曾经是拥护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 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时说：“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3]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结论，是马克思总结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得出的规律，也是我们党夺取革命胜利所遵从的理论基础。然而，建国后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反面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前进并非总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党的中心任务放到经济建设上，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中共十六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里，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我们在新时期理解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深刻的启示。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中国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如果“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下进行的，那么阶级斗争在生产力和文化进步中，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当然就居于次要地位。“三个代表”思想，表达了我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在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矛盾，比起我们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可以通过政治文明、制度创新等现代和平方式来解决的。事实上，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修改的党章，都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宪法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理论界就有责任正面阐述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政策，为我国有关私营企业，私有财产的法律提供坚实完备的理论基础。近年来我们理论界落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法规与宪法更新的速度，致使商家潜意识中感觉到的一种潜在政治风险，从而使得商家保留着对党和国家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怀疑态度。商家头脑中的政治风险预期，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是一大障碍，并导致我国资本积累的困难：非公企业没有长远投资规划，经营目标短视，盈利后吃光花光，不思再投资，或者卷到国外。“近年来，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正在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1991年估计为64.38亿美元，但从1996年始，这一速度正在不断地加快， 其绝对规模屡创新高，1997年达到364.91亿美元，约占我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60％左右，是我国当年外债净流入的3.5倍。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我国目前的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超过3.5％，已经大于曾经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韩国约为2.2％的这一比重。”[4] “中国的资本外逃不具备经济衰退驱动特点，”[5] “私人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是有产者对资产的安全性的考虑，担心国家政策会有所变化，使其资产缺乏应有的保障而受损失。”[6] 由于缺乏资本积累的积极性，“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寿命是2.9岁，以5年为核算基数，民营企业存活率仅为2%，以10年为核算基数，企业存活率不足1%。在美国，每个行业2/3的企业寿命不超过6年。与美国相比，我们民营企业的寿命要短得多。”[7] 资本外逃仅仅是理论滞后于实践对经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的例证之一，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法制的健全等等其它方面的改革是否能得以顺利进行，都有赖于我们能否正面阐明社会进步的非阶级斗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在我们讨论阶级斗争前，有必要先明确几个相关概念。首先，阶级的概念属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它有别于地域性的国家概念，也有别于具有共同文化、信仰的民族概念。其次，仅仅存在阶级矛盾在逻辑上不能得出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的结论，仅仅有阶级斗争也不必然导致其表现形式为暴力革命。当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时，我们跨越了几个概念。确切地说，应该是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如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主要的矛盾无需经过斗争方式来加以解决，则处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更无需经过斗争方式来加以解决。退一步说，如果主要矛盾无需经由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次要矛盾还需要经由斗争方式来解决的话，那么这种斗争至少不应该一定得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由于这些矛盾在有阶级的历史阶段中都表现为阶级斗争，所以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自奴隶社会到马克思时代，历史确实遵循马克思的结论。然而，近代社会的演变，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表明近代人类社会的前进，更多的是由于国家和民族矛盾推动的，而阶级斗争的作用呈现出了减弱的趋势。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自强的历史，即以国界划定的民族矛盾历史。民族自强是160多年来的主线，阶级斗争是副线。1840年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都是以民族自强为目的的努力。由于上述这些努力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因此认识到不改变中国社会结构不足以抵御列强侵略，由此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无力抵御列强侵略、反而与列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共同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彻底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国内各阶级携手打倒列强，取得了北伐胜利；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国内阶级斗争再起，则日寇趁机入侵，导致东北沦陷；1937国共再度合作，中国各阶级再次联手，直至驱逐日寇，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8] 当中国各阶级团结起来，联合抵御列强时，中国社会就发展；当国内阶级斗争激烈之时，中国社会就倒退；中国在国际上就会处于被人宰割的地位，帝国主义就得以趁势入侵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所以得民心，因此由弱到强，直至得天下；而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外国势力，所以失民心，因而由强而弱，以至失天下。总之，团结一致，抵御外辱，则中国社会前进；军阀纷争，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倒退。1950年我国没收了官僚资本家的厂矿和金融机构，这可以说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因为我们同时保护了民族资本家，而官僚资本家代表了外国列强的利益，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依赖的是美国装备，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没收了官僚资本家的厂矿就是没收敌国财产，这是国际惯例，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它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解释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和1951年的朝鲜战争，解释此后二十多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继续。在其后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大搞阶级斗争，引起社会倒退，以至有被开除球籍之虞；当国人意识到民族危机，团结一致，大力发展经济时，社会就发展。中国近代史有阶级斗争，那是次要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正如国歌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自抗日战争以来的这种危机，远未结束，中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还没能使中国进入一种可以高枕无忧，放任自流就能稳步持续发展的轨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任何阶级利益之上，是以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识到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为基础的[9]，[10]。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以阶级斗争为主导，而是与国际经济秩序息息相关。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运作和和全球资源配置，不是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产生跨越国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是产生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由阶级对立所导致的阶级斗争退居历史前进动力的次要地位。如果说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与宗主国模式的世界经济秩序内，宗主国内部阶级矛盾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矛盾还不相上下的话，那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就亚于国际关系中的民族矛盾。到了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无论什么国家内部的什么阶级矛盾，都不如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矛盾突出。前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格局是，南北矛盾明显大于各国内部阶级矛盾。从国际贸易组织的谈判就可以看出，各国都为本国公民利益谈判，而不是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无产阶级没有国界。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并没有使阶级斗争跨越国界，形成全球性的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自二战以后，世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时有发生，但多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使有内战，也以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居多，很难找出一个完全由阶级斗争引起的战争，即使有也是依附于东西两大阵营对立冲突而来的，或是由外国势力引发的。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有从暴力形式向非暴力形式转变的趋势，国际关系中对话和谈判越来越多的取代战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是什么原因使得世界近代史的发展，不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由阶级斗争来推动呢？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在分析这些原因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基本原理和精神仍然是指导我们社会前进的指南。但这种指导，只是在我们将其作为科学理论来看待，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牛顿力学的一些结论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否定，但仍然不失为现代工业应用的主要科学理论一样。另一个类似例子是马尔萨斯理论：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灾难并未发生，尽管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世界现有的粮食足够养活由医学和社会进步带来的高速增长的人口，但马尔萨斯的基本的人口与资源矛盾原理，仍然是我们今天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要像对待牛顿和马尔萨斯的科学理论一样，以平和务实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进步逐步表现为非阶级斗争模式的原因。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物质文明是自人类历史产生以来最先进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无产阶级相对贫困还存在的话，那么绝对贫困即使不是不存在，也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以暴力革命斗争形式争取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已变得不那么必要。在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年代，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暴力革命拯救的生命多于毁坏的生命。绝对贫困是造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暴力心理的基础。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物质丰富到如今的程度，对无产阶级的温柔妥协，并不显著降低其生活水平，甚至还提高了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如保障基本卫生居住条件，可以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暴发和转播，也使得了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同步改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并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所以，物质文明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阶级斗争，尤其不必倚赖暴力革命。对于进行小康建设的中国，更不可能存在什么绝对贫困。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财政政策中的再分配功能。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自从西方接受了凯恩斯理论以后，工人阶级就与资本家之间有了共同的利益：工人的基本收入，是满足有效总需求、保障资本稳定循环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论，是基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劳动的社会化的矛盾得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不可避免，而绝对贫困势必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周期性的经济萧条[11]。西方采用了凯恩斯理论后，各国政府实行了福利社会的政策，满足了穷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保障了社会有效总需求，进而促进了资本的正常和稳定循环。现代税收政策，使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进行了重新再分配，有效缓解甚至避免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劳动社会化之间矛盾的激化。西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大地降低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振荡的幅度，使经济更接近可持续发展，使社会分配更加公平。资本的效率与社会公平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在稳定有效需求上有了共同的基础。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政府行为不但避免了绝对贫困，而且还抑制了相对贫困。由于西方国家也采取了许多向社会公平倾斜的法规政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避免了激烈的阶级斗争。[12]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物资生产性产业在西方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如此发达，以至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物质生产，三分之二的人在第三产业。由此造就了广大的中产阶级。这就是说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并不是社会的主体，不占社会成员的多数，他们之间即使有阶级矛盾，甚至或许发展和表现为一定的冲突，也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
第四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物质生产更多的仰赖于脑力和智能，要求劳动力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接受更多的培训，而资本家不能像强制体力劳动一样强制脑力劳动。因此，现代管理有一套复杂的，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这样一来，雇佣关系中劳资双方在工资和工作条件谈判的力量对比与马克思时代大不一样。资本家肆意剥削劳动者已经不太可能。劳动力可以作为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一样具有政治影响力。现代企业治理更多的是寻求生产关系中各方的利益均衡点，生产资料所有，仅是政治权力分配中的筹码之一而不是全部。
第五点，就是当今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观念，制度等上层建筑可以由非暴力形式来加以转变。如果说以往的社会进步，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由下而上通过暴力得以实现的，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经由改变上层建筑，进而改变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这样自上而下运用和平的法律程序来完成。以前，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而上层建筑相对稳定。这种生产力活跃而作为上层建筑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非常稳定的现象，用中国一句古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今上层建筑一样活跃。人们观念变化之快，是为所有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所见证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教育、大众媒介等手段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进而以立法形式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阶级斗争。现代的经济贸易政策法规可以用税收及其它机制经由法律程序剥夺不负社会责任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甚至金融体制的合理安排本身也可以使资本从不负社会责任的所有者手中经由市场机制流到负社会责任的所有者手中。所谓负责任的所有者，是使经济发展满足帕累托最优原则，造福人类的所有者。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不是因为马克思喜欢暴力，而是马克思观察总结历史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科学结论可以是有限范围内正确的结论，不等于普遍正确结论）。就共产主义理想而言，人类的福祉是其最终目的，能不用暴力，就应该避免暴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有这样一个问答：“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所有制？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3] 今天我们党执政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了，可以用非阶级斗争模式发展社会主义了。
第六点，人类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社会发展是没有阶级斗争的，经由有阶级社会，由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以至今天。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最后一步，是阶级差别减弱的过程，是弱化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由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过程。因为阶级斗争将强化人们的阶级意识，而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当然也就无需阶级意识。所以，人类不由阶级斗争步入有阶级社会，亦应不由阶级斗争步出阶级社会。这才是历史螺旋式上升的逻辑，才是目标与手段统一的逻辑。
再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社会发展机制，而由这一基本理论派生的阶级矛盾理论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1950年至1953年的土地改革，是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解释，土地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新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也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生产力发展如此迅速，生产关系很快就不能适应了。农村两极分化，使部分人又回到贫困。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步，即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而这次革命，是温和的，非暴力的。如农村和小手工业的合作化，大都是自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结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过程虽然是非暴力的，自上而下的，但一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这期间有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第二，对于某些生产方式来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超前了，从而违反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当时我们党看到了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看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但无从判别是公有化过头了，还是公有化不足。结果是中国选择了加大公有化程度的冒进政策，因此有了大跃进，公社化。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公有制都过头了。部分公有制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这一问题有待其它文章深入讨论，这里，我们回到阶级斗争问题。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受阻，中国于是面临一个抉择：怎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呢？按照当时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我们有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是基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产生的，因此是无可非议的。由于我们把此前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将由此产生的进步，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由此有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条化了。经过文革以后，邓小平首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框架，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理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理解为只要采纳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因此我们有了包产到户、承包制、个体户、及其后肯定的多种经营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大大进步了，而且这一进步没采用阶级斗争的模式。对这一发现的总结，就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总之，我们不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了，不是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科学原理。恰恰相反，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比阶级斗争原理更基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表现为阶级斗争时，我们就搞阶级斗争；当这些矛盾可以用其它模式解决时，我们就不搞阶级斗争。当今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三大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中华民族复兴与国际反华势力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得不断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地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我们党变为执政党后，就有能力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就有能力用健全法制、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等手段来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有能力不采用阶级斗争模式解决这些矛盾，尤其不采取暴力革命形式。在国际上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反对任何暴力斗争的。我们只有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阐明社会进步可以不用阶级斗争的模式，而且我们党还尽可能不采用这种模式，才能为我国对外求和平发展，对内求安定团结等各项方针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改革政策长期地、稳定地深入人心，才能攻破国外“中国威胁论”的谣言，才有可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入可持续的稳步发展的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